陈光中著的《走读周有光(修订本)》以作者与传主周有光及其家人十五六年的交往为基础,以作者历时九年、行程近万里的对历史的实地考查为脉络,以对话访谈、图书文字作品、展览实物、历史图片、作者实地摄影照片、手绘画作等大量史料为依托,既遵循了周有光人生历程中的主要时空地点的变换,又逐步展现了作者边走、边读、边写、边想的独特风貌。
本书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理解和研究周有光及其人生经历与成就都有较好的学术价值的参考;对于了解和还原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也提供了一个史料较为丰富的窗口;同时,本书也是对周有光先生逝世的纪念。
本书传主周有光(1906—2017),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成就斐然、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他的一生,历经了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他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无论他生命的长度、成就的高度、思想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都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迹。他是资中筠、葛剑雄、黄永玉、易中天等众多名人共同尊崇的智慧大家……
陈光中著的《走读周有光(修订本)》这是一部构思精巧、史料珍贵、与众不同、图文并茂的周有光传记。作者十年磨一剑才得以写就本书,经传主周有光先生生前亲自审阅并为书名题字,开卷有益。
说来自觉汗颜: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我对“周有光”竟是一无所知。
我最先认识的,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
我与她仅有“一面之交”,准确些说,是70分钟。本来约定只聊一刻钟的,没想到时间会过得那么快。若不是有客人来,我已经忘了时间。
见面的第一句话,她用浓浓的南方口音说:“咱俩是同志!”
我不解。
她嫣然一笑:“我最喜欢紫颜色,多子多孙啊!你也穿的是紫颜色。所以咱俩是同志嘛!”
那是2002年5月19日。虽是初夏,天气已经热得很了,所以我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短袖衫。她的衣服果然也是紫色,但紫得很不一般。我对衣料不在行,说不出她的上衣是什么料子。似乎是一种丝绒,动静之间,会有奇妙变幻的光晕在闪动。那衣服的样式更不一般,是一件中式对襟小褂,配上精致的黑色扣襻,有浓郁的古典韵味。
她整个人都有那样一种古典韵味。比如她的头发,几近纯白,细致地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用几个发卡随意一别,便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不太会形容一个人的容貌,所以借用别人的一句话:“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我想作一点小小的更正:这句话去掉“年轻时”三个字,也许要更准确。因为我在见到她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美”是无须用年龄来限定的。
我还想说的是,“美”未必完全表现在容貌上。允和的美也很有些不一般。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琢磨透这“不一般”的感觉究竟来自何处。但很快我就明白那原因了:她始终在笑。微微的、淡淡的,是如同孩童般纯真的、极其具有感染力的笑,使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之绽开笑纹。
她说了好多故事。有趣的,幽默的,动人的,曲折的,哀伤的……她始终在笑着说,我也始终在笑着听。我们都沉浸在故事里了,所以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直到有新的客人来了,是事先约好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不得不告辞。
拜访张允和的缘由,是我前不久刚刚去过苏州她家的老宅。
那是出于一位朋友的建议。她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名人故居的东西,听说我要去苏州,告诉我:“你应当去九如巷的张家看看。”
见我对九如巷和张家一无所知,她很认真地说了许多事情,使我觉得的确很值得去看看。
九如巷在苏州老城靠南一些的地方,张家位于胡同中部,并不难找,因为这只是一条短短的巷子。但是进入张家的院子后,会发现这里另有一方天地:小小的庭院洋溢着一片绿色,草木丛中时而探出数枝盛开的花朵,连空气似乎也比外面清新了许多。
接待我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自我介绍说,姓张,名寰和;耳朵不太好,说话需要大声些。
有一点使我感触颇深。这些年来,名人也好,名人的子女或亲属也好,我多少也接触过一些。热情的、随和的、认真的、冷淡的,高傲的、充满警惕甚至敌意而毫不客气地让吃闭门羹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基本都曾遇见过,但是,像张家这样,对一个陌生的来客没有任何戒心,完全敞开大门、敞开心扉,以最纯洁无瑕的心情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并不多见。
与张寰和——包括后来与张允和——谈话的感觉,犹如熟悉的朋友或亲属之间的闲聊,十分轻松。
于是,张家的情况,就在这轻松的闲聊中慢慢向我展开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先后任直隶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贵州巡抚、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这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职务,恐怕还未说得完全。
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辛亥革命后举家前往上海,后来迁至苏州。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以及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自己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主,此后男中未能持久,则全力办好女校。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匡亚明等人。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当地组织——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现在该说到张寰和这一代人了。
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生有14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留下4个女儿、5个儿子。她36岁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不幸逝世。第二位夫人韦均一,生有3个孩子,但仅有一个儿子活下来。这样,张家就共有10个孩子了。这姐弟i0人虽然同父异母,却感情极深,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是同一个母亲。
张寰和很仔细、很认真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些兄弟姊妹的名字和情况。P2-4
几年前,我曾有意询问过20位朋友,算是一次小范围的调查。提出的问题很简单:“知道周有光吗?”
有18个人茫然反问:“周有光是谁?”
还有一个人做思索状:“周有光?是不是和沈从文有什么关系?”
听到这个回答,我不知应当感到欣慰还是悲哀:周有光的名气,居然还要从沈从文那里“借光”?
只有第20个人很坚定地回答:“知道。不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嘛!”
这回答还算有点靠谱,但不完全对。
之所以说“有点靠谱”,是因为,作为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只要你使用手机,只要你使用电脑,只要你查字典……你就离不开周有光的成果——《汉语拼音方案》。
但是,仅凭这一点,还无法涵盖周有光那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更何况,他还在不断做出许多让人惊叹的新事情呢。
几年过去,周有光先生似乎真“有光”了。报刊媒体上时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书店里也有不少他的著作。如果再进行一次调查,继续询问“周有光是谁”,肯定会有较多的人回答“知道”。但是,在这些人中,大多数所“知道”的,也许仍然还是“汉语拼音之父”那个虚妄的名头。
其实,周有光曾明确说过:“我不喜欢这样子,我不喜欢吹牛。”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编制过程中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那项工作应属集体成果,所以他的自我定位只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作人之一”。至于什么什么“之父”云云,不过是媒体为博人眼球而炒作的噱头,不仅不会给人增光,反而是对有光先生的贬损,因为他的杰出之处,并不仅限于《汉语拼音方案》。
说到这里,人们一定更要追问:“周有光到底是谁?”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有些“知道”的朋友所说,周有光的确与著名作家沈从文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连襟。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出身名门,叶圣陶曾说,“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沈从文同样幸福,娶到了张家三女张兆和。张家四女的婚姻,本来就是相当动人的故事。
张允和不愧“才女”称号,晚年出版了多部文集,她撰写的《昆曲日记》,堪称研究昆曲历史的“教科书”;张家十姐弟早年创办的家庭刊物《水》颇有名气,在停刊近七十年后由张允和主持复刊,被戏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刊物、最老的编辑”,至今仍由张家的成员继续编辑,海内外的许多名人都是它的忠实读者。所以张允和曾得意地拿自己的夫君打趣:“我比有光更有光!” 然而周有光无须借助夫人或连襟的名气,自己本身就相当“有光”。
周有光于1906年生于常州,经历过清末、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新中国不同的时代,百年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早年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颇有建树,50岁时却突然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工作;70多岁了还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是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三位成员之一。家中小辈与他调侃,说爷爷你亏了,你搞经济半途而废,你搞语文半路出家,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周有光笑答:“一点不错,我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
1991年,“5岁”的周有光正式离开工作岗位,他自命“学人”,把重新学习称为“自我扫盲”。他的“扫盲”成果是,二十多年来,基本每月发表一篇文章,每年至少出版一部著作。百岁以后——在他算来是“20岁”以后,还陆续出版了《百岁新稿》《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见闻随笔》《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周有光百岁口述》《朝闻道集》《拾贝集》等新作,内容涉猎广泛,笔锋颇显犀利,观点相当尖锐,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2010年的第十一届深圳读书月活动中,《朝闻道集》入选“年度十大好书”;2010年12月15日,周有光获得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南京市政府、凤凰卫视联合评选的“中华文化人物”称号;2010年12月19日,他又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魅力榜”,被誉为“大音之魅”而获得“中国魅力人物”称号;2012年和2016年,他的著作两度获得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如此业绩,堪称文坛奇迹。有趣的是,2010年6月,已经104岁的周有光,还经朋友的帮助在网上开辟了博客;更有趣的是,他的博客不仅引来大批“粉丝”追捧,还招致许多恶言辱骂,而他对这些追捧和辱骂均付之一笑;他的口头禅是:“好玩极了!”
对于自己的长寿,周有光曾戏言:“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其实命运对他并不宽容,2002年,张允和去世,那时周有光96岁;13年后的2015年,他唯一的儿子周晓平去世,那年周有光109岁。垂暮之年,还要经受丧妻之苦、失子之痛的人生悲剧,更不必说持续不断的病痛折磨,但他每次都坚强地挺了过来。直到2017年。1月14日,在人生第112个年头的第一天,他应上帝之邀悄然而去了。
这样一位富有传奇经历的老人,是不是很值得一读呢?
我自2002年与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结识,屡经交往,自有许多感触积存心头,几经踌躇,终于耐不住诱惑,贸然下笔写了这部书。自知文笔拙劣,只怕未能“有光”,反倒减彩,所以先把丑话说在前面:这书只是一幅技法欠佳的速写,要想真正品味“百岁学人”的文风,还是得去看他自己的作品。 在这本书中,我依然采取“走读”的方式,从周有光的出生地常州起步,先后走访了他生活和工作过的苏州、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北京以及当年下放劳动过的宁夏西大滩等城市或地区。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与读者一起领略诸多更深层次的感悟。
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也不是游记随笔或采访手记,它似乎像一种“杂烩”,说不出什么明确的体裁和章法。我尝试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把作者的“亲历、亲写、亲摄、亲绘”作为基本的原则,把“图文并重”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体现“边走、边读、边想、边写”的写作特点,力求在书中人物、作者与读者三者之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气氛;笼统说来,它只是将我的“走读”过程及具体感受掺杂于故事的叙述之中,使读者能有“身临其境”“心临其境”的触动,从而引发思想与感情的共鸣。我的一些作品以“走读”命名,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也希望,如此有关“走读”的尝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有心再版这本传记,不仅是对故人的纪念,还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前贤的故事。感谢责任编辑隋丹,为这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保持原貌,我仅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订与补充,没有进行大的改动。书中使用了两百余幅图片,并依然保持我以往的习惯:其中的景物照片均属我实地拍摄;那些人物画像、速写等等,也由我亲自绘制。同时,还选用了周有光、张允和夫妇家庭相册以及所著书籍中的部分照片;他们的亲属——张寰和、周孝华、毛晓园、沈红等等,也热情地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历史照片,多是直接摄自有关的博物馆或专题展览。图文相辅,也可算是这本书力求达到的效果之一吧,所以在书末特地编制了相应的“插图索引”。
闲话少叙。这书是否值得一阅,还是等待读者评价吧。
回顾这书的写作经过,似乎“走”的时间多过“读”的时间。下江浙、去西南、走西北,屈指细算,仅乘坐火车所走过的路程,累计也有上万公里了。如今回想起来,在那“行万里路”的经历中,还是有许多收获和感动的。
对于那些曾经给予过诸多指点和帮助的人们,我心中多有感激。最先想到的是张晓颖女士,当年正是由于她的建议,我贸然闯进了苏州九如巷张家,如此才有了这本书;她的夫君曹宁先生,作为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直给予积极的帮助,巧的是,那次去成都,我偶然得知他的父母抗战期间都在重庆,专程前去拜访,听两位老人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实难忘怀。至于苏州九如巷的张寰和先生与他的夫人周孝华老师,已是多次交往,那对坐恳谈的情景,历历在目。还有周有光的亲属毛晓园与宋庆福夫妇、沈龙朱先生、沈红女士,北京作家庞旸女士,常州青果巷的潘再生先生,周氏族人周蔚春先生,兰州的老朋友邵笑女士,以及许多偶然相遇不知姓名的好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妻子小敏,作为“第一读者”和“首席校对”,付出了与我同样多的劳动。
当然,最应当感谢的还是周有光、张允和夫妇以及周晓平先生。这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源自周有光及张允和先生所著的《多情人不老》《朝闻道集》、《拾贝集》、《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张家旧事》(张允和口述、叶稚珊编写)、《最后的闺秀》、《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诸多书籍以及家庭刊物《水》等;其中的许多照片,摄自他们的家庭相册。正是由于他们的信任与坦诚,才使我的“走读”得以顺利进行。
让人伤感的是,几年间,许多人已经飘然离去。
记得2014年lO月22日,我与妻子小敏再次去苏州九如巷拜访张寰和先生,他身体状况尚可,只是精力不佳;周孝华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提供了不少珍贵的照片。刚过了一爪月,11月21日,寰和先生在睡梦中逝去,享年95岁。
最突然又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2015年1月22日周晓平先生的去世,他还不到82岁。周有光先生曾乐观地说:“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他怎能想到,自己的儿子竟会走得这样早呢1
6个月后,2015年6月18日凌晨,张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张家四姐妹”就此谢幕人间。
人生总有终点。
随着周有光先生应上帝之邀而去,似乎那个色彩斑斓值得怀念的时代也应当结束了。
其实未必。
因为历史既不会终止,也不会中断。
周有光的故事、张家人的故事,还将久久地延续下去,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
回想当初,我请周有光先生为我的书稿题词,他欣然下笔,写的是:“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
他说:“我最近常常写这句话。这是整个世界观的改变。”
我想,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