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作者自编文集,再现初版原貌。
《鲁迅自编文集》适合各年龄层段的读者阅读、收藏,体现了经典图书的加成价值。
对社会事件和文明进程的敏锐洞察,使其作品具备预言性质和研究价值。
《南腔北调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2年—1933年间所写的杂文数十篇。
《南腔北调集》是鲁迅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鲁迅在1932年—1933年间所写的杂文数十篇。当时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击鲁迅:“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调’。”对此,鲁迅迎头反击道:“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调,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表明了自己不愿随波逐流,鄙薄无聊文人的立场,信手拈来的这个集名,诙谐幽默之中,寄托了对敌人的鄙视,表示了不妥协的态度。所以先生将1934年3月出版的这个集子命名为《南腔北调集》,是一种自嘲,更是对美子的嘲讽。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像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P10-12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爆,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日《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配对。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书》,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编副刊,一位喽罗儿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L.Mencken)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每年出一本书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书的门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传授似的。但梁教授极不愿意因他而牵连白璧德,是据说小人的造谣;不过门肯却正是和自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拨,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觉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则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计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涂,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连我自己做过短评的人,也毫不记得了。一年要出一本书,确也可以使学者们摇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浅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经登载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没有发表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于上海寓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