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词的起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广泛被后世引用者，则是南宋黄异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的说法，该书排在最前面的两首词，就是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而后黄舁在《菩萨蛮》小注中说“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也正如此，后世把李白视之为唐代第一位词人；又由于唐之前的词，大多没有受到后世的认定，故李白的这两首词又成为了标准词作中，流传至今最早的两首。
关于李白这两首词的真伪问题，后世的争论十分广泛，直到当代也没有达成统一的看法。但相比较而言，从历代的评论来看，肯定者还是占了主流，明王骥德所撰《曲律》一书，专有《论曲源》一章，王在此文中称：“入唐而以绝句为曲，如《清平》《郁轮》《凉州》《水调》之类；然不尽其变，而于是始创为《忆秦娥》《菩萨蛮》等曲，盖太白、飞卿，实其作俑。入宋而词始大振，署日‘诗余’，于今曲益近，周待制、柳屯田其最也；然单词只韵，歌止一阕，又不尽其变。”
王认为，最早的词其实都是诗中绝句的变体，而严格意义上的词，就是《忆秦娥》和《菩萨蛮》。在这里，王骥德把李白和温庭筠并称为最早的词人。而明代的何良俊也有着同样的认定，他在《草堂诗余序》中说：“宋初，因李太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辞，以渐创制。至周待制领大晟府乐，比切声调，十二律各有篇目。柳屯田加增至二百余调，一时文士，复相拟作，而诗余为极盛。”
何把词的形成时间定在了北宋，但同时他认为，这些词都是本于李太白的《忆秦娥》和《菩萨蛮》。而到了明末，汤显祖则说得更为明确，他在评价《花间集》时称：“芟《花间集》者，额以温飞卿《菩萨蛮》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为词家鼻祖，以生不同时，不得列入。”汤显祖借他人之口，点明了李白的《菩萨蛮》是“词家鼻祖”。
在诗方面，李、杜并称，那为什么只有李白有词作，而杜甫则一首也没有呢？这种情况也是质疑派常常提到的问题，清初的尤侗在《梅村词序》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词者，诗之余也，乃诗人与词人有不相兼者，如李、杜皆诗人也，然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为词开山，而子美无之也；温、李皆诗人也，然飞卿《玉楼春》《更漏子》为词擅场，而义山无之也。”
尤侗认为，诗人不一定就是词人，他对举了李白和杜甫以及温庭筠和李商隐，而他在叙述中却认定李白的那两首词“为词开山”。
清代藏书家孙原湘，也写过一首《菩萨蛮》，他在此词的小序中称：“词中三李，太白，词之祖也；南唐后主，继别者也；漱玉，继祢者也。词家多奉姜、张而不知溯其先。予与诸子学词而设醴以祀三李，作《拜李图》，各就三家调倚声歌之，以当侑乐。”
孙原湘在这里总结出了历史上三位姓李的著名词人——李白、李煜、李清照，然其点到李白时，孙则称：“太白，词之祖也。”对于孙原湘提到的“三李”，康有为大为赞赏，他在《江山万里楼词钞序》中说：“若美成之跌宕悠扬，苏辛之傥宕道上，梦窗之七宝楼台，姜张之清新俊逸，亦各穷极极妍矣。然韵味之隽，含蓄之深，神情之远，词句之逸，未有若三李者。”
康有为首先夸赞了周邦彦、苏轼、辛弃疾等一系列大词人，而后他又称真正有韵味之词，还是当属“三李”。
清代的陈廷焯对词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把李白的这两首词看得很高，他在《云韶集》中说：“唐人之词如六朝之诗，惟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调，实为千古词坛纲领。”这是从词作上予以的肯定。而对于历史上的第一位词人，陈又在此书中明确地点出：“词虽创于六朝，实成于太白，千古论词，断以太白为宗。”
到了晚清民国间，重要的词家大多数仍然认定李白的这两首词为百代之祖，比如况周颐在《历代词人考略》卷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世谓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初祖，唯是长短句之作，唐以前见之屡矣。如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绿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
况周颐首先称，历代传说李白的这两首词为词曲初祖，但接下来，他又引用了梁武帝等多人的词作，而后况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并皆六朝君臣风华靡丽之语，后来词家之滥觞。特至太白《菩萨蛮》《忆秦娥》而词格始成耳。”况在这里并没有直说他认定李白的这两首是最早的词，但他认为，六朝时期梁武帝等人的所作，只能是词的酝酿期，而只有到了李白写出这两首词，方才形成了真正的词格。如此说来，况周颐也同样认为李太白的这两首词，是严格意义上词史的最早作品。P11-13
本书是我寻访古代词人遗迹的记录，对于这个专题，首先要确认两大问题：一是何为词？二是词的起源？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按照蒋勋先生的说法，宋词是由唐诗变化而来的，他在《蒋勋说宋词》一书中称：“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唐诗经过初唐，发展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它的成就高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已经有些高不可攀，民间慢慢读不懂了。凡是艺术形式意境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也说明它远离了民间。可是民间不可能没有娱乐生活，老百姓会自己写一些歌来唱，这时会被士大夫看不起，说你看那些歌多难听。结果，二者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而一旦二者被拉近，就会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即我们现在讲的词。”
蒋勋先生的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意思，他认为唐诗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因为有太多著名文人的参与，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已经听不懂了，但娱乐是人的本能，于是百姓们又自己写出了一些歌词弹唱，但这些文人们觉得他们的歌词太难听，而后经过改造，就成为了词。
蒋先生的这段话讲述的是诗变成词的原因，但却未曾涉及什么是词？以及何时有了词？对于这两个问题，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有如下表述：“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日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
吴梅的这段话有如下的意思：他认为词起源于唐代，到了五代时才渐渐流行，而到了两宋才达到了顶峰。但他接下来又称，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陈后主、沈约等人的一些作品，已经有了词的雏形；然后到了唐代的玄宗、肃宗之间，词作为一种文体才最终确定了下来，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李白和张志和所作。由此可知，吴梅认为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真正成熟的流传至今的作品，则以李白的词作为标志。
然而陆侃如和冯沅君不这么看，他们在《中国诗史》中专有“词的起源”一章。在该章中，首先列出了四种前人的说法，一是出于《诗经》，二是出于乐府，三是出于六朝杂言诗，四是出于唐代近体诗。对于这四种说法，《中国诗史》中称：“这四种说法都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方说虽比较地可信些，但对于律绝为什么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歌的理由，他却未告诉我们。这实在是美中不足，令我们不无遗憾。”
既然这四种说法在陆、冯二先生眼中都不十分可信，那么他们认为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结论是：“最早的词人，照我们看来，当然应推八世纪前期的民间作者。”
既然是民间无名之士所作，当然在历史上也就不能留下相应的记录，那有记录者当是谁呢？《中国诗史》中列出了八世纪到九世纪间最早的文人词人，计十四位，这其中包括了颜真卿、张志和、陆羽、徐士衡，但该书中明确地称“托名于李白的假古董最多”。
然而《中国诗史》中却提到了“散声”的问题。关于“散声”，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看来，方成培认为正是唐代诗歌中的“散声”，逐渐衍变成了词，这就是他所认为的词的来源。
除了“散声”之外，关于词的来源，还有“和声”、“虚声”、“泛声”等不同的说法，比如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日‘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沈括所说的“和声”，按其所举的例子，应当就是当代诗歌中的“呼儿嗨哟”。虽然如此，他却没有说清有了这种“和声”之后，怎么就变成了词。
相比较而言，明胡震亨说得较为清晰：“古乐府诗，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难以入歌，中间必添和声，然后可歌。如‘妃呼稀’、‘伊何那’之类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绝句，律诗亦间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间，方成腔调。其后即亦所剩者作为实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复别用和声。……此填词所由兴也。”《(唐音癸签》卷十五)》
胡认为，古乐府中的有些词难以唱得出来，于是就在这些词中加了一些“和声”，到了唐初之时，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写成了字，而后将其改变成了曲词，于是就兴起了词这种文体。他的这句话既说明了词的由来，同时又点出了词的起源上限是唐初。
而后到了清末，况周颐赞同胡震亨的这个说法：“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蕙风词话》卷一)
况周颐也认为，词是由唐诗改编而来的，因为把唐诗直接变成歌词，有时不好唱，于是添加一些“和声”进去，渐渐就变成了词。
“和声”之外，也有人认为词的来源是“泛声”，宋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诗文下》) 在这里，朱熹没有提到“词”这个字，但他谈到了长短句和曲子，而后世同样将此作为词的代称。
关于词的起源，第三种说法则是本自“虚声”，明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夫古之乐府，皆叶宫调。唐之律诗、绝句，悉可弦咏，如‘渭城朝雨’演为三叠是也。至唐末，患其间有虚声难寻，遂实之以字，号长短句，如李太白《忆秦娥》、《清平乐》、白乐天《长相思》，已开其端矣。”
徐渭认为，因为没有太多的虚声字用在歌词中，于是人们就找替代之字掺入歌词中，于是渐渐就形成了长短句。他将词的起源定在了唐末，可其又称盛唐李白的作品已经是词的开端，那开端算不算词的起源呢？徐渭没有给出答案。
前面朱熹把词称为曲子，他的这个说法由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予以了印证，比如后世认为流传至今最早的民间词集，就是敦煌洞所出的《云谣集杂曲子》，该集中共收了30首杂曲子，其中就有《浣溪沙》，为此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称：“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称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搞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
王重民明确地说，今天所说的词就是古代的曲子。而后他讲述了曲子的历史，并且说长短句就是曲子，后来文人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固定的文学题材，那就是词，但有了词之后，曲子仍然在流行，文人所作的则称之为词，而民间的俗词小调仍然称为曲子。
王重民在这里将曲子和词进行了两分法，他以雅和俗予以界定，但早在五代时期，曲子和词就合二为一地被称之为“曲子词”，比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首次用到了这样一个专有词：“因集近来词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而《花间集》所收均为词作，看来欧阳炯直接把词称为“曲子词”。而与欧阳炯同时代的孙光宪也这么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北梦琐言》卷六)看来，在五代时期确实是把词这种文学题材称为“曲子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现代学者顾随先生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其在有唐，只日‘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故日：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日：大小之分而已。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释曲子词寄玉言》)
既然词是由诗转化而来的，那么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呢？宇文所安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中称：“音乐性是这一诗歌类型的标志性特征，将它与诗区别开来。诗，也可配乐和演唱，但通常并不这么做。早期的词，总是配乐并演唱。而且，词不是随便什么歌曲；它主要是用于城市娱乐场所的歌曲，由职业歌女、舞女表演。” 这里认为，词区别于诗的最大标志就是词具有音乐性，但该专著中也称，其实诗也具有音乐性。这么说来，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有些模糊，而该专著只是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常用和不常用。如此说来，如果单纯用音乐性来区别诗和词，其实不是个好办法。随着时间的递延，其实后来的词大部分也不能唱。
那诗和词之间到底应该怎样做出界定呢？其实“长短句”一词正说明了问题：一般而言，诗的格式整齐划一，而大多数词从外观看上去却长短不一。当然，这不是一种绝对的分法，因为有些词的句式也很整齐，而同样有些古诗看上去也像长短句。比如《诗经》中的作品，后世都视之为诗，可是里面也有长短不一的句式，于是，有人就把词的起源追溯到了《诗经》。
关于词产生于何时？如前所言，有人认为《诗经》里面就已经有了词，这个追溯足够遥远，清汪森在《词宗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篇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汪森认为，诗产生的年代也就近似于词产生的年代。而后他举出了一些句式长短不一的上古作品，接着他说：既然这些作品都是长短不一的句式，怎么能不是词呢？
而同时代的朱彝尊，也跟汪森秉持的观点一样，他在《水村琴趣序》中说：“《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句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耳。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
朱彝尊认为，《诗经》中的《南风》就已经有了词的雏形。而后他又举出了汉代的两篇作品，接下来又讲到了南北朝。虽然如此，朱彝尊还算比汪森客观，他在举出这些例子之后又说词的萌芽产生于唐代。
对于汪、朱二人的说法，陶尔夫和诸葛忆兵在《北宋词史》中表示了不赞同：“朱、汪二人纯粹从句式的长短出发，推溯词的源头，忽略了词的音乐特征。”同时，该专著中又引用了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中，所引王述庵在《词宗序》中的说法：“汪氏晋贤，序竹坨太史联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本于乐。乐本乎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王述庵在这里先夸赞了汪森，王说汪把词的起源追溯到了《诗经》，这真是一种创见。接下来，王又说词的诞生要比诗晚，而词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音乐性，所以说，把长短不一的诗视之为词是不正确的。
既然如此，那词这种文体究竟产生于何代呢？后世的文人对此各有各的说法，比如南宋王炎在《双溪诗余自叙》中说：“古诗自风雅以降，汉魏间乃有乐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王炎认为，诗起源于汉魏乐府。而与他有同样看法者，则是清代的谭献：“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序》)
另外的说法还有认为词起源于六朝杂言诗，而主流的说法则是认为词起源于唐代，比如清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词，故日‘词’。”
在古代，最具权威的说法，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总目》中《御定历代诗余提要》称：“诗降而为词，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余。”
四库馆臣认为到了唐代才产生了词，而后举出了四首词牌名，其中前两首即为李白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我的这本书起首一篇，写的就是李白。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词起源于五代，清先著在《词洁·发凡》中称：“词源于五代，体备于宋人，极盛于宋之末。”这样的说法因为时代较晚，故少有赞同者。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则把词的起源时代定在了中唐：“中唐时期，另一种诗歌类型—词，已略具雏形。起初，这一诗歌类型，与可由文字组合而成的众多其它歌曲形式的分别，只能微弱、模糊地加以感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五代时期，词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有自己的诸多词调。”即此看来，该书基本赞同先著的这个判断。
确定了词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搞清楚了词的起源，那接下来就涉及本书所收词人的下限，而我把这个时代定到了民国。虽然说有些词人在上世纪晚期才离世，然而他们的创作年代却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故仍然未曾超出我所定出的下限范畴。
如前所言，词是由诗转化而来的，而古代的文人中，极少有只写一种文体者，喜欢填词者也同样喜欢作诗，只是两者之间的偏好略有差异而已，故而将某位古代的文人完全界定于词人或诗人，其实并不容易，所以，我的区分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文体的递传而做出的。
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能够多寻找到几处同一位文人的不同历史遗迹，比如苏轼，他既是宋词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唐宋八大家”中重要的一员，那么，我在《觅词记》中当然要写到东坡，而《觅文记》中也不能缺少他，于是乎，我就找到了两处遗迹来分别写他艺术成就的不同侧面。
当然，东坡的才能绝不仅是文与词，比如他的书法也很有成就。宋代书法家中，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之称，而东坡则排在了第一位，如果要谈论艺术史，当然无法绕开东坡，即使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苏氏易学》也同样是重要的一家。但我却认为，总不能通过两处跟东坡有关的遗迹就将东坡的各个方面一一写到，而这也正是寻访的不易之处。
正是因为本书的着眼点乃是古代文人的遗迹寻访，而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遗迹也并没有因其重要性而被保留下来，在词史上，像宋代的周邦彦、吴文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惜我却查不到跟他们有关的任何痕迹。比如吴文英，我只知道他曾有一度隐居在太湖边，于是我动用了无锡和苏州的朋友，请他们帮我落实吴的故居地址所在。而后朋友们动用各种关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做出了各种努力，最终还是无果，这当然是个大遗憾。
也正因如此，本书无法构成完整的词史，故而只能以找到的结果结集成书。而这些词人的排序方式，则是按照每位的生年为序，以便读者能够大略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的词风变化。
我在寻访过程中，得到了太多朋友们的照顾和帮助，于此，我一并表示对这些朋友们的真诚感谢！
写此序时，正赶上2016年的最后一天，转天将会是新的一年，于此祝愿朋友们有一个新的开端！
韦力序于芷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