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丁家弄朱宅

寻访丁家弄

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为此，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

从地图上看，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民国前，绍兴府城内以南北向的府河为界，东属会稽，西为山阴，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而不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四周共有十个城门，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东临水沟营大街，因此从前绍兴人提到它，往往称为“水沟营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绍兴人的记忆里，它还有一个土名，叫作“竹园里”。

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士雄先生打听了一下。他告诉我，朱家台门他曾去过两次，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里。1979年，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好，石萧墙，栋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说明家里相当富裕。当时有人租了他家一半的房子。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小区。不过，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是因为绍兴有两个丁家弄，所以改了名。

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过校区，从东大门出来，步行约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已改名为丁向弄。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约三四米宽的水泥路，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店铺，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在他小的时候，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差不多就两米宽。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

丁香小区在丁向弄23号，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丝毫也看不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为了那消失的台门，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从出生到出嫁，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过的。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有过哪些悲欢？她后来酸涩的人生、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朱安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

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鲁迅研究30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到了《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经81岁了，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当我对他说了自己想写关于朱安的传记，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户，做些调查访问。  周老先生上次来朱家台门是2000年，时隔8年，丁家弄一带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我们先来到附近的居委会，希望能打听到朱家后人的一些线索。因为是周末，居委会要到下午两点半才上班，但从宣传栏橱窗里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见朱姓在这一区域占了不小的比例。（P3-7）

我用蜗牛一样的速度爬行到现在，才终于完稿。总算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回首过去的这段时间，我常常想到一句俗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不是巧妇，因此，这本书可以说写得很吃力，很痛苦，但同时我又感觉非常值得，因为这是我心里酝酿已久的一本书。

我选择写朱安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绝不是偶然。多年前，还是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关注的是女性文学，自然也阅读了不少国外的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山崎朋子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即电影《望乡》的原作，中译本于1998年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让我看到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我暗暗决定，今后要像山崎朋子那样，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女性的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

毕业后，从事鲁迅研究方面的工作，一直在这个领域里努力着。一晃好几年过去了，我似乎已经把读书时的志愿淡忘了。但另一方面，有一个题目始终盘旋在我心头，那就是朱安。毋庸讳言，眼下名人的婚恋成为一大热点，鲁迅与朱安的包办婚姻也难免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我之所以打算写朱安，并不是想凑这个热闹，更不是为了争论鲁迅与朱安在这桩婚姻中究竟孰对孰错。向来我们只把朱安看成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悲剧符号，认为她的一生是极为单薄的，黯淡无光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人说，“黑暗也能发出强烈的光”，朱安站在暗处的一生是否也有她自己的光？

但构想归构想，真正动笔时，我还是感到不小的压力。首先，我想一定会有人质疑：为什么要为这样一个毫无光彩的女性写一本传记？会不会影响到鲁迅的高大形象？对此，我确实也有过犹疑，让我感到欣喜的是，当我说出自己的打算时，无论是一些鲁研界的前辈，还是我的同行们，都很鼓励我，认同我，并给予我许多建议和帮助。这使我信心倍增，同时，也使自己没了退路——总不能“雷声大雨点小”，让大家对我失望。

其次，我也知道写朱安的传记，资料是个难题。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朱安的生平资料很匮乏，有关于她的种种细节绝大部分都失落了。而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说法，很多也是自相矛盾的。不过，我并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认为朱安的一生乏善可陈，没什么好写。其实，朱安69年的人生也经历了许许多多，在鲁迅去世后，她默默地熬到了抗战结束，现在留存下来的当年的报道，让我看到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她生前托人代笔的一封封书信，读来只觉得凄切入骨，令人心生感慨……在翻阅这些旧资料的过程中，她的形象在我的眼前晃动着，她的一生在我的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当然，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倾听这样一位女性的心声。虽然山崎朋子的《望乡》被我奉为典范，但其实，它走的是“口述历史”的路子，不是我所能效仿的。以往的女性传记，都是精英知识女性的传记，起码有一些自述性的文字，从中可以解读她们的内心世界。而朱安不同，她早已不在人世，又是个不识字的女人，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旧女性，我们连弄清她的生平细节都有很多障碍，更不用说对她的处境感同身受，进入到她的内心深处。

由于以上原因，写到半当中时，我有过动摇，也有过自我怀疑。不过，更有许多可回味的片断。

这两年，为了钩沉有关朱安的史料，我利用各种机会，去踏访朱安足迹所到的地方，向绍兴和北京两地的鲁迅研究者求教，搜集各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我渐渐地体会到在鲁迅纪念馆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经常与绍兴和北京兄弟馆的同行进行交流。每次去这两个地方出差，我都可以向他们讨教，从而不至于多走弯路。

我记得在绍兴，跟着周芾棠老先生寻访朱安娘家丁家弄。其实前一天我也曾去过，可谓一无所获，但是跟着周老先生，一个下午，我们跟当地的住户聊了许多。而且打听着打听着，最后居然找到了当年朱家的房客！那天我跟在他后面，才真正地有了实地采访的感觉。那一次，幸亏有周老先生陪伴，不然我这连绍兴话都听不太懂的外乡人，是很难和老住户们随意攀谈的。现在想想，那回我连照相机都忘了带，实在是不够专业！我决定，等这本书出版后，一定要再去丁家弄，找到俞先生、王先生和周阿婆，跟他们合影留念。

我还记得绍兴鲁迅纪念馆裘士雄先生的大办公室，他在这里每天埋头著述，出版了一部部极具绍兴地域特色的著作。他自称是“以书养书”，即拿到某本书的稿费后，再自费出版另外的书。这使我肃然起敬。作为鲁迅研究者，裘先生早年通过对朱氏后人及邻里的走访，记录下关于朱家台门的情况，抢救了不少资料。听说我打算写朱安传，他把自己留意搜集的资料提供给我参考。并特别指出，对待鲁迅和朱安的包办婚姻，一定要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问题，而不能片面地得出结论。虽然，我未必能达到他的要求，但写作中始终记着他的告诫。

朱安后半生住在北京。去年11月去北京，我遇到了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部工作的叶淑穗老师，她向我介绍了许多有关朱安的情况。叶老师说，朱安是西三条故居的最后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来，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烂的小脚鞋，凡朱安生前用过的，如水烟袋、衣服、新的小脚鞋等，都保存了下来，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朱安很矮，比常人都要矮，她的衣服很窄小，有些是用鲁迅母亲的衣服改的，很瘦很瘦的。朱安后来也有可能是死于胃癌，她有一个老保姆，原来住在附近，曾去找过。据这位老保姆说，临终前朱安胃很疼。我询问朱安是否擅长做手工活，叶老师认为，有很多材料表明，朱安不大会绣花之类新式的手工，她的手工活很粗，可能会做鞋子或鞋垫等。遗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遗物需要很多审批手续，我虽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罢。

叶淑穗老师在资料方面也给了我不少指点，她告诉我，《世界日报》访问朱安的材料是很好的，真正写朱安生活的材料很少，但是《世界日报》从保护鲁迅文物的角度出发，去看望了朱安，亲眼目睹了她的生活状况。当时，她特意去图书馆抄录了下来，她还抄录了许多朱安的家信……可以感觉到，叶老师对于北京时期的朱安不仅很了解，而且也很关心。我从她这里了解到许多活生生的细节，也由衷地感到，正如叶老师等所说的，对朱安的问题，要出历史出发，看问题要全面，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轻率地下结论。

朱安的一生，前40年在绍兴，后28年在北京。照理，轮不到我这个外乡人来写，多亏有鲁迅研究界前辈热心指点，有许多同行相助，今天才有了这本十多万字的小书。无论是善意提醒我的人，还是在资料上给予我帮助的人，我都将一直铭感在心。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而我尤其要感谢的是王锡荣副馆长。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拟就的提纲交给他，准备着被他泼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们提出个人的研究计划，而且很鼓励我们突破成见，发表自己的想法，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迹。同时，他也给了我许多切实的建议，指点我多向鲁研界的前辈虚心求教，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史料，以客观地反映朱安的一生。他还提醒我，过去大多是站在鲁迅的角度来叙述，希望我能站在朱安的角度，多挖掘朱安的内心。他的一席话使我有如醍醐灌项，茅塞顿开之感。遗憾的是，我虽然尽力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显然还做得很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我馆从去年起设立了专项课题，用于支持个人的研究计划，我的这本传记也列入了这一课题。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我们部门的同仁。写作是一件耗费心力和时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人往往会变得浮躁，也很难静下心来做事。我很庆幸，置身于浓浓的学术氛围里，平时既能够互相切磋，也能彼此体谅。这都为我完成此书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也感到很惭愧，最终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现在想来，如果我多一点刨根问底的勇气，也许会有更多发现。但现在只能是这样了。

感谢王锡荣副馆长、裘士雄先生，他们在百忙之中审读了我的原稿，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特别是指出了一些史实性的错误。绍兴的顾红亚女士为我复印刊登在《绍兴鲁迅研究专刊》上的资料，在此也表示感谢。

有一句自谦的话叫“抛砖引玉”。如果我的这块“砖”能够引来姜玉，那么，我就做一块砖吧。

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文/陈漱渝

再版前言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约——1899年前后

 洞房——母亲的礼物

 独守——婚后的处境

 惜别——举家迁居北京

落地的蜗牛

 死寂——名存实亡的家

 深渊——落地的蜗牛

 家用账——真实的重担

 书信——与上海的距离

 悲伤——鲁迅去世

 苦境——西三条的女主人

 尾声——祥林嫂的梦

附录一 朱安家世简表

附录二 鲁迅家用账（自公历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录三 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有关朱安的报道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原本以为朱安只是一个边缘人物，鲜有人关注，不料这本传记出版后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大量反响。我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朱安”已然成为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去年，值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发布2016鲁迅文学大数据，其中“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中，“朱安”榜上有名。

本书出版后将近8年间，我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来信和读者的反馈，许多读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朱安这样一位旧女性寄予深深同情，为之唏嘘、感慨。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杨绛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她在报上看到《朱安传》的介绍后，给朱正先生的信中提到我的这本书，说：“我觉得这是血泪的呼声。”朱正先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并在信中不无幽默地问我：“你愿意送一本大著给这位热心的读者吗？”我立即按照朱正先生提供的地址寄出拙著，并附了一封信，表达一个后辈的仰慕之情。书寄出后我从没有想过杨绛先生会给我回信。在我想来，钱钟书的夫人、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且已届高龄，对于不知名作者寄来的书，翻两页大致了解一下，大概已经很够意思了吧？惟其如此，当有一天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随意地拆开，却看到落款是“杨绛”两个字，别提有多惊喜了。杨绛先生在回信写道：“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杨绛先生关注女性的命运，她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情。

本书出版后，得到诸多鲁研界前辈的肯定，有些学者则指出朱安对鲁迅的影响至为深刻：“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安成就了鲁迅。”（陈丹青语）也有研究者围绕鲁迅与朱安婚姻中的一些问题，提出种种疑问……总之，在鲁迅研究的领域，就像周氏兄弟为何反目始终是个未解之谜，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也是个道不尽的话题。

当然，2009年底《朱安传》出版后，也有细心的读者向我指出了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由于时间仓促，个别地方没有仔细核对所产生的差错。这次再版，正好能把这一类的讹误加以订正，而更主要的是能对本书做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此书出版后，叶淑穗老师对于我用“弃妇”一词描述朱安婚后的状态提出了不同意见。她在信中说：“我认为鲁迅对朱安，虽然是不喜欢，只作为母亲送他的礼物，供养而已。但从鲁迅对他的态度来说，始终还是尊重的……当然在鲁迅的心里确实也是无奈。但鲁迅没有抛弃，所以我看到您有一个标题用‘弃妇’我感到心里有些接受不了。鲁迅对这桩婚事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他始终都是承认的，在日记中也将她写成‘妇’。这个意见仅供您参考。”  叶老师的这个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可以说，当初用“弃妇”这个标题完全出于我的直觉，感性的成分居多。虽然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过分，但也必须承认它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记得有一年我赴外地参加一个鲁迅研讨会，席间遇到一位老师，她直言不讳地认为《朱安传》过分同情朱安，贬损了鲁迅。尽管我并不能接受这位老师的观点，但也使我反思：我的有些用词是否表现出过多感情色彩，从而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这次我把标题《弃妇——落地的蜗牛》改为《深渊——落地的蜗牛》。“深渊”一词，同样表达了朱安跌落谷底后的悲苦处境，也更符合本书的宗旨——用资料说话，不做过多的阐述。

叶淑穗老师还向我指出了一处差错，关于初版本第124页的一幅合影的说明。她在给我的信中指出：“P124，左起第二人认为是许羡苏，实际上左起第四人才是许羡苏。此事俞景廉和我也做过讨论。他曾对此发表了文章，可查《鲁迅研究资料》。”查《鲁迅研究月刊》，确实刊登过多篇俞景廉先生关于他母亲许羡苏的文章，还有叶老师的《许羡苏与鲁迅文物——记许羡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等文，某种意义上也侧面提供了朱安在西三条的生活背景资料。对于叶老师的指正，我非常感谢！

……

陆文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保福寺这块坟地属于周作人家私产，1948年国民党政府将其私产予以没收。从1951年起，中关村地区就已确定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城，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平坟拆迁，在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我曾说朱安的坟毁于“文革”，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查证，不排除它毁于更早之前。这虽然也属于细枝末节，但考虑到朱安作为一个旧女性，临终前对于身后事曾有慎重的嘱托和安排，如此结局不免让人兴叹。

朱安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也只是在鲁迅去世后才受到媒体的关注，初版本引用了《北平晨报》《新民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并将《世界日报》的报道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其实，还有一些刊物当时也对朱安有所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段：

一、1936年10月鲁迅刚刚去世不久，上海的《电声》周刊等关于鲁迅身后作品版权的问题做了一些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此内容并不符合事实。

二、1944年9月至1945年，上海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刊物关于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所做的报道。

三、抗战胜利后，除了北平的报纸外，上海的《海光》《快活林》《吉普》等刊物也报道了朱安的生活情况。当然有些小报只是将朱安作为谈资，如1946年12月1日《新上海》刊登的《许广平故都访鲁迅前妻》一文，虽然许广平去北平西三条一事是实有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出于臆想，完全是小报手法。

这次再版，我经过甄选，增补了三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同时在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以上报道的目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此外，增补了几幅图，如朱安住过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及西三条故居的平面图等。总之，这次的修订本，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弥补了初版本的不足，也能将这些年来我发现的一些新资料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了却了我心头的一件事。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同行的帮助，特别是本书刊用的朱安的书信及照片，绝大部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在此特致谢忱！

2017年4月于上海虹口

乔丽华著的《朱安传(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是一本人物传记，是迄今唯一一部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运用报刊资料、回忆录、文物、生活等资料，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探讨了她对鲁迅的影响，更难得的是，让我们依稀听见了这样一位女性的无声之声。

生前孤独，身后寂寥。

风云激荡的历史交汇处，

一代知识分子背后传统女性的命运写真。

乔丽华著的《朱安传(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呕心沥血，历时11载，平实、客观钩沉朱安不为人知的69个春秋。一部不仅需要知识、智慧，更需要勇气和担当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