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醒来，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是拉开窗帘吗?还是翻过身去搂搂你的伴侣或一只枕头?或跳下床来做10个俯卧撑以促进血液循环?都不是。你做的第一件事，同时也是每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床头柜上的时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状况，不仅告知我们在一天余下的时间里自己所处的状态，也告诉我们该做何反应。如果时间尚早，我就闭合双眼，睡个回笼觉；假如时间已经不早，我便跳下床来，径直奔向卫生间。从醒来的那一刻起，时钟就操纵着我们一整天的节奏。当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约会和安排以及一个接一个的截止期之间奔忙不休时，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流逝。每一个时刻都编入了安排计划，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床头柜、单位的食堂、电脑屏幕的一角以及我们的手腕等等——时钟无时无刻不在滴答作响，记录着我们每一刻的进展，激励我们不要落后。
在这个快速变化着的现代世界里，时间的列车似乎总是刚到站又处于待发的状态。无论我们如何加快速度，无论我们的日程安排多么巧妙，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如此。但今天我们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压力。为何如此?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别于我们的祖先?假如我们要放慢节奏，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为什么要加快节奏，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如此快速，日程安排如此紧张?要做到这些，需要从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人手予以探讨。
人类一直处于时间的奴役下，能感觉到时间的存在与威力，却从来无法确知如何给时间下定义。4世纪，圣·奥古斯丁曾审慎地说道：“时间是什么?假如没人问我，我知道；假如我必须要给提问的人一个解释，坦白地说，我不知道。”1600年后的今天，在将史蒂芬·霍金晦涩难懂的著作啃过数页后，我们全然明白了他对时间的感觉。然而，虽然时间难以捉摸，每一个社会都逐渐总结出测定和计算时间的方法。人类学家相信，两千多年前，欧洲冰河时代的猎人采用在木棍或骨头上刻洞的方法计算月相变化周期。古代世界每一种伟大的文明——苏美尔、巴比伦、埃及、中国、玛雅及阿芝台克都创立了各自的日历。古登堡印刷机出品的最早印刷文件就是“1448年日历”。
一旦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计算年、月、日的方法，下一步就是将时间分割为小单位。埃及的日晷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为现存的最古老的等分一天的计时装置。早期的“钟”基于滴漏、沙漏、蜡烛或燃香。13世纪随着机械钟在欧洲的诞生，计时技术取得了巨大进展。到16世纪后期，人们不仅可以准确地计算小时，还可以精确到分和秒。
生存是人类测算时间的一种动力。古代文明使用日历计算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时间。但从一开始，测算时间就被证明是一把双刃剑。从好的方面说，制定计划有助于提高每一个人的效率——无论是农民，还是软件工程师。然而，一旦我们将时间包裹起来，日程表开始转动，时间占据上风，我们就沦为时间的奴隶。时间安排限定了我们的期限，就其本性而言，给我们一个匆忙的理由。这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言：人测算时间，时间测算人。
时钟使人们得以安排每一天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对时间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然而，早期的时钟并不像今天那么可靠。日晷仪在夜里或多云天气状况下并不运转，而且由于地球的倾斜，其长度每天都各不相同。要计算一个具体的时刻，理想的办法就是沙漏和水钟，但却根本无法测算白天的时间。为什么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决斗、战斗及其他事件发生在黎明呢?并非由于我们的祖先对早起情有独钟，而是因为拂晓时分是唯一每个人都能分辨的时刻。在缺少准确的计时器的日子里，人们的生活听命于社会学家所说的所谓自然时间，做事全凭感觉，而不是让手表告诉他何时该做何事。饿了吃，困了睡。然而，从很早开始，报时就同告诉人们该做什么结合在一起。
早在6世纪，本笃会的僧侣就过着一种有规律的生活，一种令现代经理人引以为豪的生活。在日夜间固定的时间间隔里，僧侣们敲着原始的钟，相互催促着，做晨祷、学习、耕作、休息、做晚祷，日复一日。当机械钟开始悬挂在欧洲城镇广场上时，计算时间与支配时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更为混乱。科隆提供了一份富有启发性的个案研究，历史记载表明，1370年前后，这座德国城市悬挂起一座公共时钟。1374年，科隆通过法律，竖立一尊雕塑，将劳动者工作日的开始和结束确定下来，并将他们的午饭时间限定在“一小时之内”。1391年，科隆对外国游人强制实施晚9点(冬天为晚8点)宵禁，1398年宵禁时间推后至晚ll点。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科隆人经历了从无法确切知道时间到上下班及午餐时间都要听命于时钟的过程。用时钟测量时间占据了自然时间的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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