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丛主编《喜闻》已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系列以“新常态写作计划”为核心,遵从“世法”与“文法”一脉相承的文学。每卷包括小说、随笔、诗歌等。在文本选择上,偏向于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尊重偏见、崇尚独立、拒绝迎合。
本书是一本文学作品的合集,包括散文、诗歌和小说等多种体裁。全书围绕新常态写作计划,约请省内外享有名望的文化人黄礼孩、施宾、于坚、育邦、刘波、王家新、余怒、沈浩波、宇向、陈崇正、魏思孝、马拉、李以亮、柳向阳等撰文,题材多样,内容偏向于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尊重偏见、崇尚独立、拒绝迎合,寻求一种互为知音的精神交流,更是向志趣相投的读者的一种呼应。
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但物有独至,小道可观。本书将以此为勉,寻求一种互为知音的精神交流,更是向志趣相投者的一种呼应。主编余丛以为,文学必须屈从于伟大幻觉的召唤,写作的边界就是身为心役。撇开语言的能量,文学必须借助于道德生活以及对善的依附上,才能最终抵达理性之真理。《喜闻(1危险的中年)》追求的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文学,将以一把卡夫卡式的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00l 卷首语
开卷
003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
023 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怕和爱
037 危险的中年
050 自我体制化,才是最可怕的——朵渔访谈
小说
065 秋风祸事
087 请对死人尊重点
101 老虎、狮子或明亮的月光
随笔
117 棕皮手记2014
129 如何瞬间消灭耗子民族——关于K先生的札记
137 谎言、真话与悲悯的孤独者
143 词语的秘密
诗歌
157 王家新的诗
166 沈浩波的诗
178 余怒的诗
186 孙磊的诗
195 宇向的诗
203 周公度的诗
212 黑光的诗
219 唐不遇的诗
228 幽灵飞机
评论
241 退藏于密
254 后来者的命运及其自由诗学理想
翻译
271 笔记本
290 杰克·吉尔伯特诗选
只要大地上还有一个囚徒……——关于曼德尔施塔姆,一种信仰诗学
余渔
“亲爱的科尔涅依·伊凡诺维奇,我必须向你提出一个最严重的要求:你能借我一点钱吗?你知道我别无选择,而我的妻子又找不到工作……”这是曼德尔施塔姆1937年年初在流放地沃罗涅日写给科·伊·丘科夫斯基的信。信中没谈别的,除了自己的窘况,就只有那句声嘶力竭而又苦苦哀求的话在纸上低回:你能借我一点钱吗?你能借我一点钱吗……
曼德尔施塔姆一直都是个穷人,“我很早就爱上了贫穷和孤独,/我是个贫穷的艺术家”。他对金钱其实没什么概念,他只是想简单活下去,但仅仅活下去也是艰难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发表作品就变得困难起来,原因无非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缺乏现实意义”。他曾找到老朋友、《探照灯》主编布哈林,希望能发表点作品,布无奈地对他说:“我无法刊登您的诗。您拿些译稿来吧……”后来,曼的妻子娜杰日达曾找到当时的文学显贵谢尔巴科夫(苏军上将,1934年起任苏联作协负责人),谢问她,曼最近在写什么?“在写卡马……”娜杰日达还没说完,谢的脸上便有了笑容:“写一个游击队员?”当娜杰日达解释说写的是卡马河时,那笑容便立刻消失了。“干吗要写一条河呢?”这让他感觉诧异,也许他一直在等待曼德尔施塔姆的歌功颂德之作。
曼德尔施塔姆不是没考虑过转型,他也经历过一个“价值重估”的时期。他背负着旧时代的沉重遗产,并以革命的名义努力调整自己,试图连接起“两个世纪的脊椎”,以适应“新体制”的要求。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阿克梅派作为“落后于时代”的典型被批判时,他也有些惊慌失措了。“与所有人相对,与所处时代相对,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娜杰日达)在震惊于自己“形单影只”的同时,他甚至试图切断与老朋友阿赫玛托娃的联系,以便追随集体的脚步。事实上他从来不曾做过政治上的真正的反对派,但他的气质和音调实在不符合“合唱队”(布罗茨基语)的要求,无论怎么努力,天生高贵的“嗓音”都让时代觉得刺耳;另一方面,当他试图与时代谈判时,却发现“时代对投降者的要价高得离谱”。在由激进主义逐渐走向恐怖主义的20世纪20年代,他不得不停笔数年,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重新找回了自己,在一种充满恐惧与重压的孤立状态中,勇敢地承担起一个独立诗人的使命。这副重担被他背负到生命的终点,即便是在苦难深重的流放途中,他也没有卸下来过。1937年,曼曾被迫在沃罗涅日做过一场关于阿克梅主义的报告,“以供批判”。在谈到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时,他坦然相承:“我与生者和死者都保持着联系。”
起初,曼德尔施塔姆还能做些翻译工作,勉强糊口。到流放地后,他连翻译的工作也不能做了。在失去所有的生存门路后,他开始四处求情,得到的答复无一例外都是“请示上级”,然后石沉大海。哈耶克说:“在专制社会,不是不劳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体制内多的是顺从的谋食者,一旦被体制视为异己,谋生的艰难立刻显现。在当时,个体生存的所有渠道差不多都被体制收回了,每条路都被堵得死死的。有一段时间,个人还可以在自家的院子里养头母牛过活,在走投无路时,曼德尔施塔姆也曾想养头母牛,但转念一想,母牛需要吃干草。而草料需上级批准,只好作罢;也可以偷偷地帮别人做衣服或打字谋生,但要冒极大的风险;最后一条道就是乞讨了,就像曼给朋友们四处写“乞讨信”一般。如果连乞讨也不能奏效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在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下哭泣”(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二战”前的十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黑暗和恐怖的时期。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夺走了一切生活”,并因此获得了“哀泣的缪斯”的称谓。这也是曼德尔施塔姆苦难深重的十几年,“精神加速度”的十几年——被体制踢出来,遭遇跟踪、审查和流放,最终丧命于远东的劳改营转运站。历数曼所遭遇的苦难似无必要,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一切——恐惧、偭惶、无奈、绝望、屈辱……凡此种种,加诸他身上都不为过。布罗茨基认为,曼德尔施塔姆不被体制接受的原因是他“精神自治的程度”太高,“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主要体现在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这使他与主流和大众逐渐拉开了距离。曼也的确是骄傲的,他曾在《第四篇散文》中说:“在俄国,只有我一人借助声音工作,而周围全都是些涂鸦。”曼的骄傲足以使他招来一切打击,而在专制国家,“精神上的优越总要在肉体的层次上遭到抵抗”,其结果便是,“其声音愈清晰,便愈显得不和谐,没有合唱队喜欢这声音,美学上的孤立需要肉体的容积。当一个人创建了自己的世界,也便成了一个异体,将对抗袭向他的各种法则:万有引力、压迫、抵制和消灭”(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曼德尔施塔姆继承的是阿克梅派的诗学遗产,这其中不仅有整个俄国19世纪的诗学积淀,更有“对世界文化的眷念”(曼德尔施塔姆语)。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学趣味迥异于时代,他对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未来主义等诗歌流派不屑一顾。(P3-6)
1
我们以此为开端,而“指定一个开端,通常也就包含了指定一个继之而起的意图”(爱德华·W·萨义德)。或许,“喜闻”即为开端,乐见才是意图。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此,我们寻求一种互为知音的精神交流。
2
顾随认为,一切伟大的诗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活出来的。文如其人,真正的写作是“世法”与“文法”一脉相承。
文学之于现实的意义,不是为了获得歧义,而是更准确地表达。这样的表达直指内心,而准确性则是对语言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
把文学与一种介入的态度结合起来,也许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新常态写作。
3
文学必须屈从于伟大幻觉的召唤,写作的边界即是身为心役。
尊重偏见,崇尚独立,拒绝迎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写作,可以让我们信赖,可以让我们抽离于影响的焦虑?
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但物有独至,小道可观。我们以此为勉,更是向志趣相投者的一种呼应。
4
太初有言,神创造万有的方式是“言说”。语言的存在,必须对抗谎言和暴力的渗透,在非人道时代,“沉默”也是语言的生命形态。
我们以为,撇开语言的能量,文学必须借助于道德生活以及对善的依附,才能最终抵达理性之真理。
我们渴望的文学是——一把卡夫卡式的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5
《喜闻》的肺充满着对呼吸自由的渴求。写作是一次深度呼吸,是对窒息和压迫的反动与突破。
正如出版家热罗姆·兰东从贝克特身上所发现的优秀品质:“高贵和谦逊,睿智和善良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这是我们对写作者的期许。
2015年4月1日,愚人节
我们以为,撇开语言的能量,文学必须借助于道德生活以及对善的依附上,才能最终抵达理性之真理。
我们渴望的文学是一把卡大卡式的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关于〈喜闻〉》
无论如何,在那样一个时代,谁也无权要求别人做英雄。对朋友求全责备,你就永远找不到朋友。相信“安全保护证”的帕斯捷尔纳克早早就开始尝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他对于别人指责他向当局妥协极为敏感,甚至有些歇斯底里。
——朵渔《长着马脸的阿拉伯人》
庄子说“吾丧我”。这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吾,一个是我。无我就是吾丧我。这个吾是谁?吾丧我是谁在丧我?无我,它背后呈现的东西是吾,无我的过程呈现的是吾。吾不是自我,而是超越自我的我,通过写作,完全是我的写作抵达了一个无我的境界。
——于坚《棕皮手记2014》
一把磨掉了齿槽的钥匙能够插进所有的锁孔,却打不开任何一扇门。一种磨损了差异的话语能够在所有人面前重复回响,但不会有任何真实的交流。增加语言中的齿槽,增加那些细密的差异与刻度,寻求唯一的意义之门。
——耿占春《退藏于密》
你的恐惧栖息何处?你的饥饿是否进入你的喉咙?饥饿的勺子是否悲叹?你好笑的兔子、胆小的小鹿、安静的鸽子,它们在何处安眠?这个星球从你的手上降落。你所有的道路在一个小口袋里。
——安娜·卡米恩斯卡《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