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为何变得不可爱了？
毫无疑问，现代医学越来越进步了，不过它也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了，看病难、看病贵，医德滑坡，职业声誉受伤都是明证，有人将其归咎于公益性危机，人民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院不再是依靠公共财政支撑的社会福利部门，而成为锱铢必较、提供等价服务，或盈利自肥并贡献税赋的产业部门，医改的探索中，增加投入的呼声很高，但公平与效率，公益性与市场运作，保健(保障)的均衡与失衡，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重商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边界一直无法厘清。也有人将其归咎于医患关系紧张，冲突频发，某些媒体刻意妖魔化医生(污名化医学)与社会仇医情结发酵的职业信誉危机。很显然，这只是果，而非因。如果潜入思想史的激流，并跳脱出“进步迷信”(进步其实就是前行迈步，既可以向上，也可以向下，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进步，后者就可能是堕落)的光环，可以断言：医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是医学不可爱的根源。
在人们的思维定势里，科学进步必然会使医学更可爱，因为科学探索的半径扩大了，生命图景的认识更清晰了，技术手段与装备先进了，医疗干预(杀灭、重建、替代)的能力增强了，人们征服疾病、驾驭健康的本领更高超了，这都是事实，而且一点不假，但它只是医学演进的光明面，技术乐观主义者只看到了这一面。同样，科学进步也会使医学不可爱，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异化”，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不可爱(甚至可憎、可恨)的社会怪象、乱象很多，这是持民粹主义立场的媒体热衷于报道的。不过，现场报道无法揭示“不可爱”内在的根由(只有近距离观察，缺乏远距离思考)，我们需要思想史的洞悉与烛照。
首先，现代医学发展已经深入到生命奥秘的纵深腹地，正无节制、过度地侵犯自然的圣境，研究者遵循技术中立与“应然一必然”逻辑，一路高歌猛进，无法自省、自拔，他们不清楚究竟医学探索应该遵循(顺应)自然规律，还是彻底颠覆(超越)自然法则。譬如，人类生命：是任其自然繁殖，还是人工优化？性与生育是捆绑还是分离(以避孕药为例)？是任其自然衰退还是人工增强(以伟哥为例)？是自然生育还是人工替代(以试管婴儿为例)或人工干预(以克隆技术为例)？是恪守天然性别，还是自由选择(以人工变性为例)？人类疾病：是任其自然产生与消亡，还是人为消灭(以天花为例)或诱导、合成(以“二战”及后来的生物战研究、恐怖战法为例)？人类寿命：自然延年(享受天年)还是人为延长(抗衰老，延缓衰老)？医学的功能与效应是治病，还是致病(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与基因叛乱)？是抗击死亡还是协助死亡(安乐死)？是生老病死的强力干预，还是关于苦难的拯救？医疗技术遵循循环加速机制一路飙升，而职业道德的净化机制迟迟无法健全，与各种利益集团的瓜葛越来越不清不白，源自职业敬畏的道德自律愈加苍白，正确与正义，真理与真谛渐行渐远，越来越疏离，面对如此尖锐的精神叩问，我们仅仅抬出一位伦理学判官，而没有沉下心来做哲学思考。这是一个学科陷入道德、行为盲目和技术异化的标志。
其次，医学巨大进步所派生的关于医疗、卫生、健康的社会心理期许越来越高，医学的生活化，卫生、健康概念的扩大化，使得医疗、卫生、健康的标杆越抬越高，几乎接近于人类幸福的境地，也使得现代医学(医生)越来越身心疲惫，不堪重负。原初医学只针对外在病原微生物入侵的急性传染病、营养要素缺乏病和呼吸、消化、泌尿、运动系统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而扩大到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慢病谱系，医学呈现了广角化趋势，从危重病症抢救到脚臭矫治，从心脏置换到脱发、头皮屑困惑，从糖尿病防治到减肥、美容，几乎无所不包。P3-5
跋：《读书》范儿
李学平编辑跟我联系，邀我加盟“读书文丛”，让我兴奋了好几天。其实，这个消息并不突然，这之前，郑勇主编也曾暗示过，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出书，但在三联书店出书还是头一遭，多少有些喜上眉梢，这种感受如同几年前李学军编辑告诉我编辑部决定刊发我的《该死，内衣拉锁卡住了》。
在今天这个网络资讯无所不在的时代，我还是固守阅读纸质书的美感和从容。而在纸质书的出版与传播方面，三联书店属业内翘楚。15年前，我加盟中国出版集团麾下的《中国图书商报》，图谋的就是“曲线调动”，有一天能去三联上班。这份三联情结主要还是源自《读书》杂志，我在医学生时代就开始恋上《读书》，那时《读书》创刊不久，卷目间还有陈翰伯、陈原先生的影子在，前台掌勺大厨是声名显赫的沈昌文先生，还有他率领的“五朵金花”。30年前，《读书》不仅是话题领袖，还是趣味园圃，记得那时读了朱健谈《红楼梦》的系列妙文，叹为观止，天底下还有这等高人，文字如此潇洒、隽永。当时，这类文章不少，金克木先生的，董桥先生的……都有一股《读书》的范儿，举重若轻，皮里阳秋，思想有锋芒而不显摆，文字讲究而不雕琢，文章大气而不恢宏，跨界、混搭，却水乳交融，一点不显夹生。后来一打听，朱健是我的一位新闻界朋友杨铁原的父亲，本名杨朱健，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与我原来供职的医院仅一墙之隔。如同钱锺书先生所讥讽的那种“吃了鸡蛋，还想眷顾母鸡”的人，我怀着十二分的景仰去拜访了朱健先生，让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位文豪的家里没有多少藏书，一个五六层的旧书柜还没有装满，多是《红楼梦》的历代版本，还有一些工具书，与我想象的学富五车、藏书破万完全不同。一聊起来，方知杨先生乃奇才，早年是文学青年，曾追随胡风，以诗鸣世，是《七月》的作者，新中国成立后转行去了工业部门，当过几个千人大厂的厂长，虽离开文艺圈，也躲过了文坛的漫长清算。后来修订《词源》与《辞海》，杨先生阴差阳错地出任《词源》湖南编纂处的领班(还是对文人不放心，他当时来自工业部门，也有一定的职级)，领导慷慨地划拨4万元专款采购各种旧书。在当时，一则4万元很多，二则旧书很便宜，书堆了一层楼。博闻强记的杨朱健先生安静地读了几年书，有意思的篇目、段落全都藏在脑子里，怪不得家里没几本书，当时就发愿读书人应该学杨先生，心中有书，屋里无书。这算是《读书》引发的一桩趣事。另有一次，读了雷颐先生在《读书》上的《出山要比在山清》(评费侠莉的《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文江的评传，我所供职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但印数少，几近绝版)，为其思想辉光及文字俏丽而折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还将仅存的十本库底书找出来寄给他们，想必这个举动太毛头，没有得到我期许的回音，心中犹存几丝抱怨。后来主编换成从香港三联返京的《读书》老编辑董秀玉先生，关系便拉近了许多，不时邀我参与“读书服务日”活动，遇海外出版人来访，还在饭局上为我加一双筷子，原来董总想邀我加盟三联，襄助三联的图书营销工作，心中暗自欣喜。后来人事变故，“阳谋”没有实现，看来，我当时与三联还是没有职场缘与文字缘。后来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兴趣一度下降。然而，物换星移，大约《读书》首茬、二茬作者都写不动了，我这个前朝宫女、铁杆读者被网罗为后备考察的作者对象，加之主编《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经年，笔头也积蓄了一些灵光，这才有了我的首秀，李学军编辑在我的数篇投稿中选中了《该死，内衣拉锁卡住了》，才有了我后来在“《读书》范儿”之下的阅读与写作。当然，这类文字不全刊发在《读书》上，上海《文汇报》的“笔会”也是一个有文章品位与趣味的地方，汪澜、刘绪源、周毅几任主编都为我修饰过文字。我虽然离开上海好几年了，每每回味那里的文友交往故事，心中还会生出阵阵暖意。
除了《读书》杂志历茬编辑同仁的栽培与怂恿之外，我服务的北京大学医学人文机构也给予这类野狐禅式的思想与文章以极大的宽容与赞许，我的“顶头上司”(聘任合同的“甲方”)张大庆老师顶住压力，在高校SCI崇拜的大环境下倡导有思想、有文采的“代表作”考核标准。据我所闻，张兄就是“《读书》范儿”的忠实拥趸，也是杂志的重要作者，每每在《读书》上看到我的名字，一定会找个机会或打个电话交流一番。当然还有“管官的官”柯杨老师、王宪老师的青眼有加，她们会在不多的见面场合提及我在《读书》上撩起的某个文眼，实在难得。由此看来，她们不仅是医学界的学术大腕，同时也是“《读书》范儿”的欣赏者，医学现代性的积极反思者，医学人文的鼎力倡导者。
如今旧文结集，最应该感恩的是诸多师友经年的滋养与滋润，人生苦短，相逢、相处是缘分，相离、相别也是情谊，细细咀嚼、默默珍惜这些缘分与情谊，人生才有韵味。
王一方
乙未年梨花绽放时
小引：拉锁的隐喻
这个书名有些怪，为何要起这么一个怪名字？原因是我在《读书》的首秀(处女作)，篇名就叫《该死，内衣拉锁卡住了》，评述英伦作家麦克尤恩的新作《切瑟尔海滩》，书中记叙男女主人公在新婚之夜发生了一场内衣拉锁被卡事件，这次事件后果很严重，使得这对新人间各种精神、价值隐患随着拉锁被卡住而一一暴露，最后导致分手。偶尔的拉锁被卡也是生活中的窘境，譬如某正式场合，风流名士的西裤前裆拉锁卡住了，“前门”未闭，不免尴尬，如在机场车站安检时行李箱拉锁罢工，更是一地鸡毛的糗事。
话也要说回来，拉锁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现代发明，一夜之间迅速取代传统的束绳、纽扣，遍及衣衫箱包，不可或缺，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物。小小拉锁，进退之间，瞬间完成开阖、聚散。如是所闻，“拉锁”充满了哲学隐喻，司进退，主开阖；进则阖，退则开。若脱轨槽，进而不阖，一旦卡住齿位，或紧，或涩，或前后皆阻，无法动弹，开阖不能。其实，拉锁卡住不可怕，一不能硬拉强拽，二可以往后挪退，既然不能高歌猛进，不妨以退为进，以时间换空间，说不定徘徊间卡点的问题就解决了，最可怕的局面是在强拽中拉锁滑脱，便再无修复的可能了。生活中我没有内衣被卡的经验，倒是夹克的拉锁不时被卡，有一回事故闹大了，一条拉锁彻底报废了，于是去小商品市场采办新拉锁，与店主一交谈，方知这里面学问还真不小，论材质，有尼龙、金属之别，还有软金属(铝质、铜质)与硬金属(镍铬合金)之分，规格有粗纹、细纹之辨，让人眼花缭乱，最让人不解的是好拉锁的标准并非流利、流畅，而是要手感略带艰涩的阻尼感，颇有点“宁拙毋巧”的艺术镜鉴。
在当下，人类健康与医学伟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现代性危机与挑战，算得上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场持续的“拉锁门”事件。技术乐观主义者认定一旦步入高技术的索槽，人类就一定会顺势猛进，生老病死不再可怕，人类在一次次征服一加冕一狂欢中迈向不痛、不病、不老、不死的乌托邦。然而，历史的拉锁并非轻车熟路，大科学、大药业的绚烂图景中遍布着荆棘，医学做得越多，社会批评越多；医学占据技术制高点，失去道德制高点，医疗花钱越多，信任越少；医学越发达，百姓对于健康越焦虑；高技术、高消费并没有阻挡衰老与死神的脚步，不确定性“魔咒”下的无效医疗(人财两空)不时激起百姓的愤怒，再加上当代社会普遍性的生死观、疾苦观、健康观、医疗观迷失，引发医生妖魔化、医学污名化、医患关系恶质化的困局，这何尝不是生命拉锁一次次被卡住的精神事故。要让这条“拉锁”重新活络起来，还需要哲学的智慧与思想史的启迪，不过，生命哲学、医学哲学是哲学门的旁径，关注的都是生一死、疾一痛、性一育等医学、医院、医生的事理，好在这些道理离百姓的生活不远。 王一方
2015年夏月
医学在不断“进步”，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似乎应该充满乐观，但现实是：医学做得越多，社会批评越多；占据技术制高点，失去道德制高点；医疗花钱越多，信任越少；医学越发达，百姓对于健康越焦虑。作者意识到当代社会普遍性的生死观、疾苦观、健康观、医疗观迷失，以及由此带来的医生妖魔化，医患关系恶质化，遂开始了医学人文反思之旅。王一方编著的《该死拉锁卡住了》所评所述，都是有关生与死、疾与痛、性与育等医学、医院、医生的事理。
王一方编著的《该死拉锁卡住了》共分三辑，重审医学、遥望生死、读书寻乐等内容。拉锁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现代发明，一夜之间迅速取代传统的束绳、纽扣，遍及衣衫箱包，不可或缺，成为现代生活的标志物。小小拉锁，进退之间，瞬间完成开阖、聚散。生命哲学、医学哲学是哲学门的旁径，关注的都是生一死、疾一痛、性一育等医学、医院、医生的事理，好在这些道理离百姓的生活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