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苑逸文集》为作者张虎生的自选集,精选了作者在新闻领域默默耕耘几十年的各类作品近百篇,包括特写、随笔、评论、游记、散文及新闻业务方面的学术论文,既是作者多年成果的展示,亦可成为新闻界从业人员和新闻专业学子的参考范本。全书分为聚焦人物和探求真知两个部分。
| 书名 | 报苑逸文集 |
| 分类 | |
| 作者 | 张虎生 |
| 出版社 | 人民日报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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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报苑逸文集》为作者张虎生的自选集,精选了作者在新闻领域默默耕耘几十年的各类作品近百篇,包括特写、随笔、评论、游记、散文及新闻业务方面的学术论文,既是作者多年成果的展示,亦可成为新闻界从业人员和新闻专业学子的参考范本。全书分为聚焦人物和探求真知两个部分。 内容推荐 张虎生所著的《《报苑逸文集》》分为聚焦人物和探求真知两个部分,收录了《清风正气忆武老》《内化于心的气节课》《从画兰花碗说起》《麦哲伦与火地岛》《党报的时代使命》等文章。 目录 聚焦人物 林则徐“获罪”治河患的悲怆 陶然碑石一湖情 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最早奠基人 清风正气忆武老, 党的早期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博古 内化于心的气节课 清明时节追念彭冲 展颂遗篇识所归 ——追思老一辈革命家伍修权, 为祖国赢得殊荣的博物学家张文彬, 致力推进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强者 中国“拉美学派”的奠基者 遥寄“老李头” 女劳模刘金荣侧记 苗族蜡画家杨金秀, 树叶对根的深情 从画兰花碗说起 深山老林护猴人 环保志愿者张永忠 “编外绿色战士”颜孟坚 藏羚羊的守护神, 做新闻发言人的难忘历练 他在祖国找到理想之墙 德苏克雷的不朽功勋 麦哲伦与火地岛 访玛雅人的故乡, 古印第安人的数学成就 探求真知 “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激起天怨人怒 一篇杀机毕露的反党黑文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针 ——重新学习新宪法的心得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光辉实践 伟大的创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实践 中国不能走三权鼎立的道路 残疾人事业是文明、进步的事业 提高“两会”报道水平的关键和路径 新闻采访、编辑的节约运作 香港回归报道的回眸与启示 坚守新闻工作坐标当好党和人民喉舌 党报的时代使命 改革创新潮中正扬帆的党报事业 提高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水平的思考 全球网络技术发展与我国网络建设概述 顺应时代潮流强化互联网思维 加强互联网科学管理刍议 论“新闻自由”与网络信息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透视“新闻自由” 网络舆情信息工作概要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 强化互联网思维的实践创新 ——沂水试行“网格化管理”的启示 构建和发展中国气派现代传播体系 拉丁美洲社会性质初探 秘鲁文化简史 中国秘鲁友好交往史录 试读章节 头些年,每逢清明时节,只要在北京,我总去陶然亭公园那片松林环护的“高石之墓”前默默伫立良久,一任思绪在清冷的微风抑或细雨中纷飞。 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人来说,这倒绝非是“小青年”特有的那种冲动与浪漫;也不仅是对革命先驱高君宇及其挚友石评梅坚贞而凄美爱情的钦慕与惋惜。而是对自幼就耳熟能详的故乡先贤发自心底的敬仰,以及对神州广袤大地上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的执着与坚守。 记得少小离家的叔父就曾叮嘱过:“高君宇是我们静乐县人的骄傲,更是我们党的光荣。你在北京工作,有时间要多去他的墓碑前瞻仰,相信你每次去都会有新的感受和启示。”正是遵从叔父的教诲,自己养成每年清明前后拜谒“高石之墓”的习惯,平时也着意搜求和浏览有关“高石”的书籍和诗文,不知不觉间还成为一名热心传扬“高石”风骨的志愿者。 1984年仲春时节,母校太原五中(前身为山西省立一中)的校长王一瑛和书记席铁山来京,希望我请彭真委员长为母校题写校名并将信函交给我。其时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我,只能忐忑地回复:“容我试试看。”几天后,当秘书通知我到委员长办公室时,未承想彭真同志将两幅写好的字推到我面前,高兴地说:“这回我是破例题词。看了信才知道,太原五中的前身就是山西省立一中。山西建立党的组织,一开始就是在省立一中,创始人是高君宇。党在山西的历史应从高君宇写起,他是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老人家停顿片刻说:“所以我又写了一幅。”他探身看着另一幅字,一字一顿地念道:“山西省立一中是山西启蒙运动和共产党(社)青团当时活动的基地,我和山西有些同志是在那里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从老人家凝重表情和少有的低沉语调中,可以明显察觉到他对母校、对高君宇发自肺腑的怀念和赞誉。此时此刻,我木然地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满含热泪向他深深鞠了一躬,默默地卷好题词离开他的办公室。 后来在翻检有关高君宇的诸多文字记载时,自己才更多获知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老一代开国元勋对高君宇情深似海的动人故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将陶然亭辟建为公园。按照规划,同葬于此的“高石之墓”在搬迁之列。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当即提出待公园修好后,“高石之墓”仍要保留在这一公园内。1956年6月3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审批北京市城市规划总图时,又一次强调要珍重保留“高石之墓”,并且意味深长地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不久,在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亲自督促下,“高石之墓”迁回陶然亭公园锦秋墩北麓,坟墓增设了水泥棺套和盖板,并在碑墓周围加植了百余株松柏。 “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高石之墓”被迁移了,墓碑也被拆除了。周总理获悉后,再次出面于1973年将“高石之墓”重新安置在陶然亭公园内,并且委托邓颖超主持将高君宇的忠骨火葬,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文革”结束后,阴霾终被驱散,中国各族人民迎来了朗朗乾坤。1983年“高石之墓”得以重新修复。1986年,一座大型的高君宇石评梅纪念碑又赫然耸立在陶然亭湖畔。这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这是人民战胜魔怪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纪元的老一代领导人对高君宇的敬重和爱护的深情,以及亿万国人对革命先驱的缅怀和景仰,这怎能是陶然亭近250亩湖面所能承载的。与其说陶然亭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公园,莫如说它更是一座荡涤心灵、成风化人的大课堂。难怪地处市区南隅的“高石之墓”前,时时都摆满来自四面八方人们敬献的花束;也难怪湖畔的高大碑石前,时时都伫立着一队队前来宣誓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目睹如此感人的情景,我才真切领悟到“陶然碑石一湖情”的蕴奥。 在我们党创建前后群英荟萃、星光璀璨的历史星空中,高君宇无疑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只是由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他好似迅忽而逝的“彗星”。但他的思想光辉,犹如耀亮的闪电,已经融汇到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缔造的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曙光之中;他的革命业绩,犹如倚天之宝剑,已经熔铸在天安门前高高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中。P5-7 序言 除去“文革”十年,自己都在学新闻、干新闻。回望近六十年的苦旅,如果说有什么感悟的话,那就是业界老前辈讲过的一句话:“你们选择的职业是好行当、苦差事。”好行当自不待说,苦差事却在长期实践磨砺中体会殊深。已逾古稀之年,把能搜寻到的旧作整理成册,既是一种近乎严苛的自我审视,也是向师友和广大读者交出的一份留有诸多遗憾的答卷。 记者和编辑是身处新闻工作一线且不断轮岗的两支劲旅。采编兼能历来是媒体人的基本功。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实践。唯其如此,方能勇担道义,笃志求新、意在笔先。要善于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蕴含的内在逻辑说话,用源于事实又确有感悟的“新话”说话。为着能够“达标”,一个毫无功底的我饱尝了苦辣酸甜。记得大学二年级开设了实习课,老师不出题目,不给线索,要求一个月内交出一篇新闻稿。在此后两年“开门办学”的浪潮中,恪守没有到现场不乱写、没有弄明白不强写、没有想透彻不滥写的原则,我艰难地采写出《北京市大力推广蜂窝煤》《洛阳盛开机械花》《鸟鸣一声六颗齐》《群钻发明者——倪志福》等消息、通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在那种大气候下我们学得不够系统,然而,新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深深嵌入自己脑海的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以新事物、新发展、新理念作为自己终生聚焦和传播的标的,切实当好时代的忠实记录者。 大学毕业后,自己成为一份国际研究刊物的副主编,工作换位后的突出感受是:如果说,求实求快求新是记者的首要素质,那么,求深求严求准则是编辑的第一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守门员”的编辑更需要视野开阔、知识广博、落笔精细。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的“门外汉”,只有更加勤奋地渴饮知识,更加关注国际风云变幻,更加细心地学习领会国家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才能正确地阐明我国的立场、观点和主张,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文革”爆发后,刊物停办,我和绝大多数同志下放河南农村劳动。自此十年罢笔,在自己挚爱的写作生涯中留下一个无奈的空白。 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甫一垮台,我们便奉调回京。其时,积郁在广大干部群众心头的怒火在喷发。在举国群情激奋、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狂飙中,自己自然也秉笔直书,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相继发表了《“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激起天怨人怒》《巍巍周总理粪土“四人帮”》《一篇杀机毕露的反党黑文》等战斗檄文,揭露“四人帮”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鼓与呼。这是党一手培养的新闻学子理应发出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初,我奉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从事民主与法制的宣传工作,撰写并发表《在改革中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不能走三权鼎立的道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开拓者——彭真》等文章。1990年春,我又奉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真正回归专业面临的新课题是:既要当好编辑把住出口关,又要当好记者写出合格的稿件。不了解外面日新月异的精彩世界的编辑,很可能变成一个少有敏感与激情的“文字匠”;不守规矩、不善把关的记者,很可能变成一个落笔没谱的“画符师”。这就要求上夜班时全神贯注,尽力为报道口径、版面安排、标题制作、稿件文字增光添彩;不上夜班时尽量争取沉下去、接地气,力争写出一些鲜活作品。 1994年初春,得知纵贯我国南北的京九线正在衡(水)商(丘)段展开强攻。当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的我觉得,这不单是共和国铁路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也是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关注的热点,当即决定去一线采访。目睹上万名筑路大军、上千台大型施工机械强攻硬上、创优争先的宏大场面,看到建设者们“困了嚼一根辣椒、饿了啃一口干馍”的感人场景,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连续发回饱含真情的系列报道。1997年香港回归,无疑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社领导指派我带队赴港报道。从未踏上这块国土的我很忐忑,除大量浏览书报资料外,便是尽可能细致地制定报道方案,近乎苛刻地要求赴港团队的同仁每天必须交出一篇稿件。经过大家齐心协力、不舍昼夜的拼搏,终于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举世瞩目的报道任务,每位成员都在全新的采访环境中收获了难得的历练。 香港同胞称记者为“跑街”,倒不是贬称。用业内人士的行话来说,就是新闻人是“永远在路上”的行者。退休以后,本想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想写的东西,却未曾想到被安排去关注、研究网络新媒体。它是一个凭借高科技崛起的信息传播工具,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嬗变,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愈益深刻的影响,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信息传播的新渠道、观察世界的新窗口。尽管再次接受了一份陌生工作,但能在具体实践中学到不少新知,依然感受到“永远在路上”的充实和欣慰。从学新闻、干新闻,到干到老、学到老,未尝不是一个媒体人幸运的人生经历,尽管在前行中有着诸多缺憾和自责。 唯其深入、方能浅出;唯其厚积、方能薄发。对新老媒体人来说,无疑是不可一日或缺、潜心修炼的基本功。有生之年,我将以“深入”、“厚积”作为着力点,这是近年审视来路、整理旧作时的收获和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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