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枷锁(上下毛姆文集)》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毛姆的最主要的作品。书中主人公菲利普·凯里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辛酸遭遇，大多取材于作家本人早年的生活经历，但作家打破了事实的拘束，虚构了某些重大情节，塑造了菲利普·凯里这一人物形象。小说通过描写主人公的曲折遭遇，揭露了社会从精神到物质上对人的折磨和奴役。这部小说自出版以来，始终未绝版，至今广为世界各国读者所传诵。

毛姆所著的《人生的枷锁(上下毛姆文集)》主人公菲利普凯里自幼父母双亡，不幸又先天残疾，在冷漠而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性格因此孤僻而敏感。在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他饱受了不合理的学校制度的摧残，而当他走人社会后，又在爱情上经历了伤痛。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每跨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挣扎，但思想和个性都独立不羁的凯里，一直努力挣脱宗教和小市民意识这两条禁锢自己精神的桎梏，力图在混沌纷扰的生活漩流中，寻求人生的真谛。

正文

拂晓，天阴沉沉的，乌云密布，阴冷的空气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女用人走进屋里，一个小孩正在里头酣睡。她拉开窗帘，机械地望了一眼对面的房子——一幢有门廊的灰泥房子，然后走到小孩床边。

“菲利普，醒醒。”她说。

她掀开被窝，把他抱起来，带他下楼。孩子依然睡眼惺忪。

“你母亲找你。”她说。

她打开楼下一个房间的门，把小孩带到一张床上，床上正躺着个妇人。她就是孩子的母亲。她伸开双臂，小孩紧紧地依偎在她身边。他没有问为什么被喊醒。妇人吻着他的眼睛，用一双瘦削、纤细的手隔着他那件白法兰绒睡衣抚摸着他温暖的身躯，将他搂得更紧了。

“宝宝，你还困吗?”她说。

她的声音很弱，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小孩没有回答，但惬意地笑了。在这又大又暖和的床上，还有柔软的双臂抱着他，他感到很高兴。他蜷着身子，紧贴着母亲，想把自己缩得更小一点，并且睡意蒙咙地吻了她一下。不一会儿，他合上眼，又睡着了。大夫走过来，站在床边。

“嗳，请先不要把他抱走。”她呻吟道。

医生严肃地看着她，没有答话。妇人知道孩子不允许在这儿久待，就又吻了他一下。她的手顺着他的身躯抚摸下来，一直摸到他的脚；她把他的右脚握在手里，抚弄着那五个小脚趾；然后，又慢慢地把手伸到左脚上。她呜咽起来了。

“怎么啦?”大夫说，“你累啦。”

她摇摇头，说不出话来，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大夫俯下身子：“我来把他抱走。”

她太虚弱了，无力违拗大夫的意愿，只得让他抱走了。大夫将他交给保姆：“你最好把他放回他的床上去。”

“好的，先生。”

小男孩被抱走了，他还睡着。这时，孩子的母亲伤心地哽咽起来。

“他以后会怎么样呢?可怜的孩子。”

产褥护士想安慰她，但不久，由于她精疲力竭，哭声停止了。大夫走到房间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桌上躺着一个死产的婴儿，用一条毛巾蒙着。他掀开毛巾看了看。大夫和妇人那张床中间隔着屏风，但妇人猜出了他正在干什么：

“是女的还是男的?”她低声问护士。

“又是个男孩。”

妇人不再吭声了。过一会儿，保姆回来并走近病榻。

“菲利普少爷一直睡着。”她说。

一阵沉默，大夫又按了按病人的脉搏。

“眼下我用不着在这儿了，”他说，“早饭后我再来。”  “我送你出去，先生。”保姆说。

他们默默地下楼，到了门厅，大夫收住脚步。

“你已派人请凯里太太的大伯了，是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吗?”

“不知道，我正在等电报。”

“孩子怎么办?我想他最好离开这儿。”

“沃特金小姐说要带他走，先生。”

“她是谁?”

“孩子的教母，先生。你看凯里太太还能好吗?”

大夫摇了摇头。

2

一星期以后，菲利普坐在翁斯洛花园街沃特金小姐家的会客室的地板上。只有他一个是小孩，他习惯自己玩耍。房间里充塞着家具，每条长沙发有三个坐垫。每张扶手椅也有一个坐垫，他把这些统统地搬过来，借助几张轻便、易于搬动的镀金靠背椅筑了一个灵巧的洞穴。他可以把自己藏在“洞”里，不让潜伏在帘子后面的红印第安人看见。他将耳朵贴近地板，倾听水牛群在大草原奔跑的声音。不久，听见门开了，他屏住呼吸以便不被发现。但是，一只有力的手拉开一张椅子，坐垫便纷纷落下。

“你这淘气鬼，沃特金小姐要生气的。”

“你好呀，埃玛!”他喊道。

保姆弯下身去吻他。然后拍打坐垫的灰尘，将它们一一放回原处。

“我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你穿上了新衣裳!”

这是1885年。她穿着裙撑，她的长袍是黑丝绒的，窄袖、斜肩。裙子上饰有三个大荷叶边，头上戴着鹅绒饰带的黑色女帽。这时她犹豫着，因为她所期望的问题孩子没有问，她不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回答。

“你不想向你妈妈请安吗?”她终于说。

“哎呀，我忘了，妈妈身体好吗?”

这下她心中有数了。

“你妈妈身体很好，也很快乐。”

“哦，我很高兴。”

“你妈妈已经去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菲利普不懂得她的意思。

P1-P3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再加个序，就更长了，我确实难为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最感棘手的，莫过于评论自己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法国著名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德叙述过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普劳斯特要求法国某家杂志发表一篇对自己的大部头小说加以评论的重要文章。他想，评论作品，除了作者自己，别人很难写得出色。于是，他便决定亲自动笔，请一位年轻的文人朋友署名，然后寄给编辑。青年人照此办理了。几天之后，编辑把青年人找去，对他说：“我必须谢绝您的文章，假如我发表了一篇对马塞尔·普劳斯特的作品如此粗糙而又冷漠的评论，他将永远不会饶恕我。”尽管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敏感的，对不当之评论也易于被激怒，但毕竟还不至于自我陶醉。他们知道，纵然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写出的作品也往往与原先的意图差之千里。一旦深思熟虑之后，他们那种因不能完整地表达原意所引起的烦恼，就远远地超过对某些自鸣得意的章节所表露的喜悦。作家总企求于艺术表现的娴熟，结果他们发现这一目的并没有达到。

关于这部书本身，我一概不说。但我乐于告诉读者的是：一部不朽的小说，如同其他小说一样，究竟是如何写成的。如果读者对此不感兴趣，只好祈求原谅了。我二十三岁那年完成了这部书的初稿，那时我在圣托马斯医学院已经五年了。取得了医学学位后，我到塞维利砸，决心靠写作谋生。当时虽然手稿尚存，但自原稿校正以后，我一直未再过目。无疑，那是很不成熟的。我把它寄给费希尔。昂温，他出版过我的处女作(还是个医科学生时，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兰贝思的莉莎》的小说，颇为成功)。由于我索取100磅的稿酬，他拒绝了，我只好提交给别的出版社。结果呢，哪怕我的索价再低，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为此我曾一度很消沉，岂知现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时若它们中的一家出版社首肯(书名《斯蒂芬‘凯里的艺术气质》)，那将由于我的年轻幼稚而失去一个未能充分利用的题材；我离上述“充分利用”的事件的距离并不太远，然而我缺少后来用以充实此书的种种经历。我甚至不明白，写自己所熟悉的比自己不熟悉的来得容易。譬如，我写主人公到鲁昂学法文(我只是偶然知道这个地方)，而不是到海德堡去学德文(我自己曾到过那里)。

由于遭到拒绝，我把手稿搁在一边。改写其他小说——它们出版了。于是我又写剧本，这时我竟成了很有成就的剧作家。我决心将余生贡献给戏剧事业，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很幸运、顺利，也很繁忙，我想要写的剧本充溢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的是，到底是因为成功没有给我带来我所期望的一切呢，抑或这是对成功的自然反应。总之，正当我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剧作家时，我又开始被过去生活中那些丰富的回忆萦绕了。它们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睡梦里，出现在我散步时、排演中和宴会上，以至成了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因此，我认为摆脱它们的唯一办法，是把它们统统写进一部4、说里。在应戏剧之急写了几年剧本之后，我又把热切的期望寄于小说这一广阔、自由的领域。我知道心目中的这部小说篇幅很长。为了不受干扰，我谢绝出版界经理们纷至沓来的约稿，并暂时退出了戏剧界。这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

在成了职业作家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下功夫学习写作，接受无聊的训练，力求改变文章的风格，直到剧本问世了，我才中断这些努力。这时再次动笔，目的自然就不同了。我已不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结构，以免像过去那样，浪费大量劳动，结果事倍功半。我力求明了与扼要，因为在有限的篇幅里，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我只能尽量避免浪费笔墨，以表达清晰为原则。剧院的经验，使我懂得了简明的可贵和旁敲侧击、拐弯抹角的危险。这样，我不懈地工作了两年，终于把小说写成。何以命名呢?我四处搜索，偶然发现艾赛亚的一句引语——“灰烬中之美”为本书的命名颇为贴切，可惜这一标题近来己被人采用了，我只好另辟蹊径。最后，借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著作中的一本书名，称之为《人生的枷锁》，我感到我没有采用首次想到的书名，又是一次幸运。

本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自传体的小说。事实与虚构紧密交织，感情是自己的，发生的事件却未必事事与我相关。其中有的并不是我的生活经历，而是综合了周围人们的生活，然后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这部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它问世时(世界正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人们太关注自己的遭遇及战争的恐惧了，以至顾不上关心小说人物的历险记)，我发现自己已经永远摆脱了一度折磨过我的痛苦和不幸的回忆。这部书受到了好评，西奥多·德莱塞给《新共和》写了一篇评论，他还不曾写过像这样充满智慧和同情的评论。但它会不会昙花一现，几个月后便被人永远遗忘，像许多小说所经历的那样呢?事有凑巧。几个年头过去了，出于偶然的机缘，这部小说竟引起了许多美国著名的作家的关注。他们在报上经常提到它，渐渐地又引起公众的注意。多亏这些作家使这部书得以新生，同时我必须为这部小说获得的与日俱增的成功而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