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曾多次表示他很喜欢苏轼的名言：“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执政党的建设关乎党的生命，国家之兴亡，居安思危、在党忧党，是关产党人的自觉，也体现了一个中国公民的家国情怀。

《党建札记》收录作者刘益飞历时十年所撰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文、随笔、杂文，展现一位党建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思考是人的本能，更是一个学者的使命。党的建设需要思考，这是自不待言的。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思考，需要清醒地把握党的建设发展的大趋势，不为表面轰轰烈烈但却有悖大趋势的做法所困；需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不为表象所迷；需要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品格，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仅仅停留于文件解读的层面；需要有自觉的大局观念、政治观念，始终站在党的事业的立场上去辨析问题。《党建札记》收录作者刘益飞历时十年所撰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文、随笔、杂文，展现一位党建学者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家之言

试论党内言论自由

慎提“帮忙不添乱”

慎言“噪音杂音”

党内批评的声音为什么越来越少

试论对党内平等的价值认知

建议停止使用“干部队伍年轻化”提法

“作风问题是个筐”

建议将“尊重和保障党员主体地位”载入党章

试析共产主义信仰

建议在党章中取消对党的代表会议的相关规定

党章中关于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应完善和调整

尊重民主选举的一个普遍性程序

忽悠民主的“ABC票”

关于建立党内公开讨论制度的建议

党内事务听证咨询

“劳而优则仕”不可取

警惕“特赦贪官论”将反腐败引入歧途

认识自我，完善自我

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为什么党代会上批评的声音稀缺

组织工作法治化的出路何在

组织工作改革一小步，党的建设前进一大步

高扬“权为民所赋”的旗帜

“安排性调研”可以休矣

公车改革宜从停止官员上下班专车接送开始

思辨篇

从邓小平的“五不”看领导人出行制度的改革

试析妨害从严治党的一些深层次思想障碍

多难砺党

党内监督在认识上存在四大误区

党内选举制度改革长期滞后的深层原因及对策建议

乡镇党委书记应当怎样产生

党代会常任制试点为何徘徊不前

党员领导干部不是当然的党代表

执政党建设中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问题

足坛反腐启示录

开展党内民主教育为什么总是很难

科学地理解“党的领导”

领导干部年终奖不该成为“黑洞”

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制度困局及其出路

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动力来自哪里

对“一把手”的监督为什么会虚化

“关资产阶级什么事”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民主生活会的生命

党务公开的隐忧

如何使领导干部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领导职务任期制的困境与出路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既需顶层设计，更需顶层垂范

忧患意识最难得

领导干部对待党内民主应力求真信、真懂、真做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真相第一，技巧第二”

“自由”“平等”首次进入执政党核心价值观视野的意义

对特权不能“赎买”

从检查“学习笔记”看形式主义之弊

高度重视中央委员会在党内法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解决纪委“灯下黑”问题的思考

走走想想

国际共运一瞥

党校教学中的“道”与“术”

党校教育呼唤着“大师”

历史的近近远远

我在“青房”讲党课

版纳觅情

大理那边

死海边的“共产主义”食堂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要解决这个久攻不克的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特别需要澄清在党内生活中较普遍存在的对党内监督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误区之一：认为“党内监督是最重要的监督”

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对执政党的监督来自方方面面，但较长时期以来，在党的多个权威文件中却一直强调“党内监督是最重要的监督”。其基本理由是：党是有先进性的，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历史上党存在的严重问题最终都是通过党自身解决的，因此党也有足够能力解决好对自身权力的监督问题；并且认为，其他的监督都要通过党内监督才能起作用。在这种认识指导下，自然对党内监督很用力，而对其他方面的监督则着力不多。但是，实际的效果则往往事与愿违，不仅党内监督的作用一直不到位、不理想，而且其他方面的监督也往往被弱化。

应当承认，在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上，党的自我监督即党内监督的确很重要。特别是由于一党长期执政的特殊国情及执政党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强势地位，来自党外的监督往往是很有限的，党外监督的成效往往有赖于党内理性认知的程度、自觉接受的程度及自我批判的程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党内监督就是“最”重要的监督，就是第一位的监督，就是效果最好的监督。

理由有三：其一，从一般的规律来讲，囿于人性固有的弱点及组织自身的利益局限，自己是难以监督自己的，自己打自己的屁股是打不疼的。从世界政党政治的总体实践来看，对执政党最重要、最有效、最可靠的监督，都是来自执政党的外部。其二，从权力腐败的特点来看，合法权力与腐败力量往往共存于同一躯壳，体制内反腐败所依托的力量往往正是腐败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失去了外力的监督制衡，体制内的权力腐败就很难避免。因此，把监督权力、防止腐败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体制内即党内的力量，往往是事倍功半，有时甚至是靠不住的。其三，从现实来看，对许多滥用权力的抨击以及对许多党内腐败案件的揭露，往往不是来自党内监督。在不少时候，面对一些明显的腐败现象，例如对一些领导干部中愈演愈烈的特权现象、奢侈之风、情妇问题，党内监督却常常处于失语状态。其症结就在于体制内的人往往会囿于共同利益及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对权力腐败的种种问题听之任之。

直面现实，最重要、最有效的监督并不是来自党内，恰恰相反，是来自党外，即来自有充分的公民权和监督权的社会各界群众，来自作为群众代表的各种组织及作为群众喉舌的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及司法监督，来自建立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这样行之有效的制度监督。

误区之二：认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

“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这是邓小平同志1962年提出的重要命题。小平同志当时提出两个理由：一是“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好一些”；二是“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应当说，小平同志的这个观点是有根据、有道理的。但要实现这个重要命题，至少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第一，党委成员彼此能够坦诚相交；第二，民主集中制在党委会中得到认真贯彻，“一把手”没有独断专行的权力和可能；第三，党委会内部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有较浓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从现实来看，凡是党委会本身的监督作用体现得好和比较好的，都大致具备这三个条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党委会目前在党内还不多。直面党内生活现实，现在在相当一部分党委会中，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一言堂”的现象及集体领导走过场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党委会内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已是一个较普遍的顽症。在这种状况下，来自党委会本身的监督必然是软弱乏力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小平同志提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的论断时，还是党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年代，相对来说，那时党内的利益关系、党委会成员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都简单得多。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要努力加强和完善党委会本身的监督功能及监督机制，更需要着力强化来自党委会外部的监督。就党内生活而言，就是要积极推进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产生进程、党内权力的科学划分及合理制衡、党员主体及党代表参与党内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党内询问质询及罢免撤换制度的实施、党务公开的实质性推进、集体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建设、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改进和完善等。P156-158

《党建札记》是继《我忧，我思》之后，我的又一本自选集。这本书所收之文主要是自2006年下半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先后在《理沦动态》《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理论视野》《学习时报》《社会科学报》《组织人事报》《民主与法制》《北京日报》《廉攻嘹望》等报刊发表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文、随笔和杂文；在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主办的内参一类刊物上发表的关于党的建设方面的建议建言(都已经超过了各内参所规定的保密时限)；也有几篇未发表过的党内通信、党内法规评述一类的文稿。这本自选集体现了一名党建学者在一段时期对执政党建设的多侧面思考。

党的建设需要思考，这是自不待言的。当然，思考是人的本能，更是一个学者的使命。直面现实，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思考仿佛有着更多的特殊性。

这种思考，需要清醒地把握党的建设发展的大趋势，而不为某些一时一地的、表面轰轰烈烈但却有悖大趋势的做法所困。例如，中国共产党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就需要思考：党的建设上哪些做法是顺应和符合这条新路子的，理应坚持和不断完善；哪些是偏离这条新路子的，或者是仍然在老路子的巨大惯性下亦步亦趋的。如此才能对党的建设路径作出一种理性的判断。

这种思考，需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而不为党的建设上已经取得的那些成绩以及一些表象所迷惑。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建设上多次引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要求全党同志“在党忧党”，意味深长，用心良苦!只有充满忧患意识地思考，才能清醒地感悟党的建设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才能明智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这种思考，需要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品格，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使思考仅仅停留于某种政治宣传和文件解读的层面。陈云同志的警世名言，“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理应成为包括党建理论研究者在内的学者们的座右铭!为此，就要推崇充分占有材料和无拘束的独立思考，强调解放思想和多种思维方式，提倡在尊重事实基础上的匠心独运。譬如，在党性和人民性这个直接涉及党建基本理论的问题上，就不能只停留于一般性地讲“党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从来就是一致的”，而应进一步思考：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都是有条件的，因此应进一步思考党性和人民性之间在什么条件下有可能出现不一致，如何去防止和应对这种不一致。

这种思考，还需要有自觉的大局观念、政治观念，能够始终站在党的事业的立场上去辨析问题。这就需要在现实中把握好学者的理性良知与现实政治进程的关系、行使党员主体的权利与把握党的建设时机及条件的关系。  因此，党的建设的思考不易，有时甚至很难。

正因为其难，我的这本自选集就难免有一些幼稚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之处。但我的思考是真诚的。在我进入耳顺之年时，年轻的同事真诚而精心地选择了一件文具送我，古色古香的笔筒上镌刻着陈寅恪老先生的醒世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以为，这是作为真正的学者思考的一种至高境界。吾辈理应努力为之!

特别感谢王长江教授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荐此书。他对执政党建设的思考常常给我许多有益的启迪。早在1988年，他就对“党内民主”的定义进行了深入思考：“所谓党内民主，就是一个党的全体党员在有关本党的一切问题上有最终决策的权利。”这对我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确立“党员主体论”有多方面的启示。

权且以此小文代为本书的“自序”，或阐明本书的主题。

刘益飞

2014年12月于锦江畔望江嘉苑寓所

强烈的责任感，是一部有价值的党建著作的魂。如果说，这样的著作时下已寥寥可数、难得一见，那么，益飞教授的这部作品可以当之无愧地忝列其中。

——全国政协委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