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巨匠，在出版方面也堪称功勋卓著。

在推动现当代文学发展、促进民族文化进步的过程中，作为出版家的巴金发挥了极其重要、乃至无可替代的作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译文丛书”等诸多大型出版物，在现代文学史、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与持久的生命力。而他在选题策划、编辑加工、装帧设计、出版经营等方面的独到探索，都为今天的出版人提供了可贵的镜鉴。

巴金晚年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出版生涯：“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做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巴金这一平实而又崇高的出版理念应成为激励我们开创出版新局的价值坐标。

孙晶著的《中国出版家（巴金）》完整介绍了巴金先生的编辑生涯。

孙晶著的《中国出版家（巴金）》全面客观地介绍了作为出版家的巴金先生。主要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巴金的人生理想与岗位意识”，讲巴金如何完成从作家到编辑家的转变，在编辑岗位上寄托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第二章写他的“文化自觉与出版追求”，讲他在编辑出版岗位上的几项重要工作以及对新文学的巨大贡献。第三章“人文情怀与编辑理念”，讲他如何为作者、读者服务，介绍他的编辑思想与编辑理论。第四章“审美追求与编辑风格”，主要讲他在书刊内容、栏目、装帧方面的出版实践。第五章介绍巴金与他的前辈及朋友的交往，使人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巴金在出版方面贡献。

前言

第一章 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

 ——巴金的人生理想与岗位意识

 一、在出版事业中看见“信仰所开放的花朵”

 二、为“贫寒的青年”读者作打算

 三、做“一个为理想献身”的人

第二章 温暖文学读者的心-

 ——巴金的文化自觉与出版追求

 一、文化潮流是如何扭转的

 二、不出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

 三、小说出版：现实主义情怀的闪耀

 四、戏剧出版的集大成者

 五、体现艺术新成就的散文出版

 六、诗国的丰收

第三章 培养国人看世界的眼光

 ——巴金的文学品位与出版格局

 一、杰出翻译家的宏大视野

 二、对俄苏文学的钟情

 三、对法国作家的偏爱

 四、对其他国别文学的介绍

 五、对弱小民族文学的传播

第四章 为文化的积累作贡献

 ——巴金的人文情怀与出版理念

 一、编辑的成绩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

 二、发现《雷雨》

 三、是芦苇还是号角

 四、荷香与星光

 五、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

第五章 参差百态、多元共生

 ——巴金的出版风格与审美追求

 一、文学价值与市场效益的统一

 二、大气磅礴的出版形态构画

 三、亲力亲为的装帧设计

 四、罕见的全能型编辑

第六章 领路人与同行者

 ——出版家巴金和他的时代

 一、前辈作家的鼓励与支持

 二、志同道合的伙伴

巴金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巴金的人生理想与岗位意识

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在于立足岗位，守持一份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并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去维系一份文化的精血。这种岗位意识的确立和对岗位的认同，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文化转型期对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一次准确定位，是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客观外化，是对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的清醒认知。

作为中国现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巴金有着十分高远的人生理想；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这是许多伟大作家的共性。但是，巴金更有其独特之处，即他很早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落实在具体的岗位意识上，在大变革的时代找到了自己发挥作用的具体路径，这就是他的出版工作。巴金和他的同人们不是为了金钱利益才搞出版，他们恰恰是在文化大萧条时走上这个岗位的。他们出于自己人生理想的支持，要为时代留下文明的火种、刻下艺术的印痕。也正因此，即使在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他们仍然踏踏实实地为文学事业作贡献。不论在何种境况之下，他们心头的火种始终长存。

一、在出版事业中看见“信仰所开放的花朵”

教育救国，曾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抱负。出版工作和教育工作一样，都是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促进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岗位。出版工作，最初被视为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叶圣陶曾说过，“就广义说，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①实际上，现代出版机构创立之初，大多均与编辑出版教科书有关。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前曾任南洋公学监督，是明确怀着“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之宗旨来主持出版工作的。入主商务后，张元济继续坚守“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理念，聘请具有新思想、新学识的专家编制小学用最新教科书，将中西文化知识融人其中，一改传统蒙学读物的内容和格局，从而使商务版所编新式教科书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开创了现代教育新纪元。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本着“为中国开发急务”之宗旨，积极策划汉译名著丛书，将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思想的学术著作当作出版的重点。《天演论》、《法意》、《社会真诠》、《群学肆言》……，一部部西方学术名著接连编译完成出版，成为当时引领思想、启迪心智的出版物，而汉译世界名著也成为商务印书馆承传百年、特色独具的品牌。

巴金从事出版，一开始就出于对文化传承和民族振兴的自觉意识。正因为巴金对这一点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能在出版工作中建功立业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从现代文学史上看，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型编辑，另一种是理想型编辑。职业型编辑，他们为人正直，知识渊博，善于发现真正的人才，并乐意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和造就他。他们的成就感在于编出一本本被世代诵读的好书。而理想型编辑则是特殊的编辑人才，他们有自己鲜明的文学理想和文学主张，往往本人就是杰出的理论家和文学家，他们希望通过编辑出版工作来传播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有那么多知识分子，他们既是优秀的作家，同时又是优秀的编辑家，如陈独秀、鲁迅、茅盾、叶圣陶、巴金、靳以、胡风、冯雪峰、郑振铎、林语堂等。

这类理想型编辑往往兼有导师的责任，他们的成就感不仅仅在于一本书的出版，而在于更大的精神力量作用。以启蒙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出版史上，光彩夺目的优秀编辑多半是属于后一类，如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编《小说月报》的茅盾，编《生活》的邹韬奋，编《七月》、《希望》的胡风。巴金，应该也算在这一行列。不过，巴金的编辑生涯却更有其特殊之处。P1－3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50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20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人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人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接到贺畅老师邀我写一本《中国出版家·巴金》的约稿电话，得知人民出版社希望出版一套“中国出版家丛书”，首批人选的知名出版家有张元济、陆费逵、叶圣陶、邹韬奋、郑振铎和巴金等，不禁为之心潮涌动——不仅仅因折服于这套丛书的宏大构想而拍案叫绝，更为自己能有机会重新梳理巴金对中国出版的贡献而跃跃欲试。

巴金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巨匠，他在出版方面的贡献也堪称功勋卓著。巴金极具编辑热情与编辑天赋，对出版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有研究者评价说：“巴金以文名太高，掩盖了他在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其实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远比前者重大。”此言道出了巴金为文学出版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及其历史贡献所在。

当年，我跟随陈思和教授攻读现代文学，对陈老师所提出的有关现代出版和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思想极为服膺，我的心中被这一新开垦的研究处女地深深吸引，于是决定拿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也成了我与编辑工作结缘的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坐在图书馆里阅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物，将近三百种图书基本浏览一遍。在陈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将文化生活出版社与现代作家作品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与考究，得出了自己对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认知与判断，继而从中提炼出自己的看法与思想。

时光荏苒，弹指间距我离开学校进入出版界工作已经十八个年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出版社的工作中，我对巴金及其同人的编辑理念体悟更深，对他们的敬业精神感佩更切。作为一名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更作为一名出版业的从业者，我由衷地尊敬巴金和他的同道们，他们在推动文学生长、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没有人想到金钱，没有人想到报酬，大家彼此都讲奉献，不讲索取，为了自己钟情的文化事业尽心竭力，流血流汗而至死不悔。

巴金曾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我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

这“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正是巴金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对我们这些今天的出版人无疑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启示，希望我们也能够像巴金他们那样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使自己的理想在平实的岗位得到实现、得到践约，从而去传衍精神的火种，使之永生。

十八年后，再次写下这些文字，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陈思和教授，是他的教导使得我对巴金的文学理想与编辑生涯有了近距离的感知；感谢巴金故居的大力支持，为本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感谢马长虹老师的精心编辑，以及卓然君的诸多帮助。没有以上诸位的提携和支持，就没有读者面前的这本书。

孙晶

2016年3月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