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是国际蒙古学界系统探讨蒙古史的又一部新作。作者G.D.古拉提详细地回溯了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统治下的崛起与兴盛。该著的研究重点是察合台汗国（1227-1580）在中亚三百五十多年的统治、与周边政权印度、中原（当时元、明朝）的关系。作者首次揭示出中亚在这段统治期内的政治、经济、商业活动，特别是畜牧业和商业的发展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而这些研究成果和数据统计正是前期蒙古史学者研究中缺乏详尽讨论的部分。

在《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一书中，G.D.古拉提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记载了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蒙古大汗的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蒙古人征服中原和中亚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的商业活动呈现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

西域风土

蒙古的崛起

察合台汗国

手足相残

印度之战

丝路商队

帝国的遗产

参考书目

索引

在此期间，蒙古国的军队已经攻占了当时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格鲁吉亚(Georgia)以及亚美尼亚(Armenia)。三国答应进贡，贡品为马勒(mal)和塔伽(t'agar)，同意无论蒙古军队行进到何处，他们都会派骑兵追随。蒙古人答应了这些条件，停止了屠杀和摧毁城市，返回了自己的领地。不过，他们留下了将领哈剌不花(Tara Buya，又称Qara Buya)，后者奉命摧毁了所有已征服的建筑，甚至毁掉了阿拉伯人花了大量金钱修好的堡垒。

学者们普遍认为，蒙古人的远征虽然在历史上意义深远，但是后果也很严重。成吉思汗去世时，蒙古帝国几乎占领了当时世界一半的土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它控制的领土从太平洋西岸到地中海东岸。它统治着众多有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不同社会以及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杀戮、破坏城市并非成吉思汗远征的唯一特点。在他的统治下，之前因地理和安全缘故彼此并不知晓的国家间建起了紧密的联系。包括中国和波斯这两个文明古国在内的整个帝国内，成员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整个亚洲得到开放，贸易在新格局中得到进一步发展。成吉思汗取得一系列战争胜利后，附属国对《大札撒》中的律法有所了解。毫无疑问，这些法律虽然有些杂乱无章，但是它们带来了极大的安全与和平，被称为“蒙古和平”(Pax Mongoloica)。游牧民族给予世界新的文化，而并非被世界文化所改变，这难道不是令人震惊的事情吗？

四十年间，成吉思汗一直带领他的游牧民族，把他们打造成一件所向披靡的武器，然后率领他们穿越广袤的亚洲，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战马的铁蹄所到之处一片废墟，他们在废墟之上重新建起了强大的帝国。成吉思汗登上汗位时，他的臣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正是因为他的才能与艰辛才使得这个穷苦的国家变得富有，逐渐成为一个强大、人口众多的国家。

成吉思汗去世后的五十年里，他的儿孙们率领蒙古人继续扩张。为了占领欧亚更多的土地，他们灭掉宋金二朝、铲除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phate)，带领军队进入东南亚、旁遮普、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和欧洲的斯拉夫地区。在这些地区，蒙古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蒙古帝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成吉思汗的征战以及蒙古军队机器的建立，为接下来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从1229年至1259年，包括窝阔台汗(Uktai Khan)、贵由汗(Kuyuk Khan)和蒙哥汗(Mangu Khan)统治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进一步扩张并巩固已占有的领土。第三个阶段从1264年忽必烈汗(Qubalai)继承了蒙哥的汗位开始，直到十四世纪初帝国分裂为止。

蒙古大军坚不可摧，胜利接踵而来。每次征服都会为他们带来新的妻子和孩子，每个战死士兵都留有很多子嗣。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Juchi)，他的兄弟合撒儿(Kasar)，每个人都有四十个孩子，甚至成吉思汗的一个侄子有一百个孩子。忽必烈汗统治时期，他的子嗣就有八百多人。在成吉思汗过世三十年后，他的后人约有一万多。据志费尼记载，“成吉思汗的子孙有一万多，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职位(maqam)、居所、军队以及装备。把他们每个人都记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叙述这些主要是为了说明，不像其他朝代那样，为了争夺王位，兄弟问彼此算计、父子相互残杀，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彼此关系和谐，兄弟互助，父子和睦，共同征服世界，消灭敌人”。

此外，那些最杰出、最勇敢的蒙古人总是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因此他们的血统也不断改善。1995年《华盛顿邮报》阐述的观点可能会被人们认同。文章指出，成吉思汗是千年第一人，“成吉思汗具有二元性，既是人类半文明半野蛮的代表，又是极端主义的倡导者”。同时该报以调侃的方式反对推选哥伦布作为千年第一人，认为他只不过代表自己而已。

在将近一年的征战中，成吉思汗在其统治的地域中没有了任何对手，于是他开始教育自己的儿子们、亲戚们团结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中找到类似的话。但是他们仅仅团结了二十四年，之后就开始互相残杀。这种凶残正是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成吉思汗的最初想法是，他的四个儿子和他们的子嗣们可以拥有各自的封地(uluses)，但是要接受国家大汗的统一管理。作为统治者的大汗，由前任大汗推举。在前任大汗亡故后，王公贵族和高官们通过召开忽里台大会确定候选人。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旭烈兀和忽必烈的统治下继续扩张。事实上，从那以后其子嗣的封地逐渐缩小。尽管成吉思汗将他的帝国分封给了四个儿子，但内战与动乱使具体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不过从成吉思汗后人统治的国家和封地来看，他们没有畏惧敌人。

P38-40

《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是国际蒙古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G.D.古拉提(G.D.Gulati，1946～)是印度著名蒙古学家。在印度德里大学获得中世纪印度史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印度德里大学Satyawati College。古拉提教授完成多部蒙古学研究著作，在《印度历史评论》(Indian Historical Review)等刊物上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书评。目前他虽已荣休，但仍活跃在蒙古学研究舞台上。著作《前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西北边境史》(Indian North West Frontier in Pre-Mughal Times，1985)和《蒙古帝国中亚征服史》(Central Asia under the Mongols，2010)奠定了古拉提在印度中亚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其他著作包括有《十三至十四世纪印度与中亚、波斯的陆路贸易》(India's Overland Trade with Central Asia and Persia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2007)。2013年，古拉提教授再次委托德屋出版社(Dev Publishers&Distributors)推出新著《梅瓦提：民俗、记忆与历史》(Mewat：Folklore，Memory，History，2013)。目前，他正在完成另一部专著《成吉思汗传》，相信这又将是世界蒙古史、蒙古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亚，开篇即以广阔的视角勾勒出蒙古民族生活的生态环境和他们对中亚这片特殊地域、对中亚历史的重大影响力。该著作从蒙古族发源谈起，详细地回溯了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统治下如何崛起与兴盛、蒙古民族的天机和隐秘。作者古拉提集中对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中亚地区的商业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并以察合台汗国(1227～1580)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它在统治中亚时期与周边政权如印度、中国（当时元朝、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该著作揭示出蒙古军队在远征过程中对不同国度、城镇的统治和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重点肯定了商业的迅猛发展给中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作者古拉提查阅了大量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的史料，著述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该书注释部分篇幅甚大，内容详细而有趣，全文论述严密准确。参考文献颇为翔实，吸取了蒙古史各个基本阶段、有代表性学者的重要著述。其中，较多采用一手文献，印度籍学者的相关著作罗列几尽。作者的印度背景给蒙古史研究带了与众不同的研究观点、新颖的研究思路和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再次发掘了蒙古民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也有助于读者从不同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文中作者写道：“蒙古统治者通过给商人们提供切实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措施，进一步彰显帝王的气势。蒙古人征服中原地区和中亚之后，贸易往来的道路更加安全、有序，跨地区间的商业活动呈现一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景象。在蒙古大汗统治时期，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举措，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中世纪旅行家才得以踏上这片土地，开启各自的旅程。鲁布鲁克等传教士们也从罗马来到远东。四面八方、千里之外的货物汇集在这片纵横交错的土地上，蒙古的统治确保了丝绸之路的安全，复兴了往日的辉煌。由此可见，一些观点认为蒙古远征完全是野蛮人掀起的祸乱，他们凭借数量庞大的军队到处扫荡，摧毁自己未能理解的文明，这些说法看起来并不正确。”可以说，以上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学术观点。

在翻译过程中，译名的统一再次成为学术著作汉译中最大的难点。蒙古史翻译大家冯承钧先生在多部译著的“译者序”中谈及译名的汉译问题。冯先生翻译人名、地名，刻意求古，多使用我国古代的译名。译文中难免出现了许多令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词语，阅读难度随之增加。本书译者花费大量时间来斟酌人名、地名的准确汉译名。书中人名、地名数量多、来源广，分属欧洲、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印度人名的翻译是一个难点，没有约定俗成的译名，书中就取其音译名。其中，蒙古史中的诸多术语常因年代的不同而译为不同名字，尤其地名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变更。我们吸取了《西域地名》(1988)当中的一些译法，保留一些旧译，选用了部分新译名，但到最后仍感到不甚满意，可谓是“心有余悸”。

本书作者古拉提在撰写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中亚和西亚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中亚研究的学术成果，援引了大量蒙古史学专著，如多次引用蒙古官员、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所著《世界征服者史》，其他还包括《蒙哥》、《蒙古秘史》、《世界境域志》、《史集》、《弓手族国史》、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常德的《西使记》等。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章尾注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和页码。作者所参考的大量文献我们都进行了翻译。这些文献不仅说明作者的学识渊博和引证资料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为我国蒙古史学者们提供一些外文资料的线索。参考书目中已有中译本的译著／文，采用现中译名。尚未发现有中译本的书目或论文，则译者自行翻译。本书也出现个别打印错误和语焉不详之处，译者通过前后文及其他文献综合考察后，进行了必要的修正。注释中所涉及的著作整体可以与参考文献一一对应。然而，翻译之途任重而道远，唯译者知识有限，推敲乏术。尚望海内史学界与翻译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有所遵循。

本书能够进入翻译环节，首先感谢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宣传部牵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具体实施的“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翻译系列”项目的大力资助。本书能够顺利出版，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展编辑的热情帮助和辛苦劳动；感谢魏曙光老师对译稿的译名和正文审校工作；感谢内蒙古社科院金海院长提出诸多的翻译建议；感谢印度德屋出版社(Dev.Publishing)社长Pankaj D.Jain先生与作者古拉提教授通过邮件耐心答疑。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刘瑾玉

二零一六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