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的眼镜
◎莫言
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徐怀中老师是首任主任，我是首届学员。我们是干部专修班，学制两年。怀中老师只担任了一年主任，便被调到总政文化部任职去了，但他确定的教学方针以及他为这届学员所做的一切，却让我们一直牢记在心。今年3月初，文学系邀请怀中老师去讲课，因老人家年近九秩，怕他太累，便让我与朱向前学兄陪讲。讲座上，我忆起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事，虽寥寥数语，但引发了怀中师的很大感慨，于是，我就写下这篇文章，回忆往事，以防遗忘。
吴先生为我们讲课，应该是在1984年的冬季，前后讲了十几次。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顶黑帽子，围一条很长的酱紫色的围巾。进教室后他脱下大衣解下围巾摘下帽子，露出头上凌乱的稀疏白发，目光扫过来，有点儿鹰隼的感觉。他目光炯炯，有两个明显的眼袋，声音洪亮，略有戏腔，一看就知道是讲台上的老将。因为找不到当年的听课笔记，不能准确罗列他讲过的内容。只记得他第一节讲杜甫的《兵车行》。杜诗一千多首，他先讲《兵车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是军队作家班。这首诗他自然是烂熟于心，讲稿在桌，根本不动，竖行板书，行云流水——后来才知道他的书法也可称“家”的——他的课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他为我们讲课显然也是十分用心的，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发了疯似的摽劲儿写作，来听他讲课的人便日渐减少。最惨的一次，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只有五个人。
这也太不像话了，好脾气的怀中主任也有些不高兴了。他召集开会，对我们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并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一次吴先生的课，三十五名学员来了二十多位，怀中主任带着系里的参谋干事也坐在了台下。吴先生一进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点儿湿，他说：“同学们，我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来给你们讲课的！”这话说得很重，许多年后，徐怀中主任说：“听了吴先生的话，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吴先生的言外之意很多，其中自然有他原本并不想来给我们讲课，是徐怀中主任三顾茅庐才把他请来的意思。那一课大家都听得认真，老先生讲得自然也是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记得在下课前他还特意说：我读过你们的小说，发现你们都把“寒”毛写成了“汗”毛，当然这不能说你们错，但这样写不规范，接下来他引经据典地讲了古典文学中此字都写作“寒”，最后他说，我讲了这么多课，估计你们很快就忘了，但这个“寒”字请你们记住。
现在回想起来，吴先生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寒”字，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是让我们知道他寒心了吗，还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知识的浅薄？
其实，我从吴先生的课堂里，还是受益多多的。他给我们讲庄子的《秋水》和《马蹄》，我心中颇多合鸣，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演，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荒原上野马奔驰的情景，还有河堤决口、秋水泛滥的情景。后来，我索性以“马蹄”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以“秋水”为名写了一篇小说。《马蹄》发表在1985年的《解放军文艺》上，《秋水》发表在1985年的《莽原》上，这都是听了吴先生的课之后几个月的事儿。
这两篇作品对我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蹄》表达了我的散文观，发表后颇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奖”。《秋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从此，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的专属文学领地。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我是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写下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在国内外都这样讲，后来，我大哥与高密的几位研究者纠正了我。《秋水》写了在一座被洪水围困的小土山上发生的故事，“我爷爷”“我奶奶”这两个“高密东北乡”的重要人物出现了，土匪出现了，侠女也出现了，梦幻出现了，仇杀也出现了。应该说，《秋水》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篇章，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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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传播：随笔书写的新功能
潘凯雄
一年一度地奉命选择出所谓“最佳”随笔，也就有了一年一度的“心虚”和一年一度地声明自己的选文未必就是“年度最佳”。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自己的这种声明是真诚的；我甚至也还可以狂妄地说：不仅自己的选择谈不上“最佳”，且但凡打上“最佳”字样的选文至少也不可能全都是“最佳”，准确的说法应该只是各位选家的见仁见智而已。
号称“最佳”却未必就是“最佳”，面对这种“名实不符”的行为，自己内心不免会有一些歉疚，便总想设法予以弥补。思来想去，自己既然做不到名副其实地选择“最佳”，那能否在这年复一年的选择中相对集中地突出年度随笔写作中的一两个特色或一两个主题呢？事实上，近几年本人在所谓“年度最佳”的选择上就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尝试，这样一来，就年度随笔写作的整体而言，读者虽不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但至少能将这一豹身上的某一两个斑迹看得清晰一点儿。
今年入选的“最佳”随笔，读者或许会有这样的质疑：入选的这些篇什从文体上看每一篇都是“货真价实”的随笔吗？我承认，读者发出这样的质疑不无道理。今年入选“最佳随笔”阵容的不少篇什与过往人们心目中的随笔模样确实是有点儿不那么太像。尽管我们现在也未必能够准确地说出随笔作为一种特定的文体究竟应该长得啥样，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传统的认同和约定俗成的力量，所谓随笔在人们的印象中或许就是介乎散文与杂文间的那种模样：抒情的、形象的成分多了些就成了散文，讽刺的、鞭挞的色彩重了点儿就成了杂文。本次入选的这些个“最佳随笔”有些的确难逃散文之嫌，但更多的本人也说不清到底应该归入哪类文体更为妥帖。但无论它们的外观长得像什么，从功能角度看，以传播“智识”为己任则无疑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这也恰是本人今年选文时有意而为之的关注点和着意浓墨重彩描出的那一斑。
我这里所说的所谓“智识”传播客观上已成为近些年来随笔书写中比较集中呈现的一种现象。如果将“智识”作进一步肢解，那么所谓“智”更多地指向思想与智慧，所谓“识”则更多地聚焦知识与识见。这种“智识”的传播手段可以是叙事、可以是说文、可以是写史、可以是言理……读这类随笔，我们获取的信息可能是对一位思想家或哲学家的综合评说，就这些思想家与哲学家某一个观点、某一种学说或某一部著述的解读；可能是对一段尘封往事的发掘、就一段已成定论历史的再认识；可能是对一位过往人物的重新评说或局部修补、对某些被历史遗忘了的人物的钩沉；可能是对某种域外风情的描摹与感悟，对日常生活某种细枝末节的察幽探微……而上述内容所涉时空也十分宽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如此海阔天空、“放荡不羁”倒也应验了“随笔”中的那个“随”字，看似随性而为、随意为之，实则落笔处又各有所企各有所究。对照上述描述，再来看今年入选的这些个被冠以“年度最佳”的随笔恐怕也就不难明白本人如此选择的用心之所在了。
这些个以“智识”传播为主旨的随笔所涉及的话题及题材在我们以往的阅读与写作习惯中，首选的承载文体当非论文、传记之类莫属，这当然不错，但同样的话题和题材以随笔这样的文体来呈现，少了那些起承转合的结构限制、没有了逻辑缜密的叙述要求、隐藏起对史实史料的考据标引，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结构和平白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接受的程度和传播的范围无疑会大大地拓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随笔出现的意义与效果总体上终究还是积极与正面的。特别是在当下以互联网背景为由的所谓“轻阅读”“碎片化”泛滥的背景下，这类以“智识”传播为旨归的随笔集中出现或许就是这样一种时势的驱使，它们很像是一种介乎专业论文与“轻阅读”“碎片化”之间的“中阅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其理解为随笔书写的一种新功能并将其作为今年入选“年度最佳”的一条重要标准。
最后的三层意思是每年完成这篇文字时必须要重复的：首先，一些作家对本书的成稿予以禀力支持，对此本人深表谢意；其二，恕本人孤陋寡闻，少数入选作品之作家一时还未能联系上，唯因不忍割爱，故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将其大作入选，在深表歉意与请求他们宽恕之时，也请其在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联系；第三，限于本人学识及阅读量所限，特别是面对各种新媒体的海量，遗珠之大憾是肯定的，敬请广大读者见谅。
是为序。
2017岁末于北京
潘凯雄、王必胜主编的《2017中国最佳随笔》为《太阳鸟文学年选》之一。
随笔的选本，既关注文学的人性化阵颤，又关注当下触动中国人心灵的时代精神。
二十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9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2017年12月要出版的六卷年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7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本册为《2017中国最佳随笔》，由潘凯雄、王必胜主编，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