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731细菌部队杀人惨案】1933年8月，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市宣化街以东，秘密设立了以军医石井四郎大佐冠名的石井细菌研究所(亦称石井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由石井四郎任部队长(后晋升为少将、中将)。该部规模3000多人，占地面积120多平方公里，内设研究试验、防疫给水、细菌生产、总务、教育、供应、诊疗七个部，从事鼠疫、伤寒、炭疽热、霍乱等细菌武器研究和制造。1941年该研究所改称“关东军731部队”，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细菌武器研制中心，也是指挥细菌战的大本营。日军长期用中国、苏联、蒙古人战俘作“研究材料”，进行细菌试验。据第四部长川岛清在滨海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从1940年至1945年8月的五年间，通过细菌试验被残杀的中国人、苏联人和蒙古人至少有3000人以上。1939年5月发生“诺门汗事件”，石井部队和516毒气部队均参战，7月开赴诺门汗、将军庙地区，在哈拉哈河投放霍乱、伤寒和副伤寒细菌22．5公斤，并制造细菌榴霰弹丸2000余枚，装入炮弹内，供诺门汗战场使用。1940年7月，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由石井四郎亲自带队到宁波，把70公斤的伤寒菌、50公斤的霍乱菌、5公斤带鼠疫菌的跳蚤，用飞机投撒在居民区、河流和蓄水池中。10月22日，又在宁波县投撒带菌的麦子、棉花等物。两次施放细菌后，宁波县陆续发生了鼠疫流行，共有99人染患，只有2人治愈，其余97人死亡；后又有20人被传染，不治而亡，共死亡117人。同年10月4日，731部队到衢县，用飞机投撒带细菌的跳蚤和麦粒、粟子等物。38天后，该县患鼠疫病者达235人，死亡221人。同年11月27日、28日，日本两架飞机分别在金华县上空播撒白色烟雾状毒雾，不几天，在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发生鼠疫，东阳县患鼠疫94人，死92人；义乌县患鼠疫308人，死257人；兰溪县患鼠疫36人，死12人；金华县患鼠疫死亡1617人。1941年春，关东军731细菌部队由第二部(试验部)部长太田澄大佐带队，到湖南省常德一带播撒布携带鼠疫菌的跳蚤，使该地患鼠疫死亡400余人。以后又在新登县投撒细菌，使鼠疫蔓延到浙江温州一带，造成该地带每天都有人患鼠疫死亡。同年11月4日，又在湖南常德市区投撒细菌，造成市区、市郊和桃源、丰县等地鼠疫流行，仅石公桥镇就有80多人死亡。1942年7月，731细菌部队在石井四郎统一指挥下，将鼠疫菌用飞机运往华中地区，在重庆、衢县、金华等地喷撒菌液和投撒带菌跳蚤，使各地区发生鼠疫，造成大批人员死亡。1940年至1942年，731细菌部队在吉林省农安县偷撒鼠蚤进行菌效试验，造成患疫354，人，死亡298人。日本投降一年后的1946年夏秋季节，在距731部队遗址不远的后二道沟、义发源、东井子村还曾连续发生鼠疫，造成103人死亡。(辽大一147页，韩晓禹硕基)
【鸡西煤矿劳工惨案】日本侵占黑龙江省之后，霸占了鸡西煤矿。为了“大出炭，支援大东亚圣战”，日本侵略者把“劳工”当成会说话的牲口使用，吃的是配给的橡子面、野菜、窝窝头，住的是简易的大工棚，每天干15～16个小时重活，在瓦斯爆炸、冒顶、透水、塌帮等事故频发煤矿中劳动，致使经常发生成批矿工死亡的事件。日军为了防止劳工逃跑，在鸡西麻山煤矿、鸡西滴道煤矿矿区设置了三道电网，由日军分遣队监视中国劳工从事挖煤生产。劳工们被编成作业队，统一穿着编有号码的更生布工服。人与人之间不准呼姓名，只许叫号码，不准交头接耳说话。恶劣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和高定额的出煤指标，把许多劳工累死、饿死、冻死、病死。至日本投降时止，日本侵略者在鸡西煤矿13年期间共掠夺走1600多万吨煤，残害80000多名矿工，形成7处万人坑。(书局一102页，李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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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51年前的1963年4月5曰，清明节。那年我刚9岁，还在承德市文庙小学读三年级。一大早，我们身着白衣蓝裤，系着红领巾，在班主任彭明生老师的带领下，与全市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代表一起，到承德市郊水泉沟参加“万人坑”墓揭幕典礼。
塞北的初春，乍暖还寒。那天，阴风阵阵，细雨蒙蒙，白花如雪，哀乐低回，由我国著名词曲作家李劫夫于1945年作词作曲的《忘不了》在空中凄婉回荡：“滦河的流水流潺潺，流不尽的愁来流不尽的冤，”“忘不了14年前那一天，日本鬼子强把咱热河来占，杀人放火如虎狼，眼泪把铁石也滴穿!”看着脚下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数万抗日军民、平民百姓的累累白骨，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才第一次知道：我的可爱美丽的家乡，在多年前还有这么一段惨痛的历史!从那年起，每年清明节，我和同学们都在彭老师的带领下，到水泉沟“万人坑”墓前祭奠死难者，让幼小的心灵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直到“文革”爆发……此情此景，让我终生难忘!
自那以后，上中学、上山下乡、参军，直到退役、退休，我每次回承德探家都到母校的院子里看一看，但时隔多年，不仅人事皆非，连当年金碧辉煌的文庙也已经荡然无存，仅剩下一个空落落的院子，彭老师也早已调动了工作。
2000年夏天，我再次探家回到承德。人到中年易怀旧。已经离休的老父亲向我提起彭老师，说每每在街上碰到彭老师，他总是打听、询问他当年中意的学生现在可好。听到此言，我内心的愧疚感油然而生。于是，由老父亲带路，我驱车前往彭老师家。
老师的家住在一座普通的旧居民楼里。当年才二十五六岁、风华正茂的老师于今竟已过了花甲之年!分别了34年的师生相见，激动的心情自不必多言。虽然只是下午四点多钟，老师、师母仍盛情将我们父子留下对饮了几杯酒。言谈中，我忆起小时候的旧事，包括清明节老师带我们到水泉沟祭奠情景。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到清明节，我就想，不知道有没有人把水泉沟万人坑这段历史写一写?”让我意外的是，老师立刻拿出了一本书送给我看，书名是《罪证——日军在承德街屠杀罪行录》。这是老师前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行程3万多公里，跑遍了北京、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等五省区的20几个县市，走访了100多名受害者及家属，复印、摘抄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终于基本查明了侵华日军在承德制造水泉沟万人坑的史实。《罪证》这一书就是这次研究的结晶，老师还用颤抖的手在扉页上签了名。
看到这本书，我心中感慨万千：没想到我惦记多年的事竟在自己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但老师告诉我，这段历史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写，他将继续写下去，一定要给后人一个完满的交代。
几年后，老师告诉我，他将编写一本辞书，把日寇在中国所犯罪行简要地一一列出，便于史学研究者查阅，更为了让年青一代能在简短的时间内对日寇侵华史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并希望在编写的过程中能得到我的帮助。我在受宠若惊之余，深感责任重大。我完全能够想象得出：严寒酷暑中，一套40多平方米的旧屋里，窄小的写字台上，堆满了资料，年近古稀、鹤发童颜的老师在伏案疾书；荒山野岭上，奔走着老师高瘦的身影；不会使用电脑，老师就让自己的女儿、儿子一次次地帮他发送E-mail与我研讨……2006年隆冬，《倭戮略——侵华日军制造的大屠杀事件罪行辑录》——这部30多万字、历时两年、凝结着老师心血的专著终于定稿了。承蒙恩师的信任，从那时起，我就为协助恩师为出版此书而奔走。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赢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同志们的青睐，使此书得以出版!我相信，待到这本书正式出版发行时，定会受到史学界的肯定，因为该书和老师所著的《罪证》等专著填补了中国乃至国际抗日战争研究史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周玉书老将军是我崇敬的老前辈、老首长。他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工作了整整36年，从战士到军长，他从未离开过这支英雄的部队；而从1969年这支部队移防到承德，他整整20年没有离开过这片热土。老将军对我说：“我是用双脚走遍了承德的山山水水!”他与承德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当我把这本辞书的清样送给老将军时，他对彭明生老师的这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精神十分赞赏，欣然提笔为此书写了“序言。
纵观几千年来中日关系发展史，和平友好是主流，是发展的大方向，这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可是在日本国内，总是有一部分人企图掩盖、美化直至否认日本侵略中国的罪恶历史，近几年来其右翼势力更是变本加厉，为了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以“走向正常国家”为借口，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将邪恶当成神圣，把罪行当成善行，不断在侵略历史、慰安妇和中日领海等问题上挑起事端，在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就使包括我们师生在内的中国普通百姓愈发感到决不能湮埋、忘记这段不幸、痛苦的历史，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把承德人民、河北人民直至全中国人民曾经被日寇毫无人性地侵害、蹂躏、屠杀的悲惨历史告诉后人。历史已成事实，它不会因任何改变而改变，它既不容美化，也不容否认和篡改。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传承仇恨，加深隔阂，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新的战争发生。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和则两利，冲突则两相伤害。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120年前、70年前笼罩在黄海乃至全中国、全亚洲上空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70多年前那个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家，今天的世界也不是120年前、70多年前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了。历史事实不容篡改，国际正义不容藐视，人类良知不容挑战，历史的悲剧更是绝对不能重演。饱经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最热爱和平，也最懂得珍惜和平，我们不仅铭记历史，要更要用历史事实去警醒、遏制军国主义势力的复活，遏制战争，捍卫历史尊严与公平正义。把我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与和平保持永远，与周围所有的国家和人民永做好邻居——这是中国人民的善良愿望，也是我们师生编写这本书的美好希冀。
王 剑
看完彭明生同志的学生王剑送来的((倭戮略——侵华日军制造的大屠杀事件罪行辑录》的书稿，我被深深地震惊了。这部长达30多万字的史料，简略而又准确地记载了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51年间，日本侵略军在我国29个省市制造的1062例杀人惨案以及82种杀人手段，其持续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手段之残忍、受害人数之多，为世所罕见，令人发指。我虽然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亲身经历了两次战争，可说是见惯了人间的生离死别，但看着书中那些惨绝人寰的画面和文字，我的心仍然不断地颤抖、滴血，我的眼泪仍然一次次地涌满眼眶，我仿佛听得到我们那些苦难的同胞在日军惨无人道的屠刀下无助地哭泣、惨叫，仿佛看得见那些冤死者的眼睛在半个多世纪后仍然无法瞑闭。尽管在美国的庇护、鼓励和怂恿下，日本现今的主政者仍不断歪曲、掩盖甚至美化、否认当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然而，彭明生、王剑、彭兴旺三位同志所汇集、编著的这部史料，以无可辩驳的确凿事实将那些在70多年前犯下反人类的罪行的日本战争罪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承德市原为热河省省会，热河省被撤销后，曾为承德地区行署所在地，现为河北省地级市之一。从1969年到1989年，这20年间我一直在承德工作。由于军事工作的需要，我走遍了承德的山山水水。这是一片广袤、美丽的大地，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是我们伟大祖国5000多年的辉煌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人民勤劳、忠厚、耿直、善良；这里的自然风景秀丽壮观，这里矿藏丰富、物产丰饶，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但直到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与沿海地区比较，这里仍然是欠发达的贫困地区。然而，就是在这片大地上，300多年前，清朝前期的统治者把这里建成了第二个政治统治中心，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实行了睦邻友好政策，不建长城建山庄，化干戈为玉帛，以一座山庄、几座庙宇、几次军事演习，便使我国北部广大地区和平安宁了几百年，其政策手段之高明，其执政成本之低，其影响之深远，为历朝历代所不及。也就是在这片大地上，60多年前，我第四野战军一部从此地挥戈南下，以秋风横扫落叶之势，剑指京城，并涌现出了董存瑞、郭俊卿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战斗英雄。可是，人们也不曾忘记，70多年前，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的方针纵容下，日本侵略军在承德及周围地区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在“无人区”内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从而把这片山川秀美的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有压迫就有反抗。曰军的侵略暴行，激起了热河人民的强烈的民族仇恨。在这片不屈的大地上，我党领导的冀热辽抗日武装与敌寇浴血奋战，战绩辉煌；由平民百姓孙永勤等人自发组成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救国军”等民众抗日武装也与敌寇周旋多年，给敌以重创。
近些年来，每逢得知日本右翼势力掀起反华叫嚣，或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抹杀、掩盖甚至美化、否认日军侵华罪行的时候，我和很多承德籍的乡亲，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问题：日军侵略热河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证据确凿，仅在承德一地，就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百姓，承德市郊水泉沟的“万人坑”是日军在我国制造的最大的“万人坑”之一，在那里埋葬着36000名中国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的尸骨。然而，这段承德人民的屈辱历史。由谁来将它整理、撰写，将它公之于世、传之于子孙，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呢?
幸运的是，彭明生同志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人们纷纷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弄潮时，年近半百的他，却怀揣爱国、爱乡的拳拳赤子之心，自甘寂寞，奔走于荒山野岭之间，与那些冤死的灵魂对话，倾听他们在地底深处不屈的呐喊。30多年来，他精心搜集、挖掘整理并潜心研究了大批侵华日军在热河地区的罪行史料，先后撰写并出版了《殖民地的樊笼》、《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承德市水泉沟万人坑的罪行》、《论日本侵略者对热河省的“治安肃正”》、《罪证》、《谎言掩盖不了屠杀罪证》、《驳斥日本否认侵略罪行的新编历史教科书》、《千里无人区汇集成中国的最大万人坑》等一批专著和文章，这些论著中的很多史料，曾被研究界许多权威刊物登载或引用。彭明生同志还多次到党校、军事院校、大中专学校、学生夏令营、报社媒体等单位作学术报告，与国外特别是日本的反战团体多次进行交流，向国外的年青一代、国际友好人士和媒体揭露侵华日军的反人类恶行，用铁一般的事实戳穿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在国内外的日本侵略史研究界、日本侵华史研究界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倭戮略——侵华日军制造的大屠杀事件罪行辑录》一书，是彭明生等同志有感于曰军在侵华战争中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为方便历史学者、广大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的读者阅读、了解乃至检索、研究日军侵华罪行，把浩如烟海的史料以辞条形式精简成书，使人们可以用简短的时间，大致地了解侵华日军惨无人道的反人类罪行。
彭明生等同志的这些文献专著，不仅补充了抗战史的研究成果，满足了承德乡亲们多年来的企盼，更可告慰承德市郊水泉沟万人坑那36000多名殉难者，乃至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数以千万计的地下冤魂。“书中件件案，实录仇与泪。”历史无可辩驳，如山的铁证不容抹杀。《倭戮略——侵华日军制造的大屠杀事件罪行辑录》一书，从书名到内容都言简意赅，史料丰富准确。但愿我们的后代永远不忘国耻，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心，捍卫人类尊严和历史正义，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让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人类的和平发展，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远离人类间的战争、杀戮而阅读此书。 2014年1O月于广州
(周玉书同志，1933年8月出生，湖南攸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1953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承德第24集团军军长、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陆军中将：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倭戮略(侵华日军制造的大屠杀事件罪行辑录)》是彭明生、王剑、彭兴旺三位同志对国内出版发行的若干侵华日军屠杀史料，精心进行摘录、编纂，以辞条形式予以精简为30万字，如实、准确地反映了自1894年甲午战争起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止的51年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制造的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惨案，可供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能够在短时间内就就可大致了解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
彭明生主编的《倭戮略(侵华日军制造的大屠杀事件罪行辑录)》一书，一方面是为了铭记日本法西斯在中华大地制造的罄竹难书的残暴行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彰显无数个像麻利嫂那样具有坚贞的抗争精神的中国普通百姓，在日军的刺刀面前即使惨遭杀害也誓死不向侵略者低头的民族抗争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