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柄仁、禹克坤主编的这本《长忆未名湖－－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级同学回忆录》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级同学回忆录，共收录56篇文章，分三辑：一、五载春风未名柳，二、燕园一别五十年，三、难忘师恩同窗情，回忆北大五年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五十年的经历，抒写了师生之情和同窗之谊。文章记述了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人和事，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那个年代学生的思想风貌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真实情况，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

段柄仁、禹克坤主编的这本《长忆未名湖－－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级同学回忆录》的文章大体分为三辑。一、“五载春风未名柳”：收有主要回忆北大五年学习生活的文章；二、“燕园一别五十年”，收有也写到五年生活，主要篇幅却是写毕业后工作的文章；三、“难忘师恩同窗情”。

序言

五载春风未名柳

 陈熙中 大学往事拾零

 段柄仁 情谊永在——北京大学中文系57级毕业50周年同学聚会感言

 蒋绍愚 北大五年琐忆

 马振方 习作记事二题

 王龙章 湖光塔影忆永恒

 吴庆先 燕园日记摘抄

 杨运泰 一时为文与一生为人——《苏轼思想简论》写作与发表前后

 禹克坤 图片记忆里的未名湖

 周金华 岁月如歌

 左 方 北大，我人生的重要驿站

 阿尔丁夫 未名杂忆

 陈玉琛 一张老照片的随想

 段柄仁 大学生活趣谈

 胡双宝 准57级生言

 杨 澄 拜见许广平先生

 郁 源 花开花落情相守

燕园一别五十年

 陈良璜 人生感悟——最后才明白

 陈玉琛 我这张办公桌

 丑运洲 回想点滴

 谷衍奎 打油诗十首——纪念北大毕业50周年

 金 毅 未名湖闻道

 李庆荣 我和语言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

 林阿绵 儿童少年事业具有神圣使命

 曲润海 燕园一别五十年

 吴荷生 未名湖水通大海——往事杂忆

 吴绪彬 从北大，重新再出发

 胥 亚 告别未名湖

 杨 澄 三种日子

 杨 澄 一件里通外国的公案

 张 著 想忘却也很难

 周世烈 我的U型人生

 周性珑 往事如烟

难忘师恩同窗情

 吴正南 想起了杨晦先生的讲话

 郁 源 怀念我的导师杨晦先生

 杜桂林 回忆几位恩师

 马振方 忆念吴组缃先生

 王 鍈 感念朱德熙先生

 张万起 回忆林焘先生

 陈熙中 根深才能叶茂——记吴小如教授

 苏培成 师生情，情谊长——记我的老师周有光先生

 丑运洲 同学，和我们一起走来

 丑运洲 忆晋生

 顾国瑞 怀念与寻访——记英年早逝的许祖远同学

 顾国瑞 深切怀念程光武同志

 罗 琴 怀念夫君胡嗣坤

 曲润海 不思量，自难忘——想起我们的武老

 曲润海 小忆钟琦

 孙锡信 北京饺子和天津合子

 杨必胜 同窗情暖，友恩难忘——忆大学同学

 禹克坤 “小土”张家瑞

 张明高 想起李思民兄

 张明高 怀念亡友张品兴

 周世烈 感同窗之助，念挚友之情

 周性珑 忆其昌

 肖衍庆 我的挚友王景隆

 王龙章 老漂记事

附录：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57级学生名录

 （一）入学名单

 （二）毕业名单

后记

1957年高考前，我填了几个志愿：第一志愿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复旦中文系，第三志愿山大中文系。高考过后，就在家里等录取通知。

一天，录取通知终于寄来了。父亲把信拿在手里举得高高的，对家里人说：“你们猜猜，取在哪里？”大家没有回答。父亲又说：“不是北大，就是复旦，你们猜是哪里？”我不作声。姐姐说：“看爸爸高兴的样子，一定是北大。”父亲把信给大家看，说：“是北大。”全家一片欢乐。

晚上睡觉时，我先上床睡了。母亲看着我，对父亲说：“阿愚前几天睡不好，今天睡安稳了。”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这话我都听见。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儿子，他们前几天都没有睡好，今天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这件五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回想起来还如同昨天发生的一样。我父母早已去世，但他们对子女的爱，永远存在我心里。

这份录取通知书，我一直珍藏着。如果没有这份录取通知书，我的一生会是另一个样子。

八月底，我跟姐姐坐火车从杭州到了北京。姐姐在1955年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她对北京已经熟悉了。

现在记不得是在哪个火车站了，也许那时就一个前门站。出了车站就有北大迎新的校车等着，车上已有很多新生，也有一些迎接新生的老同学。有人问我是哪个系的，我自负地回答说：“中文系的！”还加上一句：“北大就是文科好！”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一位老同学和善地说：“北大理科也很棒！”

到了北大，住进了29楼的四楼。随着同学们一个个的到来，我的自负就很快消失了。同学们都比我有见识，有才华！我不但个子比他们矮，学问也比他们矮一大截。五十多年后，2009年9月，中文系让我给新人校的本科生作一个讲座，谈谈在北大的四年应该怎样度过，我就谈了当年入学时的这种体会：“同学们大概都是中学里的尖子，在赛跑时遥遥领先，把别人都甩在后面。来到北大，你们就会发现，你的同学也都是尖子，他们也跑得很快，很多人还跑在你的前面。和这样一批人一起赛跑是一件大好事，可以促使你不自满，不懈怠，永远要加紧脚步。北大的优势在于：不但有一批第一流的老师，而且有一批第一流的学生。你们要十分珍惜这种环境，要好好向老师学习，也要好好向同学学习。你身边的同学，不但是学习时的好伙伴，而且毕业以后，还会是你人生道路上的好朋友。我当年的同学里，就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直到现在，我都和他们有深厚的友情。”

在分专业以前，我在二班。我入学时的宿舍是29楼朝南的一间，里面有三张双层床，我的床位是西南角的上铺，下铺是吴文辉。门边的下铺是俞居上。还有三个是谁，记不清了。吴文辉和俞居上都是调干，阅历远比我这个中学生丰富，而且都是从外系转来的，已经在北大待过一年，懂得不少北大的掌故。俞居上有一副好嗓子，每天起床和临睡时都要放声歌唱，最常唱的是：“为了寻找爱人的坟墓，天涯海角我都走遍。但我只有伤心地哭泣：亲爱的，你在哪里？”但在“补划右派”以后，这歌声再也听不见了。吴文辉还被迫离开学校，到斋堂劳动，一年后回北大，降了一级，不在57级了。从外系转来的宣树铮也是同样被“补划”进去。他们是那个“阶级斗争”年代的受害者。我那时年轻，不能体会他们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虽然班上同学对他们没有太多的伤害，但他们整天得“夹着尾巴做人”，心情肯定是好不了的。他们的大学五年，过的是和我们不一样的日子。幸好“文革”过去后，他们又重见天日。俞居上毕业后到了丹东，大约是90年代，我到丹东去见过他一次，那时他在丹东师院已评上教授。吴文辉和宣树铮都各有成就，57级聚会，他们两位每次都来参加。

二班还有几位同学，我印象颇深。萧衍庆是山西农村来的，比我们这些城市的孩子能干。我的被子脏了，不知道怎么办。他对我说：“自己洗！”我们拿了两个脸盆放在洗脸间的水槽里，放上热的碱水，把被里泡上，然后再用肥皂把被里洗干净。段柄仁也是山西农村的，带着泥土气。他是长跑运动员，80年代当了海淀区委副书记后还坚持长跑，有一天清早，从海淀区委跑到我家平房门口。后来他是《北京方志》的主编，完成了几十册皇皇巨著。张全宇是常州中学的才子，年龄和我差不多，好像在一个宿舍住过，比较谈得来。他写的散文风格清新，曾在报上发表过。毕业后去了北京师专，后来到中学教书，“文革”后回北大中文系来念了硕士，不幸得了癌症，去世时才四十多岁。吴荷生好像也和我在一个宿舍住过。他为人热情，胸无城府，同学们喜欢和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后来他当一艘远洋轮的政委，带领船舰闯过惊涛骇浪，在生死关头镇定自若。“老工人”刘其昌，比我大好几岁，到32楼后在一个宿舍住过。他脾气有些暴躁，但对我这个小兄弟不错，我也常帮他学俄文。他毕业后一直和大家没有联系，大家也不知道他的行踪。张明高身材高大，肤色微黑，有个外号叫“黑老高”。在“大跃进”时，他说过一句名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为此当时受到批判，不过，后来越想越觉得这句话对。他是很有思想的，如果搞学术，一定能大有成就。可惜毕业后分到空军，真是“秀才遇见兵”！虽然他还不忘学术工作，在业余时间编著了好几本书，但毕竟才华是被埋没了。

在二班时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次搞卫生，打扫宿舍，翻开我的床褥，下面竟然有一大堆臭虫。我睡觉很死，被臭虫咬了也毫无知觉，大家笑我是在“喂臭虫”。我在班上不是活跃分子，不言不语，很不引人注意，这件事可使我出了名，直到五十年以后，同学聚会，还有人提起。二班同学都叫我“小蒋”，是因为我年龄小，个子也小。我是40年的，二班40年的还有几个，比如施存康，比我还小几个月，但他个儿高，所以没有人叫他“小施”。只有陈熙中，年龄也小，个子也小，所以大家叫他“小鬼”。我这个“小蒋”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都年过七十了，我的学长陆俭明（55级的）还叫我“小蒋”。我听了觉得很亲切，因为这个称呼保留了大学时代的珍贵记忆。

分专业以后，我到了语言班，住在32楼404。我还是睡上铺，我的下铺是王镆。他床头挂着一把二胡，在空闲时常常拉一曲，技巧很娴熟。我听得最熟的是“花儿和少年”。他也是调干的，因为年龄的差距，平时交往不很多。毕业后他到了遵义师专，在教学之余埋头搞唐诗宋词元曲的词汇研究，写了一本《诗词曲语辞例释》，一举成名。后来，当人们说起这位著名语言学家时，我常常以此夸耀：“我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而且和他是上下铺。”睡在西南角上铺的是孙悦春，是个老实人，话不太多。下铺的是刘秉珍，他是个怪人，说话拖腔拖调，经常“之乎者也”，所以外号“老秀才”。他喜欢用毛笔写篆字，贴在仰面的床板上，而且抄的都是“白发故人稀”之类感伤的诗句。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到宿舍，都对他的这种癖好有特别的印象。他毕业后分到前门的一所中学里，我去看过他几次，他很知足，说：“别看这所学校不大，同事关系很好，我就取了这里的‘人和’。”可是没有几年，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P18－20

2012年9月16日至17日，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级同窗，从全国各地返回母校燕园，庆祝毕业50周年。尽管是白头相见，却如返老还童，喜笑调侃，捶胸拍背，互致问候。久已不闻的昵称、外号，成为见面的第一份“礼物”。交谈中先是天南海北、随心而谈，而后逐渐集中在大学生活和毕业后的经历，从不同角度回味北大五年的苦读，受教，下乡下矿和以“斗人”与“挨斗”为特点的政治运动……在酸、甜、苦、乐中形成终身互念互帮的友谊。深情怀念并衷心感谢老师们在学业、学风和品德等方面给予我们的言传身教，他们付出心血，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不少同学畅谈了毕业50年中的奋斗与收获、坎坷与感悟，其中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见解，不无闪光之处。有人建议，能否把这些写下来，以便给后人“留点什么”，建议获得大家赞同，经过一段组稿、编纂工作，形成了这部文集。

回忆都是已逝的生活。如何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看待北京大学中文系57级，或者扩大一些，看待我们这一代北大莘莘学子？人们众说纷纭。但有一句话是无人否定的，这就是：那段特殊的环境条件，对我们这代人造成了许多遗憾和缺失，但更让人欣慰的是，时代也给了我们不少际遇，让我们做出了无愧于“北大人”的业绩。

在遗憾中，最触目的是我们和老一辈学人相比，有着明显的落差。我们的老师王力、游国恩、魏建功、杨晦、岑麒祥、袁家骅、林庚、吴组缃、高名凯、周祖谟、王瑶、朱德熙、林焘、吴小如等先生都是30多岁闻名学界，可称“大家”、“大师”式人物，我们作为弟子，本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惭愧的是，我们少有人在学术上达到或超越他们的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不是所有人毕业后都有机会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等，不过从深层上说还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这一代人出生于战乱，又多是农民和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缺乏家学熏陶，上小学和中学时期，很少阅读古籍经典，外语也未予重视，比起老师们的“童子功”，起步便落下一大步。进入大学后，又多次下乡下厂参加体力劳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我们年级仅去农村、工地、矿山劳动就达9个多月。5年里，勉强塌下心来读书的时间，断断续续总算起来大约只有3年半。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又逢“文革”乱世，真正进入业务领域，已是壮年。时不我待，尽管我们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比之于我们的老师，只能高山仰止，难望项背。

令人欣慰的首先是我们还是被誉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录取，投入一批“大师”级老师的门下，聆听他们的教诲，亲炙他们的风采。除中文系诸多“大家”给我们授课并可登堂入室请教外，北大开门授课的传统，又使我们按照各自兴趣，选修哲学大师冯友兰，美学大师朱光潜，历史学大师翦伯赞、邓广铭等开讲的课程，有的同学还跻身于数学、力学、生物学课堂，开拓自身的知识领域。特别是系主任杨晦先生，本着“兼容并包”“强化基础”的教育理念，请来全国各地的顶尖学者为我们系统授课，或作专题讲座。王季思、夏承焘、周有光、王朝闻等先生都为我们开过专题课，周扬、老舍、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等文艺界著名人士，也应邀来学校讲当代文艺发展的形势和理论。这些都使我们在课堂以外获得更多的教益，比起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是十分幸运的。

其次，尽管学习时间受到挤压，但同学们却抓紧时间，竭尽全力刻苦攻读，自觉地听好每节课，开展好每一次课堂讨论，不仅重视阅读老师布置的课内参考书，还自我设计有计划地阅读了中外古今的经典名著，不分寒暑，早起晚睡，充分利用节假日，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学术殿堂里。不少同学还在全国性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在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大学后期，文学专业的同学集体编撰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语言专业的同学和1955级的同学一起集体编撰出版了《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1982）。尽管这两部著作有点“催熟”的印迹，在思想理论、资料运用上，也显得稚嫩，但却使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得到了实际的锻炼。正是有这样的学习和实践，为我们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知识基础，获得了一定的研究能力。

还有，在同学的结构上，我们年级录取了二十多名有工作经历的“调干生”，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同处一个集体，年龄最大相差13岁，形成了社会经历和课程业务优势互补的格局和年级的质朴奋进、敬业宽容、团结友爱的良好风气。我们年级为什么能在激烈的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相对平静和谐，这应是原因之一。

最令我们欣慰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我们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社会的紧缺人才，不少同学迅速抓住这个展示才华的际遇，回归自己喜爱的岗位，成为各方面的业务或领导骨干。其中四十多人获得教授或相当于教授的职称，十多人成为报刊、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的主编、社长，十多人成为作家，十多人担任省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同学，也都在辛勤耕耘中获得了累累果实，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表彰。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母校的培养。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是学费由“国家”供养，工作由“国家”安排，“哪里需要哪安家”的一代，“吃草，挤奶”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注入我们的灵魂之中。不少同学直到“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劳作于编书、写作、研究和各类教育工作当中，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但不能不说，那种一度把多元世界归结为一元，国家计划高于一切的体制、制度压抑了这一代人个性的张扬，才华的展现，加之，像雷鸣闪电一样从天而降的政治运动，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对这一代人的伤害。直到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逐步抹去伤痕，挺起腰杆，投入到最大限度地发热发光的奋斗中。这一切也许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铸就的“宿命”。

总之，在回味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级的时候，一种温馨的感觉、感恩的愿望、自豪的心境会涌上心头，传遍全身。这叫什么？叫“北大中文系57级情结”。这种情结已伴随我们走过了五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淘洗，必将愈醇、愈浓、愈香！

2012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级同学在未名湖畔聚会，纪念毕业50周年。会上有同学倡议撰写大学及毕业后生活的回忆录，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因故未能莅会者闻讯也深表赞同。

会后，这些年逾古稀的“老”同学，纷纷拿起笔，或敲击键盘，在纸上，在荧屏上，重现往日的美好时光，回顾人生的艰难历程，师恩难忘，同窗情深，多少感人曲故事、场景鲜活地浮现在眼前……在京城，在京外，北从黑龙江，南至广东，西通巴蜀，东接上海，一篇篇稿件纷至沓来，不到半年，几十万字的文章就堆满编者的案头了。

为了筹划编辑出版，成立了编委会。主编段柄仁、禹克坤，编委陈熙中、丑运洲、蒋绍愚、马振方、杨澄（按姓氏汉语拼音音序）。其中有的是当年班级干部，有的是毕业后历次聚会的组织者，有的是编务需要而约请的。须要说明的是，北京、京外还有更适合担任编委的同学，仅仅因为联络不便，只能盼望他们精神上的支持了。

本书因文章较多，为了阅读醒目，大体分为三辑。一、“五载春风未名柳”：收有主要回忆北大五年学习生活的文章；二、“燕园一别五十年”，收有也写到五年生活，主要篇幅却是写毕业后工作的文章；三、“难忘师恩同窗情”。本书中有的文章一篇中就包含了这三辑的内容，我们根据其主要内容以及各辑篇数的均匀安排在较为适当的辑中。第三辑是谈师恩、同窗情的，在我们五年的学习中有幸受教于许多堪称“大师”级的老师，他们的广博学识、高尚人品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教诲，成为我们终生宝贵的精神财富。本书几乎每篇文章中都有对他们的深深感恩。本辑文章是专为怀念某一位先生而作，这类文章未曾专门组织过，没有包含所有教过我们的先生，故不表示这些专门写到的是特意选择的代表，只是因为某种因缘，在某一位同学心中印象较为深刻。本辑除了有描写同学之间相互帮助、提携外，还收有怀念已故同学的文章，同样也没有专门组织，未能包含所有已故同学，只是某一位健在同学的个性化记忆。

本书每辑文章原则上按作者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也有考虑到内容的联系作了个别调整。怀念老师的文章是按各位老师的序齿排列的。

通读来稿我们发现，每位作者都心怀诚意，力求真实地回忆当年的人和事，只是毕竟过了半个多世纪，有些记忆难免在细节上有所错讹，不同作者在回忆同一件事时相互也可能小有参差，甚或抵牾。只要无关大体，我们都未加订正，强求一致，姑且留下历史的谜团，供后入闲谈或考辨吧。

编写出版《长忆未名湖》，是对我们一生的最好纪念，是我们1957级一次书面上永恒性的聚会。我们的后代，年轻的读者，通过此书会知道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完成学业、奋斗一生的。相信后来者会比我们更幸福、更成功，但是任何时代都有艰难，都有曲折，期盼他们能从本书受到启迪，坚持信念，不畏险阻，去攀登理想的顶峰！

著名学者、书法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并口占一绝，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中老照片是由各位同学从私家相册里翻拍、提供的。新照片由杨澄拍摄并负责全书的图像编辑。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责任编辑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编者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