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眼中的儒圣——孔子
儒家学说发端于孔子。无论后世的儒家各学派分歧如何严重，都将孔夫子视为最伟大的圣人。这个基本共识，也被胡适所继承。尽管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鼓吹“打倒孔家店”的主张，还多次批评儒教，但他对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尊孔在当时的学术界并非新鲜事，新鲜的是胡适对孔夫子的定位。他经过周密地考证后，称赞孔子是一位人格十分伟大的儒家宗师。孔子作为殷商遗民后裔，超越了狭隘的畛域之见，打破了世袭贵族对儒文化的垄断，致力于将儒家思想推广到整个周朝天下。
在胡适看来，周王朝的统治阶级周民族，在文化上落后于商王朝的主体——殷民族。周朝建立之后，通过“损益”殷商的典章制度发展出自己的“周礼”。这实际上是一个周民族被殷商文明逐渐征服的过程。殷周两族的融合包含了自觉的方式与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方式是指两族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趋于“同化”。而“自觉”的方式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者，主动向诸侯与士民推广源于殷商文化的儒学。
按照胡适的研究成果，“儒”原本是殷民族的“祝人”（负责祭祀的官员）。商周文化不同，故而旧“儒”学长期以来仅限于殷民族内部传播，并不是天下列国普遍认可的思想文化。
孔夫子的杰出贡献在于，把“儒”的范围扩大化，让“儒”从殷民族的祭祀者变成了全国上下的传道授业之师。胡适认为这个转变标志着“儒”的中兴。被放大后的“儒”学，不再局限于殷商遗民的小圈子，而是可以与周文化及各诸侯国文化相兼容的新思想资源。假如没有孔子的改革，殷周两族的文化融合也许会演变成另一副模样。
胡适在《说儒》中指出：“孔子所以能中兴那五六百年来受人轻视的‘儒’，是因为他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也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殷遗民的‘儒’境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所以他大胆地冲破那民族的界限，大胆地宣言：‘吾从周！’”
殷商遗民往往更欣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为周文化比较落后。但孔子没有被这种畛域之见所束缚。他公然宣布：“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认为，周朝继承发展了夏商两朝的礼乐法度，已经达到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境界。所以，他选择尊崇周朝的礼乐文明，并终生致力于恢复周礼。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西周王朝已灭，历史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心中的周文化，并不是武王伐纣时周民族的原生态文化，而是承袭夏商文化而发展出来的周文化。这种周文化本身已经包含了大量殷商文化的成果。
胡适曾论证道：“在五六百年中，文献的丧失，大概是由于同化久了，虽有那些保存古服古礼的‘儒’，也只能做到一点抱残守缺的工夫，而不能挽救那自然的趋势。可是那西周民族在那五六百年中充分吸收东方古国的文化；西周王室虽然渐渐不振了，那些新建立的国家，如在殷商！日地的齐鲁卫郑，如在夏后氏！目地的晋，都继续发展，成为几个很重要的文化中心。所谓‘周礼’，其实是这五六百年中造成的殷周混合文化。旧文化里灌入了新民族的新血液，旧基础上筑起了新国家的新制度，很自然地呈显出一种‘集然大备’的气象。”
因此，孔子所谓的“从周”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个经过数百年发展的周文化。他将殷商旧“儒”学与周文化充分融合，发展出了后来的儒家思想。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绝非盲目“从周”，而是根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对殷周文化加以梳理完善。应该说孔子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发展潮流，自觉革新了“儒”的定义与内容，从而使儒文化获得了新生命。
为了弘扬革新后的儒文化，孔子将目光放在了全天下人身上。当时贵族垄断着教育资源，庶民阶层往往缺少读书机会。但孔子却认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在孔子看来，教育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可以打破一切富贵贫贱的界限。他主张“有教无类”，宣扬平等的教育观。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性观念。他的学生既有出身尊贵的鲁国公孙，也有被社会鄙视的商人，还有极度穷困的贫家子弟。孔子门下的弟子有三干之众，其中被称为“贤人”的就有72个。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甚至不同的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的诸子百家私学陆续兴起，与孔子打破教育垄断传统不无关系。
胡适认为，孔子的“有教无类”根源于其对“仁”的追求。仁者，人也。在儒家学说中，“仁”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总根源。而孔子在《论语》中动辄提及“仁”字，可见其将“仁”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高教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孔子的学生曾经多次问“仁”的含义。孔子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位学生讲解。但他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每次都给出不同的回答。
孔子对樊迟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切。为之难，言之得无功平？”
对颜渊说：“克已复礼为仁。”
对仲弓说：“（仁就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公。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以上回答阐述了不同层次的“仁”。在胡适看来，孔子的“仁”其实就是“做人”。他点评道：“用那理想境界（仁）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
胡适在《说儒》中指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与过去的殷民宗教“儒”相比，孔子的师“儒”没有亡国遗民那种柔懦的作风，而是有着极强的自豪感以及进取心。孔子对自己领导的文化教育革新运动十分自信。他认清了殷周民族六百年来逐渐同化的文明发展趋势，对弘扬正道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仁以为己任”的孔子秉承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由此可见，孔子将原有的“儒”与杀身成仁的尚武精神整合成一种新的“儒行”。这种新“儒行”以“成仁”为主要目标。
此处的“仁”，实际上将当时社会上各种杰出人物身上包含的美德融为一体，锻造出一个理想君子的模板。但孔子只是将其作为最低标准的信条。据《论语》记载，孔子曾经自谦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的学生子贡则称赞日：“夫子自道也。”由此可见，担当天下重任，坚持不懈地弘扬儒家正道，是孔夫子终身追求的理想人格。
因了此故，胡适在晚年将孔夫子比作古希腊著名的大思想家苏格拉底。他早年曾经是“打倒孔家店”的代表陛人物，但对孔子却有着一种莫大的敬意。说到底，他把孔子看作是古中国自由精神的代表，让中国古代形成了一种尊重知识、尊重教育的苏格拉底传统。
P6－9
胡君真是“旧学邃宏”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称其“不让清代乾嘉学者”。
——蔡元培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冯友兰
胡适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恩想史上双峰并峙，谈鲁必谈胡，谈胡必谈鲁。两者角度不同，鲁迅比较感性，主要透过文学的渠道批评传统，而胡适比较理性，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恩，在我看来，胡适的批评更直接。……如果说鲁迅是兴奋剂的话，胡适就是清凉散，他的理性、温和、渐进，能让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
——周质平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主将，胡适在中国近代学者中的成就十分突出。他不仅是中国史上首位推广白话文与新体诗的学者，还是第一个用西方学术工具来系统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人。他一生涉猎广泛，对哲学、史学、文学、教育学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范式的先河。
胡适曾被不少人当成“全盘西化论”的代表。因为他不仅用西方学术工具“解构”了中国传统文化，还多次撰文呼吁人们“反省”传统文化的深重“罪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误解。
诚然，胡适对国学的研究是一次对清朝传统学术的叛逆。他在“科玄论战”中坚定地站在“科学派”一方，反对鼓吹“中体西用”的“玄学派”。他始终致力于推广白话文，颠覆文言文。他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与大多数人一样高呼“打倒孔家店”。但是，他破坏旧文化，却并非完全抛弃国学。相反，他所做的努力实际上依然是为了复兴国学。
胡适曾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复兴国学的路线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再次强调：“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四重目的：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的学理；三、整理国故（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地整理）；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研究国学的直接目的是“整理国故”，即重新整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最终目的则是促进“再造文明”——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那个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年代，胡适深刻地意识到传统学术的局限性。为此，他吸收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赫胥黎的怀疑论等西方学术成果，一面向文化界宣传这些西学理论（输入学理），一面以此为参考系来研究国学。
胡适本身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又通过输入学理扩宽了视野，故而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传统国学。在他看来，再造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旧瓶装新酒”，用科学的方法（主要指实证主义）来整理“国故”，在中西结合的基础上去芜存菁。
“国学”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概念，与胡适所说的“国故”同义，都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近代的知名学者无分学术阵营，都参与到了“整理国故”的运动中。以再造文明为最高目标的胡适自然也不例外。但他在学术圈中扮演的角色，可谓独具一格。
梁启超、章太炎等老牌学者虽也尝试过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但他们只是粗浅接触过西方文化，并没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思维训练。所以，他们的研究方法依然带有浓厚的清代朴学色彩。 胡适则不然。他曾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将西方实证主义与朴学的考据方法融为一炉。胡适治学最大的特征是强调“科学性”与方法论。在他看来，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为此，他初出茅庐时还曾与章太炎等老前辈争论过研究墨家思想的方法。
在国学研究过程中，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他坚持实证主义的立场，治学必从考辨史料的可信度入手，力图做到事事用证据说话。例如在整理禅宗发展史时，胡适借助敦煌文献中的史料颠覆了传统的禅宗史料，梳理了一个新的禅宗演变轨迹。
这种“科学的方法”，使胡适跳出了前人独尊儒术的思维局限，也引发了不少学术争议。
胡适常常借助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例如，他认为儒家具有“苏格拉底传统”与科学精神，老子是世界上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倡导者，庄子提出了“天然的生物进化论”，墨家“名学”中包含了西方逻辑学中的演绎法与归纳法。而传统思想学派中与西方理论不合之处，胡适要么将其视为糟粕批判之，要么忽略其存在。这种现象与胡适推崇的实用主义哲学息息相关。
从根本上说，胡适“整理国故”是立足于从国学中找出能与西方文化建立有机联系的部分，进而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科学与哲学（即再造文明）。而此前清朝乾嘉学派的大儒，仅仅是为治学而治学。
胡适毫不隐讳地说：“通过严肃分析我们所面临的活生生问题，通过由输入的新学理、新观念、新思想来帮助我们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通过以相同的批判的态度对我国固有文明的了解和重建，我们这一运动的结果，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文明来。”
这个基于“实用”的目标，决定了胡适在研究时往往也过分追求“实用主义”，而忽略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规律。例如，他研究佛学数十年，却始终不肯深入了解佛学本身，而是用史学考据的眼光看佛学，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否定禅宗的价值。
胡适直到晚年依然就这个问题与中外佛学家进行辩论。
尽管如此，胡适仍然称得上是一代国学大师。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学术界的治学方法产生了重大变革。虽然后世学者推翻了许多胡适的研究成果，却依然沿用着他开创的研究范式。
学术无止境。胡适并没有把国学当作一成不变的死知识，而是将其看成是再造文明的宝贵资源。我们回顾他的国学观点时，也不应该将其视为绝对真理。因为胡适毕生都在强调“于不疑处存疑的实证精神”，无论做研究时还是教学生时，他都贯彻了这个理念。这可以说是国学大师胡适留给世人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本书从儒学、道学、佛学、墨学、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向大家展现胡适“整理国故”的部分成果与治学方法。使大家在领略国学大师胡适的风采时，进一步了解新旧文化在那个时代里的激烈碰撞。这也许能为大家带来更多人生路上的启迪。
季风编著的这本《胡适讲国学》从儒学、道学、佛学、墨学、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向大家展现胡适“整理国故”的部分成果与治学方法。使大家在领略国学大师胡适的风采时，进一步了解新旧文化在那个时代里的激烈碰撞。这也许能为大家带来更多人生路上的启迪。
胡适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其对国学的通彻见解，让他人恐之不及。季风编著的这本《胡适讲国学》全面收录了胡适先生最精华的国学理论，结集了多篇胡适先生在国学领域的不同文章，其内容更是涉及诸子百家、文学等多个领域，为读者更好地了解国学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考。市面上关于国学课的书籍有很多，但关于胡适先生国学课的书籍却很少，而同类书的销量均不错，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可以将“胡适讲国学”这一理论特点更好的发扬光大，从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