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中国抗战的真正希望》是一部别具一格的关于中国抗战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者叶孝慎通过梳理中国抗战时期的外国记者、黄埔军校早期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爱国军官、徐名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何思敬等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抗战经历以及著作、信函、回忆录等，再现了这些人眼中的抗日战争，使读者“看见”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抗战史；同时作者也从王明的左倾路线、共产国际的过分干涉、《时代》周刊的舆论误导以及美国对华外交的功利性等方面，戳穿了“欧洲中心论者”、“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歪曲言论，证实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胜利，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中国抗战的唯一希望。

叶孝慎编著的《我看见——中国抗战的唯一希望》通过梳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如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鲍威尔、斯特朗等外国记者，黄埔军校早期的国民党党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爱国军官、徐名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何思敬等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抗战经历，“看见”了一部有血有肉的抗战史；也从王明的左倾路线、共产国际的过分干涉、《时代》周刊舆论误导以及美国对华外交的功利性等方面戳穿了骗人的谎言，证实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大胜利，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是中国抗战的唯一希望。

代序一 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 于洪君

代序二 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关键 吕彤邻

代序三 海伦在延安看到了新中国的愿景 谢莉尔·福斯特·毕绍福

1 战争开始了

2 查理·陈

3 黄埔一期

4 社会主义者

5 前进的旗帜下

6 他是救世主，还是卖国贼

7 最后的吼声

8 红星照耀中国

9 工合，工合

10 暴风雨里产生

11 海中之鱼

12 别了，卢斯

13 迪克西使团

14 用自己的脚行走

尾声 被失去

后记

壹 战争开始了

1932年1月28日，漆黑的午夜。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日本人的步枪和机关枪声，我从上海北站匆匆赶到出事地点。但见一个人影停了下来，又倒了下去。稍远处，一个中国士兵跪下来，爬进一所房子的门口就开枪还击。街上空空荡荡，铁闸像蛤蜊似的紧闭着，最后的一点灯光也消失了。（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

斯诺“初到上海时，还很年轻，充满了好奇心，对世界上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向《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芝加哥论坛报》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递交了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写的一封介绍信。那时美国记者纷至沓来，在沪外国记者中人数最多。他们大抵可分两类，一类职业记者，一类自由记者。前者，大多有专业教育背景，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习称“密苏里帮”（Missourimafia），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约翰·鲍威尔、莫瑞斯·武道、埃德加·斯诺等就是这一伙人中的佼佼者。后者，情况相对复杂，来华多因“偶然”。无论史蒂尔、窦尊安，还是杰克·贝尔登、格拉姆·贝克，几乎都是迫于大萧条的压力，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撞大运来了。在《Stephen R. MacKinnon》中，窦尊安说他“来到中国时就像许多冒险家和早年的嬉皮士一样，在一艘美国邮船上当清洁工，在海上漂泊两个月，越过巴拿马运河直到西海岸，越过太平洋到达日本，再到上海，在那里的《大美晚报》找到工作”。同样在《大美晚报》里打上头一份工的贝尔登说他“刚刚大学毕业，到处找不到工作，所以奔向大海，辗转到了上海，靠赌博赚了些钱，同时在上海和北京之间穿行，边学中文边采访写稿”。至于史蒂尔，发迹后回眸，那就更是昨夜又东风，一把辛酸泪——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小型周刊。那时我只关注加州的柑橘而对中国没有什么兴趣。但是，经济大萧条使我破产，我开始寻求出路。报纸上的一则《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闻标题吸引了我。我拿着报纸到经理那里取了点现金，然后乘上“Raiyo Maru”号船前往上海。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前途也不明朗。我只是希望尽快到达那个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到了上海时，正是日本人攻击这座城市的前夜……

史沫特莱两面不靠，是个特例，威洛比指其为“美国籍的俄谍”——

美国人史沫特莱小姐是苏俄在中国间谍网中的主要分子，她在该组织中工作了二十多年，是一个最早凶犯之一。如果没有这种始作俑者，中共并不是真正共产党，而是和苏俄毫无关联的农民革命者。这个家伙对于影响美国对华舆论尽了最大努力。由1930年底及至离华的时候止，她是佐尔格最亲近的工作人员。过去她可能是共产国际的间谍分子，虽然我们不知道她是否和佐尔格一样转入了红军情报局，或者她是否在佐尔格手下工作的时候，仍然负有共产国际的任务。（威洛比：《上海大阴谋》）

《上海大阴谋》是《威洛比报告》的翻版。作为麦克阿瑟麾下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Gen. Charles A. Willoughby）少将“热衷于讨论佐尔格案件”、执意“把它从坟墓里掘出来使僵尸复活”的实质是要“让人们怀疑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成为卖国间谍，以造成恐惧心理”，又利用这种心理“煽动反共情绪”。（石原绫子：《回忆史沫特莱》）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病逝伦敦，遗言是：“我的心，我的精神，除中国以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因此，我希望将我的骨灰同为中国革命而倒下去的人们埋葬在一起。”时隔一年，北京为史沫特莱举行追悼会。丁玲在史沫特莱的骨灰落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前说：“史沫特莱没有达到她回中国来的向往，没有享到她重新踏上中国土地、重见中国革命领袖的幸福。但现在，她的骨灰已经运来北京即将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不朽的土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悼念这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她还说：“麦克阿瑟以盟军总部名义，控告史沫特莱是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罗织罪名，诬蔑她与日本两个极为人民所追念的革命烈士是间谍。美国所有的报纸，都用大号字把这消息登在第一版上。这到底为的什么呢？原来在抗战时期，曾有不少美国记者到过中国，有的到过延安或八路军抗日前方。这些记者亲眼看到两个不同的中国。他们以美国中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认为援蒋灭共的政策于美国并无利益。他们说的话，对于麦克阿瑟和美国反动派的阴谋不利，因此，麦克阿瑟与美国统治者们，要给这群人一个威吓，警告他们，于是就选择了一个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绝对不受利诱、不会妥协的史沫特莱开刀了。”（丁玲：《战士史沫特莱生平》）

三个月后，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召开听证会，以重审佐尔格一案为名，确认“哪些美国公民权的拥有者参与其大阴谋的性质及程度，他们在现存美国的共产主义阴谋中又发挥着怎样作用”，从而有效反击“共产国际的红色威胁”。威洛比当场作证说那一时期的“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温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活动家聚集在这个圣地接受训练，进行试验，接受磨练”。作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国际间谍”，佐尔格“既是活动家又是该领域的专家”。正是由于他的“阴谋活动”，使得当年“上海存在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类似共产主义者前线的多个团体”。而史沫特莱“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在政治、地理上的扩张”。她帮佐尔格“组建”间谍“小组”，在中国人中“选拔”那些“愿意为了极端信仰而协助外国人活动甚至为之献身的人”。所以，她的骨灰“被交给了那个现正在朝鲜战场上指挥着中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朱德，并经由共产党高层云集的仪式，供奉于亚洲共产主义中心——北平的特别陵园”。她只能是一个“国际阴谋的魔女”。

问题是，史沫特莱跟佐尔格的关系再“亲近”，“亲近”到“住在一起”（陈翰笙：《地下工作25年》），共产国际依然“觉得”她的行为“相当可疑”，拒绝给她“以共产党人名义或以共产党人的所谓可靠人士的身份露面的机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究其一生，最接近于“间谍”嫌疑的莫过于1918年3月19日的锒铛入狱。然而，当时纽约警方之所以以“为德国谍报机关服务”的罪名逮捕她则是因为以思想入罪的《卡伦法》迟至1950年方始出台，所以，1917年4月6日，美对德宣战那天，她冒雨上街，去联合广场参加群众集会，振臂高呼反战口号，并遭警棍当头重击，换来的只能是六个月的监禁和一万美元的保释金。

六个月的狱中生活，使我得到一个读书写作的机会。朋友们给我送进文具纸张和书籍。我生平头一回不用为生活吃穿发愁，而可以专心致志埋头读书。我最初的一些短篇小说《牢友》就是在狱中的习作。（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自学成才，没有大学文凭。

她“一边读书，一边谋生，没有足够的时间掌握语言工具”。

她“费了两年功夫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随后“离开德国，踏上征途，独当一面，肩负起新闻事业的重担”——

新闻天地可以解脱我的苦境，但东方世界地处天涯海角，举目无亲，又使我感到孤独，苟余心其正直兮虽辟远其何伤！我带着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的矛盾心情，向车站送行的朋友们挥泪告别，列车隆隆开出柏林，取道苏联，奔向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撇开别的不论，至少在“希望解脱和踽踽独行”这一点上，一个史沫特莱，一个海伦·福斯特，何其相似乃尔！

海伦·福斯特的来华跟“华尔街的破产”多少也有关联。窦尊安说：“当时的上海很繁荣，美国却有很多人为面包而排着长队。”海伦·福斯特说：“当我们进入世界第五位繁华的港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到五块中国元，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全中国7000名上下的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她还说：“美国的经济萧条正在恶化，西雅图的美国邮路轮船公司因为没有旅游客人濒临破产。为了这个缘故，设在西雅图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聘我作通讯员——只限于写目的在于使已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

一个被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严格限定、只“写目的在于使已死了的旅游业，可以从‘金色的灿烂的东方’得到复苏的文章”的邻家女孩，最终卷入她的“第一个战争”，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战地女记者”，这全是因为她在她到上海的当天下午就跟“刚从印度回来”、张口就谈甘地和尼赫鲁的埃德加·斯诺不期而遇、一见钟情。

P1-8

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

于洪君

叶孝慎（以下简称“叶”）：长期以来，“欧洲中心论”的存在，一直影响着某些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抗战的客观评价，不知您对此有何见解？

于洪君（以下简称“于”）：毋须讳言，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贡献，在西方学界，确实尚缺充分的尊重和认同，但历史决不会因此而改变。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不能割裂，更不能偏废。有些西方学者把中国抗战放在欧战的背景下来研究，比较关注1941年以后的事件，对于之前的研究比较少，不太关注中国的“九·一八”，这不对。据我所知，国内学界对“九·一八”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九·一八”确实是一个开端，是日本在上一世纪侵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抗战的开始，这一点需要中外学人认真研究，形成共识。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的抗战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告诉世界，告诉继往开来的年轻一代，中国抗战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这一场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被“欧洲中心论”忽悠了，不能被历史虚无主义忽悠了。西方学界，有人有偏见，他们越是不正视、不重视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不客观评价我们，我们就越是要增强这一方面研究的主动性和紧迫性，不留空白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近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有很大提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大基点、关键枢纽。我们不能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以各种方式歪曲中国抗战史，诋毁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全部归结为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显然似是而非，别有用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和尊重。我们要有自信心。要有民族自豪感。我们是中国战场的胜利者。正是我们的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最终在世界的东方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我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大主力。

叶：习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9周年的座谈会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说：“国民党也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习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历史虚无主义者却说：“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请问这是为什么？您又如何看？

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两个战场相辅相成，同等重要。没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没有法西斯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彻底失败。同样，在中国，抗日战争也有两个战场，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引领，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中流砥柱，也就没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关于这一点，我建议大家花点时间，重温毛泽东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中流砥柱”是从哪里来的？“中流砥柱”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两个战场”的提法也是从《论联合政府》里来的，毛泽东报告的第三部分第四小节就用“两个战场”作标题。我们从不否认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人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机动灵活，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不断进行反抗，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所以，习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我好几年前在国外看到过的一部长篇电视纪录片，台湾方面拍的，蒋纬国等人监制，采访了八百多人，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抗战老兵，也有美国的老华侨，名叫《一寸山河一寸血》。实话实说，看了这部片子，我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我被我们民族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大义凛然深深震撼了。我由衷钦佩所有那些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前辈。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无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应当永远缅怀他们，弘扬他们的精神。但是，我们也必须严肃指出这部片子的缺陷与不足。它的制作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贬低了我们的敌后根据地，贬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听说大陆版权已经引进，两岸要合作搞第六版《民族抗战》，计划抗战胜利70周年时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希望这个问题不再存在。其实，宣传抗战，台湾方面远不如我们。当然，海峡两岸高度敌对时，两边对于对方抗战贡献的描述都难正常。但是，随着两岸关系的破冰和趋和，我们对于两个战场的评价，显然远比台湾方面更客观、更充分、更全面、更到位，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台湾方面说“八年对日抗战，都是国军在打”，这话什么意思？无非是不承认、不肯定中共的抗战功绩。然而，今日台湾，何止是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得不到承认和肯定，就是国民党自己的抗日宣传也越来越少，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烈也越来越被遗忘。今天的台湾社会媚日情绪严重，纪念日本殖民统治的各种活动明显要比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要多。甚至亲日政客还公开发声，百般美化殖民统治，尽显皇民汉奸心态，这不能不叫人深思、警醒。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习总书记在抗战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时刻铭记：“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的战术战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这是一部许多人帮着我一起完成的书稿。

首先我要感谢刘世军先生。刘先生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诤友、忘年交。他主动送我的《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对于我写作本书实在是裨益良多，帮助甚大。《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里有许多可玩味的东西，譬如，“我肯定不会见欧文·拉铁摩尔，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总是躲避见我们的进步同志，并且连一张慈善票券都不肯买。麦卡锡竟把他当作共产主义同情者了，真是个讽刺！”（1971年10月12日函）譬如，“昨天，洛伊斯及其儿子和妹妹卡欣同艾黎一起来看我。他们告诉我，当把尼克松的电报念给埃德·斯诺听时，他淡然一笑，并说：‘他真是个骗子！’尼克松对埃德的追悼会也很不满。在埃德的追悼会上，只念了主席和总理的唁电，没有念尼克松的，斯诺家人甚至没有对他的唁电表示收悉和感谢。”（1972年4月2日函）譬如，“他（有吉幸治）是同谢伟思、戴维斯和埃默森一起被派往延安的。他回到夏威夷后，由于他发表了有利于‘赤色分子’的文章，被麦卡锡分子严加追究，他的新闻简报也被取缔，并被断定是共产党的代言人。”（1972年7月12曰函）再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伊罗生）在重庆时，他曾被邀请去延安！这事除了邓颖超之外无入知晓。”（1974年1月5日函）刘先生给了我一座宝藏，我必得要好好谢他。

其次，我要感谢李琪先生，感谢他介绍我结识吕彤邻教授，进而从“外国友人”、首先是“美国记者”的视角更多了解“中共抗战”。李先生曾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现仍以市委巡视组组长的身份兼着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执行会长，双重管着我。李先生学贯中西，读历史出身，又是我大学同窗。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我没齿难忘。

再次，我要感谢北外大的马玉萍女士。马女士的专业是日本学和心理学，本职工作很忙。但她一如既往，任劳任怨，尽力帮我。一千多页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艾奇逊白皮书），就是她费心找来又全本复出，让我在书里一再用上。

我还要感谢胡华先生。胡先生是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常务所长。虽相识得晚，但一见如故，结为知己。“胡华”者，“无华”也。胡先生的朴实无华、实事实办，在朋友圈里有口皆碑，出了名的。从2014年12月9日的报告会到2015年5月15目的座谈会，从“美国友好人士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到“美国友人与中共领导的抗战”，再加上《文汇报》上的系列文章，美国所的抗战70周年纪念，硬是被他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胜人一筹。胡先生是个大好人。我北上拜访何理良，他还特意安排王成至博士全程陪同。王博士又特意安排他大舅、大舅妈，双双进城来聚，同桌用餐。王博士的大舅王学庄，是大学问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席间平易近人，多有指教，让我开眼长见识，现如今思之，依旧温暖。

我还要感谢安危先生。安先生是陕西省斯诺研究会会长，5月15日，跟陕西省斯诺研究会秘书长高敏娜小姐一起来上海参加胡华、王健和倪建平等先生张罗的会，茶歇时我们在场外聊了。我对他在PPT里用到的那些海伦照片感兴趣。他二话没说，满口答应我出这本书时作配图。相信读者对这些配图的兴趣不亚于我。

我还要感谢严祖德先生。严先生是我多年老友。我的长篇处女作《少男少女们》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写出初稿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是市少儿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有一个不足十平米的独立空间。每逢节假日，我觅清静，猫他那儿，他总是来者不拒，罩护着我。过去大半年，又是他乐乐呵呵，不厌其烦，浦东浦西，来回奔忙。所有的《新华日报》、《抗战日报》、《晋察冀画报》，还有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都由他查，该翻拍的翻拍，该复印的复印，既专业，又细致。

我还要感谢林佩筠小姐，帮我译了不少英语资料，特别是书中已经用到的伊罗生致茅盾函。这是一个一手档案，很重要的原始文件，林小姐为了译得更加信、达、雅，还主动上日文网站，搜寻相关背景，进行拓展比对。林小姐在澳洲读的本科，读的是悉尼大学媒体与传播专业，获学士学位，另修日语、法语。眼下又深造，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翻译及传译硕士。一个女孩，花样年华，没有比“强学力行”更好的了。真心祈愿林小姐务学必达，有远大前程。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崔琛和陈蔡。前者是我的责编，后者是本书的复审。两位都是我的隔代校友，专业素养无可挑剔，而这一点又比什么都重要。有这个素养跟没有这个素养是不一样的。《新民晚报》（社区版）原社长兼总编辑顾龙先生曾对我说：“编辑是一个高风险职业，不仅要有专业素养，而且要有很高的专业素养。问题是这支队伍，现状堪忧，无非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毫无风险意识。于是，什么样的错误都有人犯，再低级的错误也有人敢犯。犯了就犯了，一脸无辜，屡教不改。真可谓无知者无畏。”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跟“世纪文睿”已有多次合作。合作之所以可持续，以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N，细想下来，最重要一条，也就是作者与编辑之间的默契和互信建立在专业素养的一高、二严、三精上。应该也就是了这一条，“老埃”才把那一枚来自瑞典学院的纪念章赠送给了“世纪文睿”总经理、《失忆的年代》的中文出版人邵敏先生。“老埃”即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原主席、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邵先生说他不为自己得到了一枚迄今为止尚无第二人有幸得到的纪念章而沾沾自喜，只为“老埃”在送他纪念章时不是他而是“老埃”在反复说着“谢谢”而感慨。我想，这就是因为编辑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我本人作过十多年编辑，个中甘苦，心知肚明。作为《失忆的年代》的作者，“老埃”应该感激邵先生，感激“世纪文睿”为瑞典文学的汉化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的心跟“老埃”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是作者。我们对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人，一直心存感激。我们不是站立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站立在编辑的肩膀上。没有作者，就没有编辑。同样，作者的存在，完全得益于编辑的存在。

“世纪文睿”，让我再对你说一声：谢了！

叶孝慎

2015年6月2日

上海北郊大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