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晚年情怀，在著名学者王彬彬的笔下，更加的摇曳生姿，让人感怀不已。作者既是著名教授，又是著名作家，写作了大量的文化随笔和文学评论。鲁迅的晚年生活，晚年创作，晚年的交往和友情，晚年的思想变化等，也是他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鲁迅晚年情怀》这部著作，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即文笔细腻、老道，又锋芒毕露、情感充沛，精准地剖析了鲁迅的晚年情怀。

被许多人所敬爱和称颂，也被不少人所仇视和责难，——鲁迅的生后一如生前。晚年鲁迅招致的误解，是多方面的。

《鲁迅晚年情怀》剖析了鲁迅的晚年生活，晚年创作，晚年的交往和友情，晚年的思想变化等，是作者王彬彬多年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这本小书，能多少澄清一点人们对鲁迅的误解，多少加深一点人们对鲁迅的理解。

修订说明

第一章 逆旅中的姑活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就姑且活下去吧”

第二章 刀丛荆榛中的恶战苦斗

 “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

 “骂鲁迅是‘公事’”

 “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第三章 启蒙即救亡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可羞甚于陨亡”

 “甘为泥土”

第四章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与“救得一弊是一利”

 “最好闭嘴”与“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

 “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

第五章 “没齿无怨言”与“一个都不宽恕”

 “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砭锢弊常取类型”与“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与“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

 “有热烈的好恶”与“只能令人变小”

第六章 多少话，欲说还休

 “在悲愤中沉静”

 “其实我何尝坦白”

 “我的顾忌并不少”

第七章 临终情怀

 “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都和我有关”

后记

“姑且活下去罢”，——这可以说是鲁迅在上海期间的一种恒常的心态。这种心态在上海期间之所以特别强烈，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

在上海期间，鲁迅始终有一种逆旅心态，而逆旅，本来就意味着一种姑活。逆旅心态滋生出一种姑活心态，而姑活心态又使得逆旅生活能日复一日地延续下去。鲁迅之所以一直未离开上海，甚至快要成行了又作罢，也与这种姑活心态不无关系：既然已经活不长久了，既然不知哪一天就病倒或被害，那么，又何必再折腾呢，就这样活下去吧。姑活心态，也使得人难以有长远的计划，难静下心来构制宏篇巨著，因此“打杂”，也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体察鲁迅思想情感，尤其在探寻鲁迅晚年心态情怀时，有两种经历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离寓避难，二是好友被杀。这两种经历，对鲁迅思想情感、对鲁迅人生态度的影响肯定是不小的。“姑且活下去”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也与这两种经历有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在北京有过一次离家避难的经历。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到上海后，离家避难的经历则有4次。

1930年3月19日至4月19日，鲁迅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离家寄寓于内山书店。

1931年2月20日至2月28日，因柔石等5位“左联”作家被捕，鲁迅受到牵连，避居于花园庄饭店。

1932年1月30目至2月6日，因寓所陷入“一·二八”战火，鲁迅、许广平携海婴，偕同周建人一家共10人，“俱迁内山书店”，“蜷伏于书店楼上”，“过着几个人挤在一起大被同眠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黑暗沉闷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2月6日，又通过封锁线，转移到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其时天寒地冻，所居又是朝北房间，鲁迅等10人“一无所携”，挤在一问屋内，“席地而卧”。就这样过了36天。后来，海婴在流离中患麻疹，鲁迅一家又迁往大江南饭店，在这里又住了6天，直到3月19日才回到寓所。

1934年8月23日凌晨，内山书店两名中国店员被捕，鲁迅遂于同日下午避居干爱里内山完造夫妇寓所，直到两名店员被释放，才于9月18日夜回到自己家中。

这种避难的经历自然会对人生态度产生影响。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会迥然有异。“世乱多故，人命危浅”，会使有的人以保命为人生第一要义，也就是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一种苟活的人生态度。而对于鲁迅这样的人，则只能使他原有的姑活心态更加强烈。在1934年4月25日致山本初枝信中，鲁迅说：“我自己觉得，好像确有什么事即将临头，因为在上海，以他人的生命来做买卖的人颇多，他们时时在制造危险的计划。”居沪期间，鲁迅感到头上始终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里，随时可能落下来，但不知究竟何时。有些人会吓得趴下，从此畏缩不前。但对鲁迅，这却只能激起愤恨和轻蔑。既然生命随时可能被剥夺，那么，就姑且活一天算一天吧，但活一天，就要劳作一天，战斗一天，“捣乱”一天。

1931年，鲁迅在避难期间，听到柔石、殷夫等人被害的消息后，在一个深夜里，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吟出了“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著名的诗。其中一联是：“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朋辈成新鬼”，鲁迅一生多次“忍看”，从在北京时算起，刘和珍、李大钊、毕磊、柔石、殷夫……这种经历，对鲁迅人生态度的影响是深刻的，那结果，便是“怒向刀丛”，便是更加蔑视刽子手的屠刀，并随时准备也像朋辈一样“成新鬼”。抛开别的种种不计，仅仅是这些令鲁迅喜爱的友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杀，也使得鲁迅与当时社会、与统治者之间结下了血海深仇。这是私仇，也是公仇，在这种时候，私仇和公仇已成为一回事。在这么多的好友被惨杀之后，不可能设想鲁迅会宽恕，会心平气和，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这样做。有些人常爱对鲁迅的愤激说三道四，撇开其他一切不论，仅仅这么多亲密的友人被残杀，又怎能让人不愤激呢？如果你的一个知心朋友，昨夜还在你家里与你促膝相谈，而今天你便听说他惨遭杀害了，像毕磊一样被铁链锁住活活弄死，或者像柔石那样身中十弹，你会不愤激吗？而这种事情如果在一生中多次遇上，你会不愤激吗？当然，会有人不愤激，不但不愤激，还会吓得屁滚尿流，甚至精神失常，但这里说的是鲁迅。作为鲁迅，有一万条理由下定与杀人者血战到底的决心，而既然要如此，也自然便将生死置之度外了。鲁迅与当时社会、当时统治者之间的仇恨，实在是太深了，但他只能用笔来复仇，——不错，复仇！鲁迅是主张并讴歌复仇的。而要复仇，便只能选择最有力最见效的武器，在这种意义上，鲁迅选择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选择“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的杂文，也是十分自然的。写到这里，我想说，那些总责怪鲁迅大写杂文而不去静心营造艺术精品的人，对鲁迅实在是太不理解、太苛求了。

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信中，鲁迅说过这样的话：

……现状为我有生以来所未尝见，三十年来，年相若与年少于我一半者，相识之中，真已所存无几，因悲而愤，遂往往自视如轻尘……

P18-20

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本书是其中的一种。

记得是1997年春节后动笔，以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小书写完。那年我35岁，思想上比今天更为幼稚，学识上比今天更为浅薄，评骘历史、月旦人物，比今天更没有分寸，所以，这本35岁时写的书中，乖舛、荒谬之处，是并非个别的。这一次，我以救活这本小书的心情对它进行了修订。修订之处是颇不少的。特别要交待的，是原书的第四章《脊梁与篾片》几乎整体地删除了，只保留了最后一节“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即便是这一节，也删掉不少。原来的第四章，主要是论述鲁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对胡适们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不无谩骂之语。这充分显示了我那时的浅陋、糊涂。五年后的2003年，我发表了《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文，从政治观念、政治立场的角度对鲁迅与胡适做了比较。我自以为这篇文章的立论较为公允，现在以这篇《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替换原来的第四章。

除了第四章等于重写，其他地方的修订，主要是删。删掉了不少我现在认为是不正确、不妥当的文字。但并没有删干净。有的地方，无法进行个别字句的删除。要表达我现在的看法，必须整章整节地重写。但出版社催稿甚急，重写似乎不可能。所以，有些我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只得仍旧保留着。

所谓以修订的方式将这本小书救活，并非说修订后的书就有了了不得的价值，而是说，书中对鲁迅的某些看法，例如“姑活心态”，例如“启蒙即救亡”的思想，例如“政治怀疑主义”，例如“多少话，欲说还休”，对于人们理解鲁迅，或许多少起一点参考作用。

书中鲁迅原文引用较多，大都在行文中说明了文章题目和写作日期。其他著作，引述较少，也尽量在行文中指出了作者和书名或文章题目。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收录了较多的鲁迅于上海时期的资料。在写作本书时，大大借助了这本资料集，有些观点，则是转引自该书，在此再次说明。

2015年6月23日夜于南京仙林和园

被许多人所敬爱和称颂，也被不少人所仇视和责难，——鲁迅的生后一如生前。

正如敬爱和称颂的原因并不相同一样，仇视和责难的理由也并不一致。

在仇视和责难者中，有一类是对鲁迅有着近乎本能的嫉恨。酒精过敏者，杯一沾唇，便面孔涨红，双目充血，浑身发痒，甚至口吐白沫，抽筋打颤。而这类人，则一闻“鲁迅”二字，便气急胸堵，目露凶光，一向平和温软的语调也顿然恶狠狠起来，仿佛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嫉“鲁”如仇。

例如那位苏雪林女士，便可算作这类人的代表。鲁迅刚逝世，她便以纤纤素手，奋力举起了“反鲁”的旗帜。用她自己的话说，“‘反鲁’几乎成了我半生的事业”。20世纪60年代，她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写了《鲁迅传论》一书，可谓“妙语连珠”。援“奇文共欣赏”之义，不妨略举一二。谈到鲁迅婚姻时，苏女士云：“鲁迅对他太太并无情感，新婚未及一月便又去日本了。以后与其妻似乎亦未重聚。嫌她貌陋，则鲁迅自己并非美男子，嫌她性情乖张，则鲁迅之乖张更可怕，究为何故，不得而知。”谈到鲁迅的经历时，则云：“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磨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在谈到“少时困厄环境逼成”了鲁迅的“病态”时，苏女士把话锋一转：

不过话不可一概而论，历史上有许多伟人幼小时都曾在贫穷困顿的环境里打过滚来。别的且不说，以现任总统蒋公为例吧，据蒋公自述：“九岁丧父，一门孤寡……”比鲁迅家所遭更坏……为什么幼年时代环境的不顺，并不足妨碍蒋公岳峙渊淳的气度……？可见鲁迅性情的恶劣，大半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竟然要用“现任总统蒋公”的“岳峙渊淳”来映照出鲁迅“性情的恶劣”，真叫人不知怎样说她才好。

苏女士曾是颇有些名气的作家，也曾厕身于大学讲坛，好歹也算个文化人。但一提到鲁迅，便出语与村妇毫无二致，也真是“实由天然生就，所谓‘根性’者是”。 如苏雪林一般嫉“鲁”如仇者，今日文场当然也有。大大小小，面目各异的“顽主”们，一提到鲁迅，便要血压猛升，心律失调的，而且也每每出语如同村夫，或干脆显出市井间无赖儿郎相。有人说，这是“无缘无故的恨”，其实，又何尝没有缘故。

对这类人，与之辩驳，都有些无聊。鲁迅如不被这类人恨，则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

另有一类人，之所以对鲁迅心有不满，语含指责，则是因为对鲁迅有着种种的误解。

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而这十年，鲁迅招致的误解尤其多。  常有人以为鲁迅“骂人”太刻毒。其实，如果了解鲁迅每一论战的前因后果，如果知道鲁迅是怎样被攻击、被反噬、被陷害，便会觉得鲁迅的“刻毒”实在并不过分。

更有人以为，鲁迅是睚眦必报的。他不是反对“宽容”、拒绝“宽恕”的嘛，那一定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其实，鲁迅晚年，常处于围剿之中。当乱箭射来时，他即便想一一回击，也不可能做到。当谤诟如潮时，鲁迅固然也时时还击，但更多的时候是置之不理。骂他的文章，就是被特意寄到手边，他也不急于看。只是在要用作材料时，才去一翻。晚年，他数次说过“倘再与叭儿较，则心力更多白费”一类的话，而临终前不久，则更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以上不过聊举几例而已。晚年鲁迅招致的误解，是多方面的。而这本小书，如能多少澄清一点人们对鲁迅的误解，多少加深一点人们对鲁迅的理解，便也不算完全在灾梨祸枣了。

本书为了阅读的顺畅，尽量不作注释。我引用鲁迅原文时，都在行文中点明了文章题目和写作年月。其他的著作，引述不多，也是在行文中点明了作者和书名。有些资料，转引自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在此特作说明。

1997年4月21日夜于紫金山下

2015年6月23日夜修订于九乡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