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宝瑄是民国初年宁波海关监督。他给自己写日记定下三条规则：一是绝对真实，二是不轻论别人，三是严守学术规则。他的日记很有趣。他特别喜欢读书、思考问题，并且常发议论。处身于时代大变局，孙宝瑄的思路变化很快。而他所交的朋友，如章太炎等，经常和他一起畅谈论学论文的，其余如梁启超、宋恕、吴保初等，都可让人仰视。《忘山庐日记》收录的就是他在1893～1894、1897～1898、1901～1903、1906～1908年共十年的日记。

《忘山庐日记》为孙宝瑄1893～1894、1897～1898、1901～1903、1906～1908年共十年的日记，于政治时事变动、个人生活行事及读书心得三者兼而有之，内容包罗万千。由于作者家世显赫，交游广泛，一方面能够接触到相当多清廷上下官员，洞悉晚清政治，所以记录了很多晚清政治人物的言行与事件；另一方面他所结交的人物中，如章太炎、梁启超等等，都是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他们互相交往的情形；同时，他学兼中西，日记中记载了他的读书心得，可见处于世变中的士大夫的转变。

出版说明

序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

人名索引

初三日，晴。览《尚书注疏》，《书》言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注：蔡氏日：百姓，畿内民庶也。孔颖达日：百姓，百官也。是说吾以孔为长。盖由九而百，由百而万，以次递言，文势较顺。若以民庶解，则岂但畿内民可称百姓，即万邦之民何不可称百姓。仅言百姓，何以别耶？且何不直言畿内邪？董子日：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董子所言百官，盖统中外而言。所谓朝廷者，必在公卿大夫。未有公卿大夫不正，而可以正诸侯者。夫至公卿与诸侯皆正，而万民有不正者乎？故日黎民于变时雍也。由是观之，作百官解于理既确，于文势亦顺。不然，则百姓既下与黎民重复，且又须分别畿内畿外，似古之史官，不应如是之费解也。

然余窃有疑者，下文百姓如丧考妣，百姓不亲，罔睇百姓以从己之欲，岂皆指百官邪？又如允厘百工，则百官称百工，谓其亮天工也。至率百官如帝之初，则直称百官，何必此处独以百姓作百官，使与下文百姓相混邪？且何不直言百官邪？若如此说，则又疑蔡说为是。古人文法往往有不甚醒豁者，学者但得其修齐治平之大意，更不必于字句间深考细辨，转至左支右吾。陶靖节云：读书但观大意，不求甚解。斯言最得。

下晡，读杜诗。地山来，云自署归，道余得庆典差。晚，厚庵复来。夜，风。

初四日，晴。日向午，履平来晤，与谈算法，测度星月去地远近里数法。履平于算学颇能深造，言之皆有根据。午后，子颐约大兄及余往观剧，甚不佳。晚至万福居小酌，夜归。余昨闻初一日午未间，日重晕，有白环三相连。余时未见也。余兄言《通考》载之，主边兵动，不知确否？

初五日，晨，往谒汪柳门少司空，谢庆典。于路览玉溪生诗。日向午，至仁钱馆春祭。同乡至者二十馀人，团向而拜，拜已，相与酌饮。晡，归。黄石孙来晤。

初六日，早，温经书，读管韫山时文。午后，作文半篇，仍去岁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题。览杜诗。晚，至湖广馆观夜剧。夜深归。

初七日，晏起。读杜诗《瞿塘两崖诗》：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诸葛庙诗》：虫蛇穿画壁，巫觋醉蛛丝。《秋日闲居诗》：寒水光难定，秋山响易哀。《南楚诗》：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溪上诗》：古苔生窄地，秋竹隐疏花。天地间一名一物，一形一色，莫不有真精神、真趣态。或过焉不留，或日当其前而不知，或知焉而不能言，多矣。而惟诗人能刻划之，形容之，使天地间名不虚名，物不虚物，形不虚形，色不虚色。故画家能画其迹而已，而诗能画其神。有诗笔到而画笔不到者，未有画笔到而诗笔不到者。且诗与画其传世之远近何如耶？画依乎楮与墨，虽有名绘，而彤残剥蚀，渐久即化乌有，而诗则火不能燔也，水不能濡也，虫不能蚀也，风霜不能侵也。遂使天地间真精神、真趣态，偶一呈露，即长留于人间。噫嘻！此诗之可贵也。

是日，午前阴，日中晴；晡，复阴。吴虎臣来，嘱余书大字。暮，诣止潜，晚饭。归，览曾文正送刘椒云、谢吉人、周荇农诸序。

初八日，晴。晏起，观《文选》，书大字永聚丰横匾。午后，诣孙燮翁及怀塔布、英年各堂官处投刺。车中览玉溪生诗。其《夕阳楼》绝句云：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归时日犹未落。步访杏孙不遇，微风拂面。

P38－39

孙宝碹（1874—1924），一名渐，字仲坞、仲愚，浙江钱塘人。其父孙诒经曾任清户部左侍郎；其兄孙宝琦曾任清驻法、德公使及顺天府尹，民国后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其岳父李瀚章为李鸿章之兄，曾任两广总督等。孙宝碹以荫生得分部主事，历工部、邮传部及大理院等职，民国初任宁波海关监督，卒于任。除日记外，另有《忘山庐诗存》传世。

孙氏日记初名“梧竹山房日记”，后改为“忘山庐日记”，取“见道忘山”之意。始于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之后每年一册，直至去世。因为战乱，日记多有散失，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存光绪二十四、二十七至二十八、三十二至三十四年日记；又藏民国三十年合众图书馆抄本，多光绪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九年部分。二者合计，今存1893—1894、1897—1898、1901—1903、1906—1908年共十年的日记。

孙氏日记于政治时事变动、个人生活行事及读书心得三者兼而有之，内容包罗万千。由于孙宝碹家世显赫，交游广泛，一方面能够接触到相当多清廷上下官员，洞悉晚清政治，所以记录了很多晚清政治人物的言行与事件；另一方面他所结交的人物中，如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宋恕、汪康年等等，都是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他们互相交往的情形；同日记，每年一册，未曾间断。今仅存癸巳、甲午合一册，丁酉一册，戊戌一册，辛丑、壬寅、癸卯各一册，丙午、丁未、戊申各一册，共九册。计戊申以前尚缺六册，己酉以至殁世，当尚有十馀册，均于杭州兵燹中失去。君极佩李文忠甲午之战主和，而反对与俄订密约。庚子以后，深知文忠之联俄，有救国之苦心。又佩项城之雄才，谓其赞助立宪，有功于国家。惟现存日记中断于项城罢斥之年，不知辛、壬以后其论如何。君之论学、论政、论人、论事，皆平心静气，不执成见，不尚空谈。如苏、浙各省拒款筑路一事，此倡彼和，狃于路亡国亡之说，君独引各国已事为鉴，谓借款筑路，并非失策，可谓朝阳鸣凤。日记中于友朋酬酢、家庭琐屑，以及诙谐狎邪诸事，无不据实直书，绝无隐饰，盖君固以毋自欺为宗旨者也。君之姊，为余叔岳夏厚庵先生敦复之继室，故余以姻叔称之。每人都，必往来谈谦，至为莫逆。辛亥以后，会面甚稀，今得于断缣零璧中温其绪论，斯诚光绪以来读书明理之君子矣。辛巳十一月尽，叶景葵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