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黄浦江边：从童年到浦光中学

1946年4月12日。这一天，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新碘乡中□村大陈家，这个地处浙东宁绍平原东北端、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的小村落，在绿树环绕、青瓦粉墙的大陈家降生的陈逸飞，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他自然无法知道自己的一生将会如何度过。决定人的一生命运的，除了他与生俱来的性格、气质、禀赋，更有他所置身的环境：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局，甚至世界大势。同样他无法知道的，是在他的血液里，从此融人了故乡的江南文化基因，注定要影响他的一生。这是他的精神源头，他的根。

岁月无声，故乡有情。在出生后仅仅六个月便告别故乡的陈逸飞，直至2004年，时隔五十八年，他才重新踏上出生地，踏进那幢门前有条直通大海的小河的老宅。乡愁的底蕴是一种对童年的固恋情怀，是一种对以往自我的追寻。“白日放歌须纵情，青春作伴好还乡。”回到故乡的那一刻，离他去世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他很疲惫，但他的心依然年轻。他是为了稍解心头潜藏多年的乡愁，抑或是冥冥之中感到了故园老屋的召唤？

不在故乡的日子，陈逸飞从一个少不更事的青涩少年到英气勃发的年轻才俊，整个幼年和青年时代，他都是在上海度过的。1946年深秋的一天，尚在襁褓中的他，随父母和继祖母一起，到了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他曾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中说：“母亲经常给我讲，我家在镇海新碘，老家门口有一条小河。那一年我们是划船出去的，我还拉着肚子，脸色黄黄的……”病恹恹的小逸飞，或许与其时上海的日益动荡不安的时势正相吻合。仅此而言，他称得上是生不逢时。

陈逸飞的父亲陈庚赉，挈妇将雏从宁波迁居上海这样的事，在当时应当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日寇入侵，抗战八年，人稠地狭的宁波饱受战乱之苦，百业凋敝，到上海以图生存、求发展便成为很多宁波人的合理选择。兼之陈逸飞的父亲作为一个早年毕业于宁波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科又曾经担任过小学校长的文化人，学有专长，自信能在上海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捕捉到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他没有错。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对交通便利、一苇可航的宁波，就像是“第二故乡”一样，大量宁波人进入上海形成的移民潮，是近代上海出现的重要的历史现象。“宁波依山濒海的环境使世居此地的人们既有依山民族刚毅坚忍的性格特征，又具傍海民族的冒险开拓精神。宁波的文化形态是开放的，宁波人通脱旷达，对新兴事业素极敏感，他们不故步自封，不墨守成规，以冒险为天性，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宁波人在上海工业化进程中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不仅众多素质良好的旅沪移民为上海近代工业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更有一些佼佼者创新进取，为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初到上海，陈逸飞父亲便在上海第二钢铁厂谋到了一份技术工作，后又升任为一名工程师，从而为家庭在“十里洋场”营造了虽然艰苦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陈逸飞的母亲范雅芳年轻时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礼，是天主教爱国会的虔诚教徒，在老家曾做过小学教师，到上海后一心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在以后几年，陈逸飞又有了妹妹陈敏静和弟弟陈逸鸣。

上海，这座繁华喧腾、风云际会的大都市，是一部读不尽的大书。现代作家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的开头，用这样一段文字描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流。……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手，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鳞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茅盾以他文学家特有的敏锐，形象而准确地勾勒出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繁盛景象。彼时的上海，已然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国际大都会。恰如恩格斯曾经评价过的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聚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就会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上海亦然。茅盾笔下的Light（光），Heat（热），Power（力）的Neon（霓虹灯），正隐喻着作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所拥有的活力和现代性。

P8-13

《青年陈逸飞》，在哥哥陈逸飞离开我们整整十年的时候，终于亮丽面世。这本书，重点回顾了陈逸飞从1946年出生到1980年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之前，在上海度过的整个青年时代，堪称陈逸飞的一部青春史。

陈逸飞，不仅是一位最具国际性的中国油画家，他还以“大美术”的理念，在电影、时尚、设计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创造性成就，成为闻名海内外的一代大师。

那么，为什么要用《青年陈逸飞》一书来纪念他逝世十周年呢？

青年，是人生历程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她的代名词，应该是率真、脱俗、热情，应该是神思活跃、激情荡漾、无所畏惧，甚至应该是异想天开、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正是这样的青春气质，不仅充溢在陈逸飞的青年时代，而且贯穿着他的整个人生。他的一生始终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和活力，重温他的青年时代，不仅让我们再度感受到一个当代视觉艺术大师的与众不同；而且要告诉当今的青年人，一个生在大时代的理想者，应该怎样用自己的创造与追求，向世界奉献持久永恒的魅力。

作为陈逸飞的弟弟，我与哥哥相差五岁，至今对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青少年时期生活的记忆清晰而深刻，常常在梦中回到那个难忘的年代。在我们家三个子女中，逸飞是大哥，姐姐敏静居中，我排行第三。我们成长在一个温馨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1955年我四岁、哥哥九岁时，全家搬进了市区北京东路四川路口的一幢旧时洋行、后来改建为公寓的大楼里，外滩和南京路近在咫尺，可谓上海市中心的中心。这个地段的人文历史、独特景观及市民素质无疑是影响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儿时的回忆是甜蜜的，这种“甜蜜”是无法用生活条件的优劣去衡量的。黄浦江堤岸、外滩公园、虎丘路曙光电影院、圆明园路的寂静马路、苏州河两侧和浦光中学……都留下了我们深深的足迹和欢声笑语。在我的记忆中，哥哥从小是个“大忙人”，而我就成了“小跟班”。在我们家周围他画过好多风景写生，课余时间他上海美专的同学都喜欢来我家，相约外出写生。妈妈一早从菜市场买来的蔬菜，成了大家画静物的最佳素材，家人和邻居也都成了他的模特。在他留下的青少年时期的写生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他那种天生对艺术的敏锐和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我儿时心中的艺术幼芽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萌发。

哥哥从小又是个“大家长”。他早熟、顾家，懂得人情世故、懂得照顾弟妹。我小学时因为喜欢打乒乓球耽误功课，时常会被他揪着耳朵从学校的体育室中拖走。平时，家中有什么事也都由他担当。他对外婆特别孝顺，所以深得外婆喜欢，也因此能从外婆那里得到额外的零花钱，而他会用这些钱请弟妹去曙光电影院看电影，为我们添置学习用具。他会将同学家长送给他好吃的带回家先让母亲尝。父母身体较差，经常住院，医院的陪护耗费了他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但他却从无怨言。父母过早去世后，他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他一直为父母没能见证到他的婚姻及分享到他的成功深感遗憾，而他能做的，就是在成就自己事业的同时尽力照顾好家庭和弟妹。尽管我在他眼里是被父母宠坏的“老幺”，可他对我还是尽力迁就、照顾，呵护有加。我是家中唯一在“文革”中下乡务农的孩子，这成了哥哥的心事，那段时期，他一直想方设法让我摆脱田间繁重的劳动。1975年秋，我好不容易有一个上调到上海团市委的名额，便立即将此好消息告诉哥哥。谁知事情临时发生变故，使我失去了那次机会。没想到哥哥早已从侧面打听到了崇明上调团市委人员的返沪日期，满心喜欢地在吴淞码头迎接，可惜在那里白白等了一整天失望而归，至今想来仍使我感动和歉疚不已。

“文革”期间，他已在上海油雕院工作，我也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学得了很多东西，并见证了他多件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始末。有段时间我在上海养病，尽管他很忙，却还是坚持把我接进油雕院的宿舍住了好长一段日子，与他同吃同住。他还将自己装订的速写本送给我并叮嘱我抽空多画速写，还不可思议的请了一位行家辅导我学习英语，而教材则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他的宿舍里藏着许多当时市面上没有的书籍，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等，我也就在那时读到了那些书。那是发生在1973年的事，在我父亲刚过世不久。

我父亲对哥哥进上海美专求学的事，开始时一直耿耿于怀，总觉得学画画没出息。但后来看到哥哥在艺术上日益取得成就，态度也逐渐转变，逢人必夸哥哥，看得出他很为儿子感到骄傲。1972年父亲的健康状况日渐恶化，那年的上海美展有哥哥的作品参展，父亲坚持要去参观。当时我正巧由崇明回上海休假，哥哥特地安排了一辆三轮车，让我陪父亲去美术馆，并且反复叮咛要小心陪护父亲，还伤感地说这也许是父亲最后一次看展览了，父子情深可见一斑。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令我十分揪心……

这就是青年陈逸飞展现出的可贵气质：善良，锐意进取，在危难的时候尽心竭力、“两肋插刀”。不仅对家人，而且对老师同学朋友都一样，后来在美国，在哥哥之后前往的很多文艺界的莘莘学子，也都曾感受到了青年陈逸飞的“哥们义气”。

当然，陈逸飞的青春魅力，还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事业建树中。如果仔细解读哥哥逸飞的人生历程，就会发现，其实他的青春气质始终如一地绵延持续，从未褪去。尽管岁月更迭，但我们总能在他的每个人生阶段，发现一个“青年陈逸飞”，发现他所传递的青春特质和铸就的独领风骚的创作成果。

陈逸飞的艺术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文革”时期在上海油雕院的创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赴美求学创业；九十年代回到祖国开创大视觉艺术事业。这三个阶段，时代环境、社会背景和价值取向各不相同，但逸飞的传奇却展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境界，其核心正是一个青年身上最为宝贵的财富——勇者无畏、开拓创新。从开始记事起，乃至整个青年时代，他都紧跟时代的节拍，一步步向前迈进。如今回望他的那些岁月，仍可见到他留下的清晰足迹。无数青春细节，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陈逸飞生前曾对余秋雨说：“我怕别人厌，不能老一套，不能靠惯性，靠惯性总会停在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因此要自己加煤，多走一些路程，多亮几次光亮。”他的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聪敏过人的天资，与踏实勤奋的艺术实践结合在一起，开风气之先的艺术作品与创造就源源不断地产生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陈逸飞的艺术生涯起步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但他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近于执拗的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油画《开路先锋》、《红旗》、《黄河颂》等史诗般的作品相继诞生。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有意识地凸显自己的个性语汇，而与当时千人一面的流行风格拉开距离，这在那个年代，的确是需要勇气的。这一系列的油画创作的成功，让陈逸飞名震中国艺术界，但同时也把他推向风口浪尖。他的作品几乎都会遭受来自“左”的抵制和批判，特别是《红旗》组画曾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这一事件险些上了《文汇报》内参，陈逸飞的艺术生命曾经“命悬一线”——这是青年陈逸飞的无畏探索。

及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让陈逸飞看到了希望。走出国门，到西方去留学深造，成了他的迫切愿望。但是陈逸飞出国留学的道路并不平坦，考公费生外语过不了关，当自费生又缺乏经济条件，而且又有来自其他各方面的阻力。然而陈逸飞目标既定，毫不气馁，办妥了所有自费留学的手续，并最终得到市相关领导的支持。1980年夏天，他手提行李箱，怀揣38美元经香港飞往纽约，成为了第一个艺术类自费出国留学生。1981年，先期到达美国的陈逸飞尽管生活还很拮据，却很快帮助我办好了赴美留学的一切手续，圆了我赴美留学的梦想，浓浓的兄弟情至今温暖着我的心。而今天陈逸飞在美国的奋斗史也已经成为美谈——这是青年陈逸飞的执着勇气。

大约在1982年，陈逸飞回国在寻找创作题材的过程中发现了水乡周庄，那里的风景特别美，但那时只是一个小镇，交通很不方便，他每次回国，都要坐小船辗转前往。为准备在纽约哈默画廊第一次个人画展，他以周庄为素材创作了近四十幅江南水乡的油画，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两年后，由美国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哈默博士赠送给邓小平的那幅油画《双桥》，不但成就了陈逸飞，也成就了周庄，让周庄成为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这是青年陈逸飞的慧眼独具。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当代油画以坚实的步伐迈人了国际艺术市场。在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那次历史性的中国当代油画拍卖会上，陈逸飞“仕女系列”中的一幅《夜宴》以198万港元成交，使他在境外艺术市场上一鸣惊人，被媒体誉为中国油画拍卖的“头牌花旦”。在其他场次的拍卖中，他的作品又连续刷新中国当代油画的拍卖记录。

也就在同一时期，陈逸飞以前瞻『生的观念和开拓性的视野，提出了大美术、大视觉的概念，面对九十年代肇始的艺术市场和消费文化的滥觞和迅速崛起，他回国创业，以自己的卓越能力和规范化运作，涉及艺术的各个领域。他想让中国人变得更美，让城市变得更美，让艺术走进时代的每一片视野，开始了向视觉艺术的全面进军。除了绘画，他还涉足雕塑，并创办时尚杂志，开设时装模特公司，创立逸飞服饰品牌等等。他主持设计了浦东世纪大道名为“日晷”的景观工程及诸多其他的重要环境艺术项目，一直在为上海这座城市去掉某些粗鄙化的元素，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而努力工作，他将大美术的概念融人时尚产业、城市建设和日常生活之中。

当时曾有人指责他的艺术事业商业气息浓，“不务正业”，其实他是苦心孤诣地在赔本种试验田。陈逸飞深爱上海这座培育他成长的城市，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贡献给上海。他不惜成本挖掘和培养人才，现在不少活跃在我国文化艺术和时尚界的精英，当年都是逸飞公司的骨干。陈逸飞置身于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和西方物欲横流的商品大潮之中，他在融人潮流、直面市场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依然恪守着他的中国文化主导性和人文主义理想的基本立场，引领着艺术市场的发展走向，而他心中曾蕴藏的那一份理想情怀与精神追求如今已成燎原之火，熊熊燃烧。这是青年陈逸飞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大师，自觉承担起的社会责任。

上海，是海派文化的策源地。以海派文化为荣的上海人，自然时时刻刻都习惯于走在时尚的前列、流行的尖端。在陈逸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回国创业的短短几年间，人们又开始认识并接受另一个陈逸飞和他的另一种艺术。如果说陈逸飞的油画使他赢得了世界声誉，让世界对一个中国人的艺术创作刮目相看，那么，他的大视觉艺术实践更使他赢得了一代人的青睐。而这一次，陈逸飞的受众无疑更广泛，他所开创的大视觉的艺术价值体现得更大众化，更具现实意义，陈逸飞也由此成为中国艺术家规模化动用个人无形资产，在时尚消费品市场上登台亮相的第一人。从一个已经大获成功的领域跨人一个前途未卜的领域，陈逸飞显出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勇气与胆识。陈逸飞沉浸其中，向世人徐徐展开一个现代视觉艺术家的新空间。他把人比作城市里的流动雕塑，以他独有的审美观，为现代人倡导着优雅、明快、俏丽的形象。陈逸飞突破了艺术门类固有的界线，把时尚艺术送进现代人的内心深处。他努力锤炼自己，使自己在视觉艺术上得到全方位发展，他不仅要让自己的作品去占领博物馆、占领画廊、占领电影院，他还要让自己的艺术创造力萌动在大街小巷，流淌在平凡人的时尚潮流中……由此，陈逸飞完成了他艺术事业的华丽蜕变。

渐渐地，他开始发现凝固的画面和局限的画框已无法表达自己发散的、流动的灵感，手中的画笔渴望着延伸，而他最终选择的最佳延伸方式，竟然是电影！很快，我们就见到了陈逸飞的电影和电影中的陈逸飞。1993年，他耗资300多万元人民币拍摄的《海上旧梦》正式公映，似梦似真似幻的画面，表现了现代画家陈逸飞与一个旧时代上海少女交臂而过的梦境。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油画家眼中独特的海派风情；人们体味到的，是那种久久挥之不去、贯穿陈逸飞一生的“海派梦”。一位著名画家闯人电影圈，这无疑是一条令世人瞩目的新闻，而以画家视角进行的选材、叙事、构图、用光、剪辑所取得的独特效果，更给现代电影界带来了一次不小的刺激！

如果你仔细品味陈逸飞的电影，将会发现其中与他的油画作品一脉相承的精神，那就是对逝去岁月的浪漫追忆。这种浪漫的追忆，寄托着陈逸飞对情有独钟的传统海派文化的执著追求，从这一点上说，陈逸飞的作品代表着过去。而如果你站在当今视觉艺术手段的变革时代来看陈逸飞，你又将发现，从握油画笔到掌镜，从画家到导演，从为圆电影梦到自己投资数百万元，这种不同凡响的艺术胆识，更充分地体现了海派文化中勇敢、浪漫的精神实质。仅此一端也足以证明，陈逸飞当之无愧是现代海派艺术家中的佼佼者。

电影《理发师》，是陈逸飞继《海上旧梦》、《人约黄昏》和《逃亡上海》之后的第四部电影，也成为了一代艺术大师的绝唱。他积劳成疾，倒在了他所热爱的事业上，令人痛心！陈逸飞五十九岁的生命，是创造性的生命，是被艺术和事业充分燃烧的生命。在燃烧过后的灰烬里，蕴含着无比深厚的价值和意义。而陈逸飞的青年时代与青春气质，更精彩地抒写着上海的现在，并代表着海派文化的未来。

哥哥去世十周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哥哥的怀念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强烈。人们至今还在怀念他，把不断的喝彩，献给天堂中默默守望人间的艺术家，表达对他的仰慕、敬佩，这一切都让我十分感动。今天，翻开这本《青年陈逸飞》，他的青春形象跃然纸上！光阴荏苒，如果他还活着，即将迎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虽然他英年早逝，但他的一生堪称辉煌。一个与上海息息相关、一个对艺术孜孜以求的陈逸飞，他的在天之灵足以得到告慰：他深爱的祖国、钟情的城市，正不断焕发青春。他曾经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亮点和惊喜，如今还在延续。他的精神永存！

如今，《青年陈逸飞》的出版，圆了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我相信这是一本至今为止有关陈逸飞的最权威、最具文献性，也最具历史价值的著作。

借此机会我特别要感谢本书的主要撰稿人龚云表先生，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诚挚地感谢胡炜先生和陈燮君先生在百忙中精心撰写的序言，这两篇序言将无疑为本书增光添彩；我还要感谢陈志强先生以及所有为本书的出版提供无私协助的朋友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喜爱这本书并从中受益。

陈逸鸣

2015年7月于上海

序一 胡炜

序二 陈燮君

引言

第一章 黄浦江畔：从童年到浦光中学

第二章 艺术殿堂的莘莘学子：上海美专岁月

第三章 “文革”狂风骤起：画“宝像”运动和《毛主席的红卫兵》

第四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开路先锋》

第五章 我站在高山之巅：《黄河颂》

第六章 涌动的艺术潜流：《红旗》和“素描运动”

第七章 在历史转折中：书生意气和理想起飞

第八章 革命英雄史诗：《占领总统府》

第九章 在激情与理性之问：《踱步》

结语

致谢

后记 陈逸鸣

胡炜

我和逸飞先生可以说是世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曾在上海美专教过他书法，他对我父亲的艺术修养和人品特别敬重。实际上，我父亲教他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一生恪守尊师之道，每逢大年初一，只要他在上海，一定会来给我父亲拜年，年年如此。因此，我们年轻时就很熟悉，他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逸飞先生从海外回来，踌躇满志地要在国内开创视觉艺术新的事业，我正好也刚奔赴浦东改革开放前沿新的岗位。老朋友相见，分外亲切，有无数说不完的话题要谈。他和我谈艺术，我和他谈浦东开发开放的宏伟蓝图。我们俩几乎每个星期都会碰面，无话不谈。我多次到他的画室，他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那些画的构思、那些用笔以及那一幅幅画背后的故事和创作意图。我为他的艺术、他的毅力、他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为他的人品、他孜孜追求“大美术”的那股精神所感动。出国之前，他已经以他杰出的艺术才华和兼容并蓄的艺术实践，成为国内海派油画重要的代表画家。在国外的十几年，他为了追求艺术之美，在美国、俄罗斯、欧洲等地不断学习探索，将西洋艺术发挥到极致，同时又追溯上古，将中国文化的儒雅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完美结合起来。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时尚与复古之间，他的作品闪射出瑰丽华美的光芒，成就了他世界级油画大师的美名。他的“江南水乡”系列极富中国水墨韵致，让西方人看到了古朴、神秘、超凡脱俗的东方世界，令人神往、令人陶醉；他的“东方仕女”系列，画面上流溢着浪漫的激情与怀恋的情调，渗透着东方传统的美感；他的“海上旧梦”系列，娴熟地运用了西方古典精致的油画绘画技巧，又保持了细致入微的东方审美韵味，画面细腻精致，弥漫着宁静、柔美和怀旧的气氛，其绘画艺术造诣近乎炉火纯青。他又深人生活，他曾连续七次到西藏写生，有一次海拔超过了5000米，他说越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对那里民族文化原生态的东西感受越深刻。他创作的一系列以西藏民俗为主题的油画，将西藏的粗犷豪迈、浑厚壮美展现无遗。

他和我说的最多的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如何创新和突破。他一直追求“大美术”，在国内他是最早倡导视觉艺术的，他很早就跟我说要创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当时“大美术”和视觉艺术这种跨界的概念还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搞美术的不搞电影，不搞雕塑，而他既要拍电影又要做雕塑，还要涉足时装设计，别人都以为他不务正业。他说，实际上美存在于每一个领域，凡是眼睛看出去美的东西都是“大美术”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眼睛把艺术的美串起来，世界的真善美都可以通过视觉艺术来融会贯通。他不仅这样倡导，更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他是视觉艺术的集大成者，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视觉艺术大师。

他的雕塑作品《东方少女》，刻画了一位身着旗袍、手执鸟笼及香扇的少女，将中国古典美和现代艺术进行了完美结合，原形做出来以后给我看，我为他那高超的艺术构思赞叹不已。记得当时修世纪大道的时候，他对我说，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不仅要有最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也要有和当代世界文化相匹配的标志性的符号和雕塑。他亲自为浦东世纪大道设计了五组雕塑，从中华民族的金、木、水、火、土一直到时间柱，每一组都有深刻的含义，既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又与浦东改革开放大变革的时代精神紧密结合。他又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和构思，搞了日晷，将中华文化的元素和现代雕塑的手法完美融合，在这过程中修改过无数次。我记得最深刻的是，那次半夜12点到临晨3点之间安装日晷的时候，我看着雕塑在世纪大道尽头徐徐升起，他亲自在那里指挥工人，要求将每个角度调到最好的位置，他对美的追求真的到了忘我的境界。他还跟我说他要把世界上最美的雕塑在陆家嘴展示，而且专门组织了玛勃洛（MARLBOROUGH）画廊和世界上有关的著名人士和我商量这件事，把那些世界上成功的巨型雕塑运到上海陈列展出。为了迎接2001年上海APEC会议，他在世纪公园里为我们设计了一组浮雕，展示世界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和植物，他一次次地修改稿子，里面的每个元素、每个含义、每个表现手法，他都精益求精、反复修改。现在我每次在世纪公园欣赏这幅浮雕时，眼前都会浮现出当年他执着忘我地追求艺术之美的感人情景。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拍电影是他和我谈的最多的话题。他一直强调，要用美术家的视角使电影画面能更生动地反映大干世界。他拍电影，为了一个镜头，为了一个演员，为了一个情节，可以无数次地试镜和修改。所以，他的电影镜头是那么的精致，那么的俊美，就像一幅幅游动的油画画面。他的目光是那么的敏锐，凡是能够弘扬上海文化的元素，他都铭记在心。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创作出一种风格，探索一段历史。他的自传性质的艺术影片《海上旧梦》是一部真正的诗化电影， 《人约黄昏》的镜头则对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勾勒出阴柔纯正的唯美画面。他跟我说他还要拍二战期间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在上海避难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后来他终于拍成了电影艺术片《逃亡上海》和电视纪实片《上海方舟》，我跟启正同志说起，专门请基辛格博士为这两部片子写了片头。记得2005年大年初一晚上，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饭，那天真巧，吃好饭我们一起去开车，发现他开的车和我开的车居然停在一起。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说，接下来要继续拍《理发师》。这部《理发师》是他构思最多、挫折最多、花的精力最多的一部电影，上半年他要集中精力把它拍摄完成，一定要拍成一部有影响力、风格鲜明的电影，而且要培养新人，他说他从陈坤的眼里看出了一个崭新明星的风采。过后他几次又提到拍电影的情况，多次邀请我去《理发师》拍摄现场探班，可惜当时太忙几次都没有成行，成为终身遗憾。

在艺术方面我是他忠实的倾听者，是他的粉丝。我在倾听中增加了对他的佩服，也提升了自己的艺术修养。我曾经问过他，什么是美。他说，美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解释，在他的眼中看来，细节决定美，无数的细节串起来就是一个大美。他追求美，任何一个可以追求美的细节、环境他都不放过。记得当年他参加浦东国际焰火节做评委，我本来不敢邀请他参加，他却对我说，焰火的美是一种夜间绽放的美，它的线条、它的色彩也是视觉艺术的奇葩。生活中每一个美的细节通过他美术家的视角，展示出来，放大出来，便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时社会上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太商业化了。我有一次和他对话，说你现在搞创作、拍电影、搞雕塑、设计服装，你的精力太分散了。他对我说，他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一切都是美的实践，他真的是爱不释手。凡是追求美的地方，他都有无数的激情、想象力和冲动。我又说，你现在的商店开得是很好，但好像不赚钱，好多都是亏本的。他说确实好多项目只有支出没有回报。我就从一个经营者的角度跟他说，那你要快刀斩乱麻，把不好的、不赚钱的关掉。他笑着跟我说：“实际上我不是为了赚钱，我是为了美的探索和创新。我也知道那些项目一直在烧钱，搞大艺术是要烧钱的。我有时候也想关掉，但是有那么多人跟着我要吃饭，关掉了他们就要失业，他们为艺术出力，我要为艺术献身，好在我有银行。”我很不理解，问他什么是银行。他就告诉我，他有两只手。他说他每天睡觉很少，晚上就是一直通宵达旦地画画。我望着他的身体，蛮感慨的说，要为艺术，可一定要顾及身体。

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他每次跟我见面，都要跟我介绍怎样养生，怎样吃东西，而且经常还给我带药。他那时每次从西藏回来，都要向我展示他的身体，“你看，我的身体多好哇”。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像大哥哥那样地说，胡炜啊，身体要当心啊，不要累啊，要注意保养啊。想不到他自己太忘我，太累了，太拼命了。他就像蜡烛一样，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我在浦东工作了十一年，要离开的时候，有一次跟他说起，我说我要离开了，我对浦东也很有感情。他就跟我说，你应该出本集子，我本来不是很起劲，但是他鼓励我，他说如果你把你平时工作当中的东西集中起来出本集子的话，我给你设计封面。我被他这种鼓励激发起来，所以后来我搞了一本《走过十年》的集子，他真给我设计了美轮美奂的封面。还有一件事，每每想起都深深触动着我的灵魂。他在临终前，因为是突然发病，来不及交代很多事情，但还跟他弟弟逸鸣先生说，“我答应给胡炜的父亲画个像，我不能画了，你一定要给我画好”。后来逸鸣先生给我父亲画了一幅特别大的画像，特别的传神。每次看到《走过十年》这本集子和我父亲的画像，我就会想起他的那种真情，他对朋友的关爱，对事业的执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他的这种精神永远鞭策、鼓励着我。在他的这种精神引导下，他过世后，为了将他视觉艺术的思想发扬光大，我和众多关心他的热心人士一起组织成立了陈逸飞基金会，资助海内外艺术交流活动和各类艺术院校的优秀学生，并把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一幢教学楼命名为“逸飞楼”。同时，大家又努力协调资源把他拍了三分之二的电影《理发师》拍摄完成，并在上海名人墓园设立了他的塑像，每年清明，我都会到他墓前去追思、去祭奠。

逸飞先生是中国的英才，那一年他走得太突然、太匆忙，以至于我经常感觉好像他再次远渡重洋去探寻又一次的艺术升华和突破。阅读着龚云表先生和逸鸣先生合著的《青年陈逸飞》书稿，恍惚中仿佛老朋友十年后又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上海，正在和我讲述着他青涩而清纯的青春往事。而我要对老朋友说的是：无论你在与不在，你的视觉艺术成就都已成为世人永恒的艺术财富；无论你知与不知，你的人格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2015年6月于上海

（作者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浦东新区区长）

《青年陈逸飞》为著名艺术评论家龚云表与陈逸飞胞弟陈逸鸣合作，讲述著名上海艺术家陈逸飞青年时期生活与艺术经历的评传式作品。

该书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为基础，采访了陈逸飞生前众多好友和同学，并配以300多幅照片和作品图片，真实生动地梳理展现了陈逸飞整个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艺术风貌。这是有关陈逸飞最权威、最具文献性，也最具历史价值的著作。

上世纪70年代，陈逸飞的艺术生涯起步于一个动荡不安、文化禁锢的年代。他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近乎执拗的桀骜不驯的独立倾向，油画《开路先锋》、《红旗》、《黄河颂》等史诗般的作品相继诞生。陈逸飞色彩斑斓的青年时代，折射出一个时代曲折的历程，而《青年陈逸飞》堪称陈逸飞的一部青春史。

《青年陈逸飞》为著名艺术评论家龚云表与陈逸飞胞弟陈逸鸣合作，通过对陈逸飞青年时代生活和艺术经历的考察评述，通过对他杰出的艺术人生的文化阐释，揭示陈逸飞其人其作所深度蕴含的“海派艺术”的神髓，以及大气磅礴、兼容并蓄的新海派精神，并从文化的高度对艺术的审美价值做出判断，对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前景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