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论(间接路线)》是李德·哈特以西方军事史上的三十场战争，二百八十多个战役的研究为例，归结出间接路线为最有希望且最经济的战略形式。他通过分析战史以说明理论，揭示出了战争中种种部署的优势与不足，简单易懂，使读完此书后的每个人都会对他的“间接路线”印象深刻。

李德·哈特的这本《战略论(间接路线)》在西方战史研究中具有崇高地位，是军事理论的必读书。因为此书，李德·哈特被西方奉为“军事理论教皇”。

在本书中，李德·哈特以深厚的军事理论和战史研究功底，通过分析世界历史上自希波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30场战争、280多次战役，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战略是最具效果、最为经济的战略形式。看似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才是真正的“捷径”。在任何竞争中，只有击败对手才能获胜。而在未克服对手的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引出自己的防线之外。这就是间接路线战略的精髓所在。因此，“间接路线”不仅是战争的定律，更是一个哲学上的真理，在战争之外，于人类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活动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序

第一篇 二十世纪以前的战略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第三章 罗马时代的战争

 第四章 拜占庭时代的战争

 第五章 中世纪的战争

 第六章 十七世纪的战争

 第七章 十八世纪的战争

 第八章 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

 第九章 一八五四至一九一四年的战争

 第十章 二十五个世纪的结论

第二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一章 一九一四年的西战场

 第十二章 东北欧战场

 第十三章 东南欧与地中海战场

 第十四章 一九一八年的战略

第三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

 第十五章 希特勒的战略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全盛时期

 第十七章 希特勒的衰颓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败亡

第四篇 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

 第十九章 战略的理论

 第二十章 战略和战术的基本要点

 第二十一章 国家目的与军事目标

 第二十二章 大战略

 第二十三章 游击战

附录：李德·哈特及其思想

第二章 希腊时代的战争

这个观察的当然起点就是欧洲历史中的第一次“大战”——希波战争(The Great Persian War)。在这个时代中，战略还只是在萌芽的阶段，我们当然不可能希望获得很多的教训，可是马拉松(Marathon)的大名，却在每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心灵上和意象上，留下了一个太深刻的烙印，所以对于这一时期的战争，还是有略加说明之必要。因为欧洲人对于古代的希腊人，都抱着一种崇拜的幻想，因此它的重要性就更显得夸张。当我们作客观的研究时，这些史实的重要性固然相当的被减低，但是其在战略上的意义却反而增加了。

公元前490年，波斯人的侵略行动，实际上只是一个规模相当小的远征行动，其目的是要教训埃雷特里亚(Eretria)和雅典(Athens)少管闲事，不要鼓动波属小亚细亚境内希腊人作谋叛的企图。在大流士(Darius，波斯名王)看来，这些国家真是渺小得可怜。埃雷特里亚为波斯人所灭，它的人民被强迫迁移到波斯湾地区。第二个对象就轮到了雅典，据说当时雅典国内的极端民主党，由于反对保守党的缘故，也准备伺机帮助波斯人入侵。波斯并不直接向雅典城进军，而是在东北方24英里(1英里=1.609公里)以外的马拉松登陆。他们的计划可能是想吸引雅典陆军出城迎敌，然后他们的友党便在雅典城内乘机夺权。若是直接攻击雅典城，则会使这种机会不易发生，甚至于还会促使反对党也合力自卫，结果就会使他们必须作艰苦的攻城战。

假使这真是波斯人的计划，那么他们这一次诱敌行动算是已经成功了。雅典的军队果然向马拉松前进，以迎击入侵者。此时，波斯人又开始执行他们战略计划中的第二步。在少数兵力掩护下，他们把其余的部队又重新装上船只，企图绕道开往帕列隆(Phalerum)，并在那里登陆。然后从那里向防务空虚的雅典城进攻。这个战略计划在原则上是很不错的，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关系，结果却没有成功。

由于希腊主将米尔泰德斯(Miltiades)具有过人的毅力，所以雅典军一获得机会，便立即毫不迟疑地向波斯的掩护部队进攻。在马拉松会战中，希腊军的装甲和长矛都比较优良，也是制胜原因之一——在希波双方的战争中，这都是希腊人所拥有的重要优势。即便如此，这一次的战斗却要比稗官野史上所形容的更为激烈，而且波斯掩护部队中的大部分都还是安全的上船撤走了。雅典军队又迅速地回到他们的城里，由于这个行动上的迅速，加上反对党的迟疑不决，才使他们获救了。当雅典军队回城之后，波斯人就看出来非实行攻城战不可。但是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教训雅典人一番，所以认为若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实属得不偿失——所以他们自动的退回亚洲。

过了10年之后，波斯人才再度大举来犯。可是希腊人对于这一次的警报，却反应得很慢，一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人才开始扩充他们的海军——这是对抗波斯人优越陆上兵力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希腊和欧洲之所以能逃避波斯人蹂躏的主因，是由于在埃及曾经发生了一次叛乱，这个叛乱使波斯人从公元前486年到公元前484年之间，无暇他顾。此外，大流士之死也是原因之一。

当公元前481年，波斯人大举侵略希腊的时候，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是大到了空前的程度。它不仅足以迫使希腊的各城邦和各党派都一致团结御侮，而且也使得薛西斯(Xerxes，大流土的继承者)对于他的目标，非采取直接路线不可。因为兵力太大了，无法使用海运，而必须由陆路前进。但为了应付规模空前庞大的补给作业，又必须利用海运。结果陆军的行动被限制在海岸上，而海军又受到陆军的牵制——彼此都缚着一只腿。所以希腊人对于敌人的进路，事先可以有很准确的预测，而波斯人却无法耍弄一点变化。

地理的形势也使希腊人可以获得一连串的据点，足以有效地封锁敌人的天然通道。诚如格伦迪(Grundy)所说，假使当时不是由于希腊内部意见分歧，利害不一致的话，那么侵入军可能永远达不到塞莫皮莱(温泉关)(Thermopylae)以南。实际上的结果是，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故事，希腊的舰队在萨拉米斯(Salamis)击败了波斯的舰队，而使侵入军立于必败的地位。当其时，薛西斯和他的强大陆军只能在一旁爱莫能助地看着他的舰队，以及更重要的补给来源被毁。

7-9

序

李德·哈特

核弹的出现已为世界投下了一道黑影，而“自由世界”方面，尤其显得阴森。这种武器在设计时的目的，本是为了保护他们，可是结果他们反而最感焦急。他们这种日益增高的“不安全”感，正足以构成一个极富讽刺意味的反省，使人回忆起1945年，他们的领袖对放出这个“核恶魔”以来加速日本崩溃的决定，是如何的草率和缺乏思考。丘吉尔的《战时回忆录》，其最后一卷故意定名为“胜利与悲剧”，在那本书上曾有一个极惊人且具有重大意义的透露。他说：“对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从来不曾有过一分钟的讨论。”

核弹对于广岛的轰炸而言，可算是一个报应。当年负责的政治家认为这是确保迅速完全的胜利，和尔后世界和平的最容易和最简单的方法。诚如丘吉尔所云，他们的想法是以为“这足以使战争结束，使世界和平，只要花少数几个爆炸的成本，即足以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对于受苦受难的人民，伸出救援的手来。当我们经过这样多的劳苦与危难之后，这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可是到了今天，自由世界的人们所感到的焦虑反而与H俱增，此正足以证明当时的领袖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能够想透——这样的胜利并不能获得和平。

他们的眼光始终不曾超出眼前的战略目标——“赢得战争”——之外，而且更认为军事胜利即足以保障和平——这个假定是与历史的通则相违背的。这可以算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纯粹军事性的战略，必须受到具有较长久和较广泛观点的“大战略”的指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环境中，对胜利的追求是注定要变成悲剧的，把德国的抵抗力完全消灭了之后，结果当然无异于是为苏联扫清了侵入欧陆的道路，而使苏联的势力可以向四面八方扩展。这也是同样自然的结果：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核武器既然有了如此惊人的表演，苏联人在战后就一定会设法发展这种武器了。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不安全的和平，经过了八个神经紧张的年头之后，核武器的生产更使“胜利的国家”日益增加其不安全感。但这还不是其唯一的神果。

即便还只是在试爆之中，核弹却早已比任何的东西，更足以证明出用“总体战”当作方法，和用“胜利”当作战争目标，是如何的荒唐不经。这两个名词以及它们所代表的观念，似乎都是完全不合理的。

连主张战略轰炸的巨子们，也都已经认清了这个事实。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塞爵士(Sir John Slessor)，最近曾经发表他的见解说：“四十年来，我们所知道的总体战，现在是已经过时了……今后若再有世界大战发生，其结果无疑是集体自杀，而人类的文明亦将就此结束。”英国空军元帅泰德勋爵(Lord Tedder)，也早已强调过这一点，他说：“用核武器的战争不是决斗，而是相互自杀。”

可是接着他又说：“这种趋势似乎可使侵略行为不致受到鼓励。”——这句话却比较不合逻辑。因为一个冷血的侵略者，也许会估计到他的对手有一种不愿意自杀的先天犹豫心理——这种心理使他们对那些不是明显致命的威胁，可能就不会采取立即的反应。

任何一个负责的政府，当它达到这个地步时，是否会敢于使用核弹，以来回应一个间接性的侵略，或者是任何局部和有限性的侵略呢？连空军方面的领袖人物本身，都警告我们说，这是一种“自杀”的行为，那么若是再感到跃跃欲试的话，则似乎真是疯狂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除非这个威胁，要比核弹本身还更可怕，否则就决不会有人使用核弹。

政治家想把这种武器用来当作对于侵略的一种阻吓工具，这种信念的基础实在是一种幻觉。使用这张王牌的威胁可以当作是一种虚声恫吓。可是事实上，苏联人，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对于它似乎是不会太认真，而那些靠近铁幕边缘的国家，却也许会感到更伤脑筋，因为他们会害怕苏联的战略空军拿他们当作开刀的试验品。假使说用核武器来保护他们，其结果可能反而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决心，那么它的“后膛爆炸力”早已证明出来是有很大的损毁力量。

对于“遏制”政策而言，核弹是不但无益而又害之。它固然可以减低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但是它却也使有限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助长了间接局部性侵略之风。侵略者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形式虽各有不同，而其设计着眼点却是完全一样的——设法使对方犹豫不决，不愿意使用核弹或其他核武器。

要想“遏制”这种祸害，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武器”反而倚仗更深。不过这个结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回到传统性的方法，我们在方法方面是可以翻陈出新的。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战略时代，它的本质与核空权论者的假想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人对于旧时代而言，是一些“革命”派。我们的对手今天所发展出来的战略，其基本的着眼点有二：一是闪避优势的空权；二是使优势空权无用武之地。很够讽刺的是，当我们对轰炸武器的“巨型”效力愈加以发展，则我们愈促进了新型游击战略的进步。

我们自己的战略必须以明白把握住这个观念为基础，我们的军事政策也需要重新决定它的方向。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战略，成功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反战略。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附带的说明一句：想用核弹来毁灭敌人的城市，其结果则是减少了可以做我们“第五纵队”的材料。

认为核武器即足以取消战略的假定，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它既然能使毁灭达到“自杀”的极致，其结果一定会促使人们加速反省，而又回到间接的路线上——这本是战略的精义，它为战争带来了智慧，使战争超出了暴力的境界之外。在二次大战中，早已有很多的迹象，足以证明“间接路线”的价值——在那次战争中，战略所担负的角色，远比一次大战中更为重要，虽然大战略方面却不免令人失望。而今，若沿着惯用的路线，而用核吓阻力来采取直接行动，则结果反而会使侵略者在战略上坐享渔人之利。所以当核武器日新月异之际，我们对于我方所具有的战略力量，也必须有同等程度的了解，才足以发挥配合的效力。严格说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问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化的记录。

从本书的初版(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The Decisive Wars of History]为书名)迄今，已经25年了。1941年曾经有一个增订版，用《间接路线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的书名发表。在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也曾经一再再版，不过现在却早已销售一空。此外，这个增订版也从来不曾在美国出版。自从战后，外国的译本数量大增，似乎显示出它的英文原本也有再出新版之必要，于是我就乘着这个机会，把内容又作了一次增补。这样一来，书的篇幅就更扩大了，不过我对战役的说明，还是力求简洁，避免琐碎的叙述。只有如此，才不会有见树不见林之弊。

当我在研究古今的无数战役时，我才发现到，间接路线实在是远比直接路线更为优越——在此，我还是专就战略学的观点来立论的。不过经过了更深入的反省之后，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间接路线，还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在所有一切生活的领域之内，这都是一条不易的定律——这也是哲学上的真理。对于人生途径上的一切问题，它都能够加以解决。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一个新观念的直接攻击，结果必然会挑起顽强的抵抗，使局面反而难于改善。若是使用出人意外的渗透手段，用侧击的方式，则其收效反而会更容易和更迅速。从政治的领域以至于恋爱的场合，间接路线都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在商业方面，用讨价还价的手段，则成交的机会可以较多。在任何的情形之下，要想说服一个人接受一个新观念，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使他认为这就是他自己的观念！正和战争中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未克服敌人抵抗之前，应首先减弱他的抵抗，而最有效的手段即为把他引出其本身的防线之外。

在一切和人心有关的问题上，间接路线的观念都具有密切的关系——而人心在人类历史上，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不过这却与下述的另一种见解颇难调和——只有不顾一切后果去追求真理，始能获得真正的结论。

历史固然证明了，“先知者”对于人类的进步，是具有极重大的贡献——这也表示出，当一个人看到真理之后，若对于它做无保留的表达，还是能发挥终极的实际价值。不过历史却也同样显示出，要使先知者的观点为大家广泛的接受，还需要有另一类人物的努力。这种人就是“领袖”，他们是哲学的战略家，在真理与人们所可能接受的限度之问，获致一个折衷的解决。决定他们成就的因素有二：一为他们自己对于真理的了解限度，二为当他们表达真理时所具有的实际智慧。

先知者是应该殉道的，这是他们命中注定了的，求仁得仁，死复何憾！但是一个领袖若以身殉道，则不过适足以证明他是失败的，没有达成他的任务。一方面表示他缺乏智慧，另一方面表示他并未认清他的任务和先知者是有所不同的。不过只有时间才能做最后的裁判者，以来判决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就一个领袖的身份而言，表面上他是失败了，但就一个“人”的地位而言，则这种失败也许又足以增加其光荣。至少，他已经避免了一般领袖人物的通病——那就是不惜为“便宜主义”而牺牲真理，可是对于结果却并无真正利益可言。假使一个人总是惯于为了眼前的利害，而牺牲真理，则从你的思想子宫中所生产出来的，一定都会是畸形的婴儿。

那么有无一种实际的方法，折衷于二者之间呢？一方面不违背真理，而另一方面又使人易于接受。从战略原理的研究中，似乎可以暗示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真理必然是会遭到反对的，尤其是当它采取一种新观念的形式时更是无可幸免，但是这种抵抗的程度，却可以设法减轻——那就是不仅要考虑到目标的本身，而且还更要考虑到进行的路线。避免向坚固的阵地作正面的突击，尽量采取侧翼上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间接行动中，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不要背离了真理，否则就会遭到更大的失败。

从每个人自己的实际经验中，就可以找到充分的例证，来说明这些思想的意义。每当一种新观念想要获得大家的接受时，最容易的方式即为设法使大家认为这并非一种崭新的东西，而只是把“古已有之”的旧东西，加以摩登化而已。这也并非故意做欺人之谈，实际上，在太阳底下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全新的，只是大家不太肯用脑筋，去寻找新旧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已。下面所说的即为一个明显的例证，当我们证明了机动化装甲车辆就是古代装甲骑兵的承继者以后，那些反对机械化的呼声马上就降低了，他们马上就自然而然地回想到骑兵在过去战争中所担负的决定性任务。

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是一条真正的“捷径”。

——李德·哈特

李德·哈特最为推崇的是东方的伟大军事理论家——孙子。用孙子的“术语”来表达：直接就是正，问接就是奇，所谓间接路线不仪为迂直之计，而也正是奇正之变。

——钮先钟

当代杰出的军事权威撰写的最重要的书

——《图书馆杂志》

一本真正有价值的书。……李德·哈特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我向所有对军事艺术感兴趣的人热烈推荐这本书。

——亚马逊网点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