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阿扎尔·纳菲西的父亲曾是德黑兰市长，母亲是国会议员。伊朗政坛更迭变换，那些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大人物”，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时常以不为外人所知的形象出入于她家中的会客厅。以伊朗的国家政治革命为背景，《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讲述了作者在母亲强势而复杂的性格阴影下长大成人的故事。关于政治、关于她所成长的社会、关于对母亲的矛盾爱恨，她曾对太多事保持缄默。家庭的秘密带给一个女孩的痛苦；文学带给一个年轻女性的强烈感官享受；处于政治动乱国度中的一个家庭为了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以及其他的各种线索在书中相互交织，形成了这部精彩的家族回忆录。

本书更为波斯金雌狮文学奖、伊丽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奖、伊朗百科全书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得主阿扎尔纳菲西私人的伊朗成长录。

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讲述了一个秘密阅读的故事；在《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中，她讲述一个动荡时代的伊朗家庭的秘密故事，从祖母到女儿。尽管出身显赫，但纳菲西无意于记录往来名人，或者评论政治生活，综述各个历史时刻，而希望描述那些脆弱的历史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和个性反映出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并与之产生共鸣。

如同一幅素描，本书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和一片受难国土刻画得令人难以忘怀。那些成长中的人与事，照片、文字、故事、事实交织而成的人生，以及诸种生命片段之间的空白，正是纳菲西所要探寻并希望讲述的——那些缄默的事。对她而言，这种叙述最终带来的并非终结，而是理解、守护，以及自由。

序言

第一部 家族故事

第一章 塞非

第二章 堕落的基因

第三章 学会撒谎

第四章 咖啡时光

第五章 家庭纽带

第六章 圣人

第七章 家人过世

第二部 教与学

第八章 离家

第九章 鲁达贝的故事

第十章 斯考夫斯之家

第十一章 政治和阴谋

第十二章 德黑兰市长

第十三章 革命的预演

第三部 父亲入狱

第十四章 普通罪犯

第十五章 监狱日记

第十六章 职业女性

第十七章 般配

第十八章 那样的女人

第十九章 婚姻生活

第四部 反抗与革命

第二十章 幸福的家庭

第二十一章 游行示威

第二十二章 革命

第二十三章 另一个其他女人

第二十四章 当家再也不是家

第二十五章 阅读和反抗

第二十六章 破碎的梦

第二十七章 父亲的离开

第二十八章 噩耗女神

第二十九章 面对世界

第三十章 最后一支舞

第三十一章 爱的冒险

附录

致谢

建议阅读书目

20世纪伊朗历史纪年表

词汇表

第三章 学会撒谎

很多年前，一个心理医生告诉我，我的问题可以直溯到弟弟穆罕默德出生的时候。他说，这件事分散了母亲对我的注意力，让我初次体验到了“死亡”。他是梅兰妮·克莱因心理学派的追随者。所有的心理学派都喜欢将问题最终归结到一点上，克莱因学派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一切问题都和死亡相关，这让我很恼火。我们怎么可能将自己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呢?很快我和他就这个学说争论起来，忘记了我的心理问题。

的确，弟弟的出生给我带来巨大的影响。我当时还不到五岁，但已经能记得母亲被送去医院的那个晚上，我被留在家里，由奶妈照看。母亲喜欢并尊敬这个奶妈。她带我坐在门前台阶上，一直到黎明，等待父亲从医院带来的消息。奶妈当时已经将行李打包好，如果生出来的还是个女孩，她就准备走了。因为她憎恨女孩。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她一直确保我能感受到她的这种憎恨。她在屋子里没事儿就会说：“女孩就像是白天的蜡烛，而男孩则是夜晚的明灯。”她还拒绝叫我的名字，总是称呼我为“小丫头”。母亲很偏爱她，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的抱怨，而且总是站在她那边。

我深信母亲更偏爱穆罕默德。尽管她一直不肯承认。她曾说，当穆罕默德出生时，她觉得这就是将来会保护她的儿子。我对此一直很惊讶，作为一个受了男人那么多伤害的女人，为何她还能对男人如此有信心?

从那以后，我们就很少独处或者表现得亲呢。她讨厌我的固执，而我受够了她的颐指气使。她冷漠地排斥我，我则故意不把她当回事。

我渴求她的认可，而她却吝惜给予。当我有成就或者考试成绩好的时候，她会表扬我，但我总能感觉到，在某个难以言传的方面我让她失望了。我希望她爱我。我反抗她，并用自己的方式引起她的注意。有一次，在我差不多七岁的时候，我故意从房屋连接后院的楼梯上摔下去。还有一次，我听见母亲和朋友说起一个熟人割腕自杀的事。于是，我也在自己小房间的镜子前面，试着用父亲的剃须刀割腕。当讨厌的奶妈走进来时，她没有阻止我，而是转身离开，跑去告诉母亲。母亲对我的这一行为没什么反应，只是罚我在自己的房间关禁闭。

我快五岁时，穆罕默德几个月大，我们搬家了。新家的窗户装了百叶窗，一楼的房间又冷又暗，非常安静。母亲让我坐在地上，她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告诉我上周四你和爸爸去哪儿了?她说。我们去看电影了，我回答。谁跟你们一起去的?她又问。就我们俩，我说。她一遍遍地问着相同的问题。她告诉我，她有多讨厌撒谎的人。我说我没有撒谎。我觉得又冷又怕。我想要她抱我亲我，但她只是皱着眉头。她说，有人看见爸爸带我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告诉我，她说，那女人是谁?

根本没有什么女人。我们只是偷偷去看望了父亲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最近刚结婚，母亲不喜欢他的新婚妻子。所以，母亲决定再也不和他们来往。但父亲喜欢这个朋友，就偷偷摸摸地继续见他。

之后好些天，母亲都不跟我说话。我记得他们第一次用新的方式吵架。他们大喊大叫，完全不在乎我或者佣人听见。我在门边偷听她和朋友的电话，那压低了声音的通话，充满阴谋感。她怀疑我们去见的那个“女人”，其实是父亲朋友的妻子。她叫西玛·克哈努姆，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而且明显有着母亲无法企及的性感。曾经，她和父亲差不多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是突然间，当父亲某次出差回来，她已经和父亲的好朋友订婚了，后来还嫁给了这个人——这是父亲第一次真正的心碎。母亲怀疑父亲的秘书是个中间人，所以也不停地向我打听她，希望知道我和父亲究竟有没有去见西玛·克哈努姆。

我听着母亲怨恨的口气，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才五岁。我不知道她对父亲不忠的指责是否有道理，当然即使现在我也不清楚。我所困扰的是他们公开的争吵，母亲敌意的眼光，父亲心不在焉地拍拍我的头，以及他给我讲睡前故事时紧绷的声音。后来，她突然带着弟弟离家出走了，丢下了我和父亲，以及讨厌的奶妈。我感觉不被重视，好像被遗弃了。父亲当时被弄得心不在焉，即使有时候跟我讲话，也像是在自言自语。有些日子，他会带我去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那位邪恶的秘书。

我想，那就是我第一次跟母亲撒谎。那是个简单的谎话，但让我穷尽思虑。母亲当时住在一个朋友家，我去看她。母亲看起来已经不生气了，但其实事实更糟糕。她不停地问我各种问题，决意收集证据。她的问题巧妙狡猾，都不直接。她还会不时和她的朋友交换眼色。我感到一种痛苦的孤独和疏离感。她诱导我道出内幕的企图以及她充满阴谋的眼光，比在那间又冷又黑的房子里直接的指责更让我害怕。我是那么想要她再变回我的妈妈，可以拉着我的手，对我微笑，所以我决定骗她，好让她回家。我编了个故事，有关父亲如何在办公室里喝令他的秘书贾汗吉莉太太，让她再也别跟他提她的朋友，以及他之所以还容忍西玛·克哈努姆，完全是顾念自己和她丈夫的友谊。

……

P26-29

大多数男人为了搞外遇而欺骗妻子，父亲却是为了有一个幸福家庭而骗母亲。我为他感到难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甚至主动站出来填补他生活中的空白。我收集他的诗，听他哀叹，帮他挑选合适的礼物，开始是送给母亲，之后是送给他喜欢的女人。后来，他声称和这女人在一起不是为了性，而是为了她给他的那种温暖和肯定的感觉。肯定!我的父母让我明白，对一个人来说，这种需求是多么强烈。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说故事。我的父亲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还留有一本更有趣的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一千五百多页的日记。母亲不会写作，但她给我们讲她过去的故事。故事结尾总是不忘添一句，但我一个字也没泄露，始终保持沉默。她真心实意地认为她从没泄露过自己的私生活，但事实上，除了私生活，她几乎没谈过别的。若她还活着，她绝对不会同意我写回忆录，尤其是家族回忆录。我自己也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写有关父母的回忆录。在伊朗，人们不愿意暴露家里的私事：套用一句母亲的话，家丑不可外扬。另外，私人生活也太琐碎了，不值得写。有用的生活故事才值得写，就像父亲出版的那本回忆录，那是一个关于他自己的不真实的故事。我不相信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我们也从来没有真的沉默过。我们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道出了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

父亲在我四岁时，开始写日记。日记是写给我的。几十年后，他拿给我，当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开头几页主要教我如何做个好人，如何对他人体贴。后来，他就开始抱怨母亲了。他说，她不再记得她曾喜欢过他，乐于有他做伴。他写道，尽管我还只是一个孩子，但我是他全部的安慰和支持。他建议说，如果有天我结婚了，一定要努力成为丈夫的朋友和伙伴。有次他和母亲吵架了，他说，我当时就像个“和平天使”一样，努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讨他们欢心。我的同情和秘密活动同样危险：母亲不会原谅这种罪过。弟弟和我试图同时取悦他们两个人。但不管我们多努力——我们真的非常努力——他们还是不开心。母亲会把头转向一边，看着远处，向一个未知的对话者点头示意，好像在说，我早就告诉你了，不是吗?仿佛早在父亲有外遇的念头之前，她就已经知道父亲会对她不忠。她把一切当作既成事实来对待。当它真的发生时，她表现出了一种反常的快感。

我们一家人离开德黑兰到了美国后几年，母亲病得很重。朋友告诉我，一连好多天，母亲都拒绝去医院，除非换掉她公寓的锁。她嘟囔着，那个男人和他的荡妇会像以前一样闯进公寓，抢走她的财产。“那个男人和他的荡妇”指的是我的父亲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她把自己的不幸全都归罪于他们，包括她神秘遗失掉的金币收藏和两箱银器。当然，没人相信她。我们早已习惯了她的自说自话，对此不以为意，随便她怎么说。  她会逐一列举在她生命中消失的人物——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第一任丈夫——并让我们为此负责。最终，我们谁也没有逃出她虚构的世界。她并不要求我们对她忠诚，但要求我们忠于她的故事。

父亲的故事则更加直接，至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么认为的。他通过故事，向我们讲述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以及波斯经典文学中的伊朗——这也是他最迷恋的主题。我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走进了文学的世界，并了解了我国的历史。他也从他的角度，给我们讲母亲的故事，所以我们一直在两个世界的阴影中徘徊。

这么多年来，我和弟弟一直深陷于父母虚构的故事中——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以及其他人的故事。他们双方都希望我们站到自己的那一边，批评对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被骗了，好像他们从来不允许我们有自己的故事。现在我才明白，他们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亲人的离世，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总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们对它屈服的阳界；一边是亦敌亦友的阴界，它像个秘密情妇一般，不停地召唤着我们，提醒我们失去的一切。回忆是什么?不过是个潜伏在大脑角落里的鬼魂，它打断我们的正常生活，打扰我们的睡眠，将那些沉默不语或被忽略掉的痛楚和快乐，一并呈现给我们。我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存在，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感觉，而是他们如何让我们感知自己，如何让我们感受他们。

母亲希望我如何感受她呢?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她。唯一能让我坦然面对失去她的方式，就是问自己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想，我也曾拥有过她。但当她活着的时候，我因为忙着对抗她，而没有意识到这点。她谈论自己和过去的方式中，有一些令人动容的部分，好像她自己也是虚构的，只是借住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这个女人嘲笑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萤火虫般闪着光。现在，我追在这些萤火虫的后面。它们到底讲述了母亲和我们的什么故事呢?

在伊朗的最后几年，我专注于母亲的回忆，从她的照片中寻找往事的痕迹。这似乎是唯一能去到她过去的方式。我变成了记忆的小偷，收集她的照片、旧德黑兰的照片。那是她长大的地方，结婚生子的地方。我的好奇转变成一种迷恋。但这一切都没什么用。照片、文字，甚至事实，对我来说都不够。它们揭露了一些特定的细节，但展现的只是无生命的碎片。我寻找的是其中空白的部分，那未被说出的故事。这就是我追忆往事的方式：深入挖掘。在碎石中仔细筛选，这儿挑一块，那儿捡一块，打上标签，记录发现的地方，标注发现的时间和日期。我寻找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是那或多或少随时可能被触摸到的东西。

我没想把这本书变成一本政治社会评论，或实用的生活故事，我想要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伊朗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从我祖母出生的20世纪初到我女儿出生的20世纪末。两场革命塑造了今日的伊朗，引发了数不尽的分裂和矛盾，瞬息万状的动乱成为唯一恒久不变的东西。

祖母出生的时候，伊朗正处于不稳定的君主独裁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子九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必须从头裹到脚，还要有长辈同行。那时候，没有给女人读书的学校，贵族家庭的女儿只能跟着私人家教学习。不过，故事也有另一面。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中，未来的火苗仍闪着微弱的光，并最终颠覆了所有旧的法规。我的祖母见证了1905一1911年的宪法革命，这是中东地区首次发生的类似革命，它催生了一个当代伊朗，鼓舞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进步的神职人员、少数族群、知识分子、部分贵族成员，以及女人。有些女人开始支持改革，成立地下组织，争取受教育的权利。1912年，派驻伊朗的美国财政顾问摩根·沙斯特对于伊朗的女人在短时间内的飞跃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她们享有的自由是西方女性争取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获得的。他说：“从1907年起，伊朗的女性，尽管谈不上激进，但至少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女性。再努力几个世纪也不会发生改变的观念，由此被推翻。这已成为事实。”对我来说都不够。它们揭露了一些特定的细节，但展现的只是无生命的碎片。我寻找的是其中空白的部分，那未被说出的故事。这就是我追忆往事的方式：深入挖掘。在碎石中仔细筛选，这儿挑一块，那儿捡一块，打上标签，记录发现的地方，标注发现的时间和日期。我寻找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是那或多或少随时可能被触摸到的东西。

我没想把这本书变成一本政治社会评论，或实用的生活故事，我想要讲述一个家庭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伊朗政治文化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从我祖母出生的20世纪初到我女儿出生的20世纪末。两场革命塑造了今日的伊朗，引发了数不尽的分裂和矛盾，瞬息万状的动乱成为唯一恒久不变的东西。

祖母出生的时候，伊朗正处于不稳定的君主独裁统治下。严格的宗教法律支持石刑和一夫多妻制，女孩子九岁就能结婚，女人几乎不被允许出门。如果一定要出门，必须从头裹到脚，还要有长辈同行。那时候，没有给女人读书的学校，贵族家庭的女儿只能跟着私人家教学习。不过，故事也有另一面。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中，未来的火苗仍闪着微弱的光，并最终颠覆了所有旧的法规。我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的宪法革命，这是中东地区首次发生的类似革命，它催生了一个当代伊朗，鼓舞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进步的神职人员、少数族群、知识分子、部分贵族成员，以及女人。有些女人开始支持改革，成立地下组织，争取受教育的权利。1912年，派驻伊朗的美国财政顾问摩根·沙斯特对于伊朗的女人在短时间内的飞跃感到非常惊讶。他认为，她们享有的自由是西方女性争取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获得的。他说：“从1907年起，伊朗的女性，尽管谈不上激进，但至少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女性。再努力几个世纪也不会发生改变的观念，由此被推翻。这已成为事实。”

我该怎么描述母亲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呢?那是一个从本质上讲脆弱而矛盾的时代，当时微弱的火光已经越来越明亮。母亲可以在公众场合不戴面纱，可以去法语学校，可以在婚礼的舞会上认识第一任丈夫，并陷入爱河——这都是在二十年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她的时代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拒绝放弃已被推翻的过去。1936年，尽管礼萨·汗·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为了加速现代化进程，已经授权女性可以不戴面纱，并禁止男性穿传统服饰，但我的祖母和其他伊朗女性，还是拒绝出门。礼萨·汗的法令最终在1941年解除，但直到现在，它曾经的出现仍能激起各种新的思考和纷争。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把上学、开派对、读书、看电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我们见证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在国会工作(我母亲也曾短暂任职其中)或成为各部部长。1984年，我女儿在伊斯兰革命的五年后出生。祖母和母亲那个年代被废除的法律，重新进人人们的生活。我的女儿在一年级就要被迫戴面纱。如果头发在公共场合露出来，还会受到惩罚。但她们这一代，最终会找到属于她们自己的勇气和反抗方式。

在这本书里，我并不想综述各个历史时刻，我想要描述的是那些脆弱的十字路口——在那里，人们的生活和个性反映出了一个更大更广阔的故事，并与之产生共鸣。

我在伊朗的第一本书，研究的是纳博科夫。当时，我在寻找的东西正是那公与私之间的交叉点。我想根据不同时期的阅读感受来讨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但那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我不能坦白地描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因为描写个人和私密的经历在这个国家一直是一种禁忌。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整理日记，并列出一份清单，取名为《我所缄默的事》。其中我写道：“在德黑兰陷入爱河。在德黑兰参加派对。在德黑兰观看马克斯兄弟的电影。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批评那些具有镇压性的法律条款和处决，也揭露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坏事。然而最后，我终于开始转而讲述私密生活中的那些背叛，讲述我自己，讲述与我关系亲密的人——用我从来不敢想象的方式。

沉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独裁政府强制民众保持沉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沉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而受害者的沉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此外，还有我们对自己的沉默，对个人神话的沉默．对加诸现实生活之上的故事的沉默，我们放纵自己沉湎其中。一个冷酷的政体会将自己的形象强加给国民，偷走他们的身份和自我认知。早在意识到这点之前，我已经感受到了它对我的私生活及家庭的侵犯。另一方面，在我意识到受害者可以成为国家罪行的同谋之前，在更加私人的领域，我已经感受到共谋的羞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我对自己内心那个诘问者的一个回应。

也许，所有故事最常见的共同点之一是讲述已经不在人世的父母．并借此填补他们离世带来的痛苦。这个过程不会带来终结，却可以带来理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这种理解未必能给我们安宁，但叙述本身却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父母，并通过某种方式将他们带回我们的生活。如此，我们得以自由，并最终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