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生活在坦桑尼亚,就无法想象孩子们为喝上一口水,徒手挖出三十厘米的洞的景象;
如果没去过柬埔寨,就不会目睹九千个头盖骨堆积在草丛中的悲剧;
如果没到过越南,就无法了解六万儿童为了家计,只能读夜间小学的无奈:
如果没去过安哥拉,就无法体会被武装分子用刀砍去手脚的孩子的悲哀;
如果没到过孟加拉国,就难以感受孩子们生活在发出阵阵恶臭的垃圾堆中的痛苦;
如果从不曾去过埃塞俄比亚,就不会见到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在烈日下像骷髅般行走的模样;
如果没有看到黑柳彻子著的《小豆豆和小豆豆们》,就无法知道,在1984年至1996年的13年间,由于营养失调、传染病以及战争,一亿八千万幼小的生命默默死去,如今,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长……
《小豆豆和小豆豆们》是小豆豆黑柳彻子的代表作。
担任亲善大使后,黑柳彻子陆续访问坦桑尼亚、尼日尔、印度、莫桑比克等地,以简洁朴素的文字与震撼人心的照片记录沿途的经历,娓娓讲述与孩子们相遇的故事,将孩子们为饥饿、战争所苦的境遇传达给世人,也将他们的希望与梦想传递给我们。
如果没生活在坦桑尼亚,就无法想象孩子们为喝上一口水,徒手挖出三十厘米深洞的景象;如果没去过柬埔寨,就不会目睹九千个头盖骨堆积在草丛中的悲剧;如果没到过越南,就无法了解六万儿童为了家计,只能读夜间小学的无奈……即使如此,这些孩子依然心怀梦想和希望。再也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心灵更纯真,比孩子的梦想更震撼人心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地球上每年有一千四百万名未满五岁的儿童死去,也就是说大约一天就有四万名儿童失去生命。主要死因是饥饿、恶劣的卫生条件,以及没有接种预防传染病的疫苗等。由于这些原因,孩子们感染疾病,上吐下泻,最终死亡。还有不计其数的儿童因被卷入战争而丧命。
一九八四年,我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那个年代,报纸和电视几乎每天都报道非洲的饥馑状况,然而我们身处日本,却很少有直接的感受。所以决定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时,我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了去非洲的要求。
就这样,我去了坦桑尼亚。坦桑尼亚当时的人口大约有两千万,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二点五倍。
坦桑尼亚在一九八一年遇上大旱,整年一滴雨都没有下,庄稼颗粒无收。每天将近有六百名儿童因饥饿和疾病离开人世。
在那之前,我自以为了解非洲孩子的饥饿状况。从电视、电影或影集里,我看过无数瘦骨伶仃的孩子。在战争年代里,我也曾因缺乏食品而营养不良,那时我瘦弱不堪,全身长满疹子。我还听过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由于营养失调而夭折的事情,所以自认为十分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
然而,在坦桑尼亚亲眼目睹的饥饿状况,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可怕景象。
“基——庸”
在坦桑尼亚,我遇到了一个叫罗伽提的六岁男孩。这个年龄本该上小学了,可罗伽提的身体是那么矮小,他不会站立,不会行走,也不能说话,只能在冰凉的地上爬行,而这一切全是饥饿造成的。人们小时候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营养,那么不仅是身体,就连大脑也不能正常发育,就会变成像罗伽提那样。饥饿原来如此可怕!这让我大为震惊。
那孩子一见到我,便飞快地爬过来,捧起一把泥土递给我,说:“基——庸。”我以为他说的是斯瓦希里语,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同事告诉我:“他的话没有任何意思。”这时我才明白,如果孩子的大脑有了障碍,就算你现在再给他东西吃,也不可挽回了。即使能活下去,罗伽提也只能一辈子这样爬行。这仅仅是因为没有吃的,实在太可悲了。
罗伽提连裤子都没穿,光着腿在地上爬,手脚冰凉。我原以为非洲总是很热,而这个靠近乞力马扎罗山的地方却很冷。除了将孩子的小手握在自己手里,让他暖和暖和之外,我再也想不出还可以为他做什么。
罗伽提用他那大大的眼睛怯怯地看着我,用细细的声音重复那句:“基——庸,基——庸。”这孩子只会说这一句话。
罗伽提的妈妈三十岁,怀里还抱着一个两岁的男孩。她说:“这孩子也是,从出生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母亲严重营养不良,根本没有母乳。那里不同于现在的日本,既没有牛奶也没有奶粉,刚出生的婴儿只能喝些毫无营养价值的茶或清水。
站在我身旁的两个女孩,一个七岁,一个九岁,看上去也比实际年龄矮小得多,头上长着疹子。
罗伽提的父亲一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由于充当主食的没有甜味的香蕉不够吃,罗伽提的妈妈得去帮附近的农户干活,换一些玉米粉回来。另外,作为媳妇,她还得步行去照顾住在十公里之外的公婆。这些妇女的状况让我想起了从前的日本。(P18-22)
本书所写的都是访问过的国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事情。想写的事还有很多,正如我在坦桑尼亚的章节里说的那样,在书中写到的所有国家,我都待了大约一百个小时,参观访问了各种各样的地方。当然我还必须说,也看到了这些国家所做的努力,以及那里的人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
地球上百分之八十五的孩子住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每天提心吊胆地活着。日本属于剩余的百分之十五,从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可以了解到,只有很小一部分国家的人们生活在喝着清洁水、能打预防针,并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环境里。
我从小就很喜欢孩子,后来投身电视事业和演艺圈,也是因为想当一个能好好地给自己的孩子朗读绘本的母亲。我非常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赋予我亲善大使的工作。如果不是这样,我会连这些孩子的存在都不知道,就慢慢变老,最终离开这个世界。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当然,如果我不做这项工作,也就不会遇上或不必去看那么多悲伤和痛苦的事了。一旦知道了那些悲痛的故事,便再也无法停下脚步。
常有朋友问我:“看到那些残酷的现实,你不绝望吗?”我并没有绝望。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秘书长格兰特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要将一年中死去一千四百万儿童这个数字,在本世纪末减少一半。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然而在这十四年里,我们将这个数字减少到了一千两百五十万(一九九九年,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又减少到了一千零六十万)。要知道救助一个儿童的生命不容易,但我想,哪怕只能救一个孩子,我们离绝望就相当远了。
我想借此机会,向所有在这十四年里信任并支持募捐活动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迄今为止,汇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银行账号”里的捐款总金额为二十三亿三千八百三十五万零七百六十八日元。这是由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人(由于集体捐款的也很多,人数应该更多)捐助的。(上述金额及人数均为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底为止的数据。至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末,金额已达到三十一亿四千零七万两千九百四十三日元,人数达到了二十二万两千一百六十五人。)这些捐款来自一位又一位心地善良的人,我真想给每一位捐款者写信,对他们说一声“谢谢”。但如果要给那么多人寄感谢信,光邮票就得花去一千零六十五万七千四百零六日元。
为奉献爱心而捐出五百日元或一千日元的朋友们,一定不希望我把钱花在这样的地方。有了这一千零六十五万七千四百零六日元,就能够为十万多个儿童购买麻疹、结核、小儿麻痹症、白喉、破伤风、百日咳这六大传染病的预防疫苗。光这邮资就能救活超过十万儿童的生命。募集到的捐款将全额用于购买孩子们需要的物品,并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直接送到孩子们手中。由于以上原因,敬请各位将银行收据或明细账单作为捐款凭据收好。关于这件事,每当有机会,我都会在电视里向大家说明,在此衷心感谢大家的理解。
我访问了书中写到的那些国家之后,世界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一件事是随着曾经象征冷战的柏林墙被推倒,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也于一九八九年结束了,这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件事是一九九一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被彻底废除,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南非的黑人政权从此诞生,这给安哥拉以及莫桑比克等国带来了安定的政治环境。另外,越南的自由化程度也有了很大提高,经济突飞猛进。《大家一起去越南!))之类的图书也陆续出版,越南已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柬埔寨的吴哥窟也成了观光旅客必去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许多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和痛苦。
就在此刻,我正写着这一切的时候,我听到了孟加拉国东南部遭受飓风袭击的消息。播音员说:“由于飓风的袭击,这个地区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已有一百五十万人丧命。”这实在是令人悲哀至极。
我访问印度那年,印度人口是七亿七千两百七十万,现在已达到九亿三千五百七十万,一九九五年二月底达到了九亿九千八百五十万。这仅仅是十一年间的事。
在卢旺达难民的逃生地扎伊尔,事态发展到了总统流亡的地步。一九九七年五月,扎伊尔的国名已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世界各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仍然在继续,在伊拉克国内,粮食及医药品严重紧缺,问题成堆,与库尔德人之间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我收到一盒录像,记录了这样的场面:从卢旺达逃到扎伊尔的难民们又遭遇扎伊尔纷争余波的袭击,纷纷返回卢旺达。急于涌向货车的人实在太多,许多挤在下面的孩子被压死了。孩子们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他们被挤上车,又被踩死。
……
如果没有那些奶粉,如今支撑着日本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当年肯定会严重营养失调。那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会达到世界第二位。基金会不图任何回报,只考虑日本孩子的健康,伸出援助之手。我当即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我愿意接受任命。”过了很久,我才听说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经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十四年过去了,每次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出国视察,我总是自费聘请助手一同前往。田沼武能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儿童摄影师,无论是在尘土飞扬的沙漠,还是在人群混杂的都市,他总是睁大眼睛,拍下一张张读者们看到的照片。田川一郎先生是朝日电视台的制片人,他以一丝不苟的作风和对孩子们真挚的爱,制作了一次又一次特别节目。还有一位是每年都排除万难、扛着沉重的摄影机与我们并肩奋斗的朝日电视台摄影师平问节先生,他那一双不放过任何事物的眼睛,为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孩子天真无邪的身影。这样的集体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而我始终被大家激励着,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下来。另外,我想借此机会对每一次都尽力安排播放时间的朝日电视台的各位同行表示衷心感谢。我还要感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日本办事处的泽良世先生与植村和子小姐的热情帮助,他们为我担任现场翻译和英语笔译,同时为我收集了许多我想了解的世界各国儿童的信息。没有他们二位的帮助,这本书也无法与读者见面。负责这本书的讲谈社的吉崎正则先生的忍耐精神也使我钦佩不已,是他给了没能按期交稿的我勇气。
最后,我还要向一直牵挂全世界儿童,并给予我无穷力量的记者朋友们和各家媒体的友人表示谢意。他们是已故的沼泽均先生、松本仁一先生、梅崎早苗女士、吉形祐司先生、千田善先生、青木志津子女士、上野敏行先生和久米宏先生。
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帮助了我。用了十四年的时间,这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然而遗憾的是,为儿童事业奋斗一生的格兰特先生于一九九五年与世长辞。在这里,我也要对他道一声:“谢谢!”迄今为止,每到一个国家,当地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必定有格兰特先生发来的电报在等着我。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既让人怀念,又令人悲痛。
“彻子女士,孩子们在等着你。祝你成功。那么,下一站你打算去哪个国家?”
一九九七年五月
写于一个苦苦想着“地球上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孩子们的内心正备受煎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