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国学大师，他具有传统士大夫的傲骨与近代文人的气节，显现出“狷狂”模样，他内心追求的却是独立与尊严。

章玉政主编的《印象刘文典(印象刘文典三部曲)》是一部纪念文集，书中去伪存真，对于刘文典怒斥蒋介石、刘文典笑骂沈从文、刘文典批评鲁迅等传闻，以一手资料澄清各种传闻，还原历史真相；书中文章浅白易读，不掉书袋，不打文人腔，以故事动人，让国学大师低下身姿，走近芸芸大众。

本书为“印象刘文典”三部曲之一，主要汇编与刘文典同时代的人物或其学生辈撰写的回忆文章，如周作人、张中行、钱穆、胡适、鲁迅等，其中不少为首次公布；同时，为增加本书史料性，特别邀请尚且健在的刘文典门生辈学者撰写了回忆文章，是一本难得的亲历见闻之作。刘文典属于民国人物中故事性非常强的人物，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与陈独秀一起办过《新青年》，再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主持筹建安徽大学，并怒斥蒋介石，后到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可以串联起整个民国时代的著名学人与重大历史风云事件。

本书由章玉政主编。

总序

第一辑 雪泥鸿爪

 狂士本色：刘文典和他的时代

 忆刘文典

 执掌安徽大学时期的刘文典

 我所亲历的安徽大学学潮

 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扣押

 北大忆旧

 刘叔雅先生最近给我的印象

 教授印象记·刘文典(叔雅)

 一位稀里糊涂的和事佬

 另一次会面

第二辑 学林述往

 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

 陈寅恪、吴宓与刘文典

 一段小小的波折

 刘文典谈鲁迅

——说鲁迅是一个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

 西南联大教授与滇剧

 刘文典教授见到了毛主席

 国学大师之死

——刘文典先生在一九五八年

 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

 听刘文典谈二次革命

 刘文典营救陈独秀

 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人权与约法

 知难行难

 忆刘叔雅

 刘叔雅

 刘教授文典

 刘文典先生

 题《刘文典全集》

 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第三辑 薪传有道

 闻雁有感二首寄叔存北平兼讯叔雅

 梦同学刘文典(外二首)

 寄怀叔雅北平

 浣溪沙·寄叔雅

 送别刘叔雅(文典)

 夜访刘叔雅先生

 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忆刘文典师二三事

 怀刘叔雅先生

 听刘文典讲《红楼梦》

 回忆刘文典先生

 忆刘文典改考卷

 叔雅先生

 我印象中的刘文典先生

 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

 怀念刘文典师

 刘文典先生二三事

 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刘文典先生授课记

 悔

 五十年代末的刘文典

 刘文典先生逸事

第四辑 书边余墨

 我所认识的刘文典先生

 我记忆中的刘文典先生

 刘文典语妙千秋

 《淮南子》

 《淮南鸿烈集解》初印象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

 读刘译《荒木贞夫告全日本国民书》

 刘先生治《庄子》的方法

 重拾起尚未忘却的记忆

——受叔雅先生耳提面命的零星回忆

 忆刘文典先生谈骈文

 听刘文典讲庄子

 听刘文典先生讲版本校勘学

 刘文典先生评诗追记

 同标共趋“进化与人生”

——刘文典的科学造诣

 悔作《评刘文典(庄子补正)》记

 刘文典先生与杜甫研究

 刘文典诗存笺注跋

后记

执掌安徽大学时期的刘文典①

吴东儒

清朝末年，安徽唯一的高等学府是位于安庆龙门口的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舍堂皇，庭院幽深，层楼序列，长廊栉比，直抵近圣街背坡，与旧藩署平行。据说这里原是八皖秀才入闱应试的地方。鼎革后，桐城马其昶先生曾任校长以冠群儒。旋改为安徽第一师范学院，桐城李光炯先生任校长。另在法校街(今孝肃路)兴建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桐城光明甫先生任校长。同时在北郊百子桥兴建女子蚕桑学校，种湖桑百余亩。不久，因驻扎北门测绘局旁的军阀倪嗣冲部兵变，蚕校遭殃，遂将法政与蚕桑两校对调，并改蚕桑为女子职业学校，法国留学生李寅恭任校长多年。

1921年发生的“六二”事件，在光明甫与马联甲抗争中，法政学校被解散。于是安徽旅外名流胡适之、王星拱、蔡晓舟等倡议在安庆兴办一个综合大学。在省长高世读支持下，成立校董会，推蔡晓舟、刘文典、杨武之、吴亢生和教育厅长韩安为安大筹备委员会委员，张国乔任秘书。1927年底安徽大学成立，校董会撤销。刘文典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负责组建法学院、理学院和预科，并选聘教师。校本部设在百花亭原圣保罗中学(大革命后由教育厅接管)，预科在百子桥法政学堂旧址。1928年春预科先招生，4月20日安徽大学正式开学，预科开始上课。同年秋招收文、法、理三院的中文、外文、历史、政治、法律、经济各系新生入学。因此，确定4月20日为安徽大学校庆纪念日。

刘文典校长

安大校长刘文典(字叔雅)，我作为他门下弟子，没有见过他作大会报告(省立安大的几位校长都是如此)。由于他名气大，我只听过他一次讲课。那是1928年秋季开学不久，慕名在大礼堂听他给文学院同学讲《文心雕龙》。刘先生面容黄瘦，宽袍大袖，坐在讲台上，左手捏一支燃着的香烟，右手挥动作势，面对五百多座无虚席的听众，以低频音调侃侃而谈，不时停下来深吸一口烟，下面鸦雀无声。据说刘先生香烟瘾特大，经常是从早到晚衔一支烟，左手袖筒握一听香烟，一支接一支不用再点火，写文章、看书、和人谈话皆如此。

刘先生初来安庆，住黄家一座花园里。李冰先生是他唯一同来的助手，协助他处理行政事务，接应宾客，很少有人能直接见到刘先生。1927年底，安大正式成立，教育厅长程天放，先后推荐教育厅第三科科长罗良铸和第一科科长李仲襄来安大兼任教授、协助工作。后来请胡子穆先生任总务长，他的办公室来了一位谭主任(名字不记得)，各方面稍有进展。而刘先生为女中校庆事件，以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与蒋介石抗衡，被迫离校。

回顾在安庆这座富有封建色彩的古城诞生的省立安徽大学，众多名流学者先后来此传道授业，杏林春雨润育了不少笃学报国之士。代有传人，胚胎于此。

女中校庆事件

蒋介石第一次来安庆是1927年春，当时安徽军阀陈调元易帜不久，我随六邑中学队伍参加安庆各校行列，在西门江岸一带等候迎接。蒋介石乘小兵船顺流而下，岸上鸣放爆竹、鼓掌，他在侍卫拥护下进入接官厅，学校队伍就自动分散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安庆是1928年秋。有一天早晨，我们预科学生正在上第一节课。蒋从北门出城游览菱湖，路过百子桥，他听说这里是安徽大学，就停下来。侍卫留在大门外，他同几个卫兵穿过斋舍走廊，一直走到两座教学楼中间一排柳荫下站着，环顾四周。我们从教室一齐拥出来，手扶栏杆注视着他，谁也不敢作声，静悄悄地听到他们皮靴和沙石地的撞击声。蒋似乎感到有些没趣，转身就和随从走了。这次由于安大领导未曾恭迎而致蒋心头埋下了怒火。

当时安庆的所谓“女中校庆事件”，我是“半目击者”。女中校庆晚会印有定额的入场券，我从同斋舍的杨麟手中拿到一张。那天是星期六，很多无票的挤在女中大门外。我挤进到女中礼堂，节目已经开始。没多久，外面喊声很大。冲进不少人来，登时礼堂秩序大乱，节目停止。不知是谁熄灭了电灯，黑漆一片，我赶紧跟人群挤出来，回到百子桥宿舍睡觉。

P7-9

狂士本色：刘文典和他的时代

章玉政

1928年，在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位大学校长公然顶撞当时的最高元首蒋介石，由此成为民国时代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样本。

这位大学校长就是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代行校长职权。一个小人物竟然敢于向权力人物发起此般挑战，这完全符合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想象，因而在意义上被不断放大，成为一杆引人追慕的道德标尺。

“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

中国知识阶层素有“士”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儒家大哲孔子便为“士”这个群体立下了人生的终极价值——“士志于道”。

士者，事也。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存在。毕竟，无论是从政治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说，“士”都只能算是“低级之贵族”(顾颉刚语)，并非显责，但在他们的心中，却始终装着家国天下，装着芸芸众生，装着道统传承，于是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便成为士人们一直孜孜不倦、矢志无悔的追寻。

中国大历史，上下五千年，风云变幻，朝代更迭。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的精神风貌各不相同，却总能在断裂与承续之间找到合适的路径，引领时代向一个辉煌的起点迈步。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士”的存在，“天下无道”才有可能变为“天下有道”。

不可否认，“士”的传统在近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颠覆，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世俗化”色彩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士”的精神谱系仍在延续。正如当代史学大家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里所说：“‘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

诚哉斯言。以刘文典为代表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人，正是这种断裂与承续的典型样本，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同时，骨子里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这就是人们至今仍常常追念这一代人的内在心理。

众所周知，刘文典是安徽最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者之一，后来又投身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还是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早期作者之一，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文典等“新青年群”的努力，后来被学界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反叛”，其启蒙价值不言而喻。他们高举“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从批判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入手，主张中国文化要全方位地向西方学习，并以现代西方文明为标本来重估中国人过去的思想行为。在他们的“凯歌高奏”声中，偶像被打倒，传统被撕裂，经典被误读，权威被冲击，这无疑为后来轰轰烈烈的“五四事件”奠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当然，“五四”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未必都是正确的，有的确实有些极端甚至是荒谬的，所以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论战，如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论战，等等，大家吵得不亦乐乎，各不相让，似乎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但思想启蒙这东西正应如此：在纷繁复杂的论争、多种声音的交汇中，相互碰撞，求同存异，尊重个体的力量，坚持批判的精神，不断向前，直至找到新的方向。

他们或终其一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只不过是一群纯粹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站到了历史的前台，固然与他们自身的成长经历、时代背景大有关联，但更多还是缘于他们内心无法抹去的使命担当，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即便是后来置身于高校之中，每日经卷青灯，刘文典依然对窗外的世界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与沉思。“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刘文典先后多次撰文、发表演讲、翻译著作，呼吁国人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见、政策和野心”。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不良癖好，偶尔会因此而耽误上课、演讲，但更多时候，他并非“整天躲在小屋里”，而是始终对天下大势、中目关系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思考，并应邀为《云南日报》《中央日报》等报刊写下了大量颇具卓识的政论文章。

刘文典虽然不是研究日本历史的专家，但因为早年在日本呆过很长一段时间，深知这个国家“立国的精神和世界各国根本不同”。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侵华给刘文典及国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灾祸，但他一直强调要理性冷静地正确认识日本和日本人。他认为，爱国需要激情，但不能只有激情，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探寻日本这个独特民族的本性和特质，深入了解而后方能正确对待。中日关系，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时时回望，而又不弃向前，这样才会有更长远的未来。

“舍我其谁”的学术担当

刘文典为什么会成为刘文典？北大教授钱理群曾说过，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刘文典生于1891年。这一年，尽管距离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但晚清政府日渐衰微，备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民众苦不堪言，纷纷揭竿而起，仅当年就发生“扬州教案”“芜湖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等群体性事件。历史风云，呼啸而来，喷薄待发。

处在这样的新旧转型时期，刘文典从小就接受着两种文化形态的熏陶：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一种是来自异域的西方文化。一方面，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等国学大师，熟读儒家经典，奠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跟在美国传教士后面，或利用负笈日本的机会，开始系统性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新学”，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海克尔的《宇宙之谜》《生命之不可思议》等，“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

这一点，表现在治学上，则是精深的学术路径与开阔的学术视野，一出手就是代表作。

1917年，在陈独秀的引荐下，刘文典成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当时只有26岁。一开始，这个毛头小子并不被那些“老资格”的学者们所看重，辜鸿铭还曾当面嘲讽过他。但刘文典凭借师承国学大师的学术素养，再加上广博涉猎的学术视野，很快就在“比较难啃”的古籍校勘领域“独树一帜”。

《淮南鸿烈集解》是刘文典的成名作。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刘叔雅(文典)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在同一天的日记里，他甚至不吝笔墨地夸赞道：“叔雅，合肥人，天资甚高，作旧体文及白话文皆可诵。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竞能发愤下此死工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他甚至“破天荒”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言文序言，为《淮南鸿烈集解》擎旗开路。

伴随着《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刘文典声名大振，一举成名。此后，他又陆续完成《三馀札记》《说苑斟补》《庄子补正》等书稿。国学大师陈寅恪亲自为《庄子补正》作序，称：“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此般评价，堪称罕见。

在主攻校勘学的同时，刘文典还积极从事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和德国学者海克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宇宙之谜》等著作，被胡适赞誉为“译笔竞一时没有敌手”。

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但他不辍学术耕耘，继续致力于《杜甫年谱》《文心雕龙研究》《王子安集校注》等书的著作。

正如香港学者陈万雄所说，像刘文典这一辈人，他们身处风云变幻的历史风云之中，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等在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包括蔡氏和陈氏，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

学术，是他们一生的骄傲与根本。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他们内心永在的归宿地。

“独立自守”的文人风骨

那个时代的大师，让人至今追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往往还是极富个性的“这一个”，清高自守，孤傲狂狷，坚守着传统士大夫的风骨，不为世俗的力量所轻易妥协。

在很多人的眼中，刘文典就是文人风骨的代名词。那么，刘文典为何会成为特立独行的“这一个”？

事实上，刘文典一生很少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他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国学大师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跷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在陈寅恪的身上，令刘文典感到钦佩万分之外的，除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还有其独立坚持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后世学人对于陈寅恪一致敬重的根源所在。

1927年6月2日，陈寅恪的清华同事、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两年后陈寅恪为之写下了一段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颂、景仰的纪念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正是陈寅恪对于近世文人生存价值的重新解读与构建。

这正如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所宣称的，中国现代大学应具备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说完，挂冠而去。

刘文典时代的知识分子独有其人格的魅力，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如今，斯人已远，空余嗟叹。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越能深切感受到“狂人刘文典”的真正价值。正如我多年前写道：应该说，在中国人的字典里，“狂”是个相当贬义的字眼，似乎总意味着浮躁，意味着无知。其实在这个汉字的深处，是一种对命运的抗争与努力，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与逃离，是一种对尊严的坚守与把握。

我以为，这就是我们今天仍在频频谈起刘文典和他的那个时代的因缘所在。

写于2016年9月18日国耻日

章玉政

转瞬间，我与刘文典先生结缘已逾十载矣。从那年在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的初次相遇，到此间有关刘文典的又一本书即将出炉，逝者如斯，感慨系之。

这十余年中，镇日忙碌，为稻粱谋，难避琐碎，不胜其烦，然则每当夜阑入静、明月盈窗之际，蜷身书斋，与先生做伴，间有所获，往往又能生出许多不可名状的快意。此书便是这种闲余间隙自娱自乐的衍生品。

最初的编纂动议来自刘文典之子刘平章先生。与平章先生相识多年，我一直深为其孝心孝行所感动，正因如此，遂决意董理所藏资料，亲力梳检，遂有此编。

于我而言，研究、挖掘、发现刘文典，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责任。因而，着手任何有关刘文典先生的著述，均不敢贸然敷衍。譬如本书，框架几经变更，文稿数度增删，所选文章皆尽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亲历亲闻，作者多是与刘文典先生有过直接交往，或是亲历相关历史事件、场景的人；二是去伪存真，对于刘文典怒斥蒋介石、刘文典笑骂沈从文、刘文典批评鲁迅等传闻，以一手资料澄清各种传闻，还原历史真相；三是浅白易读，不掉书袋，不打文人腔，以故事动人，让国学大师低下身姿，走近芸芸大众。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文章无法割舍。因而，与本系列的其他两本相比，此本略厚些许，只为想给读者保留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史料。这对于如今已成显学的刘文典研究，或许不无裨益吧！

当然，对于编选过程中的不够精当，甚或粗陋谬误之处，我应担负全部责任。部分文章或有细节错漏、相互柢牾之处，但凡不涉重要史实，均一依原貌，相信读者自能明辨。有些文字源自民国报刊，漶漫不清，遂以“口口”代替。另外，根据出版社的建议，对部分作者身份进行了考证与标注。

最后，想对一些朋友略表谢意：

多年好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疏利民先生一直默默支持我从事刘文典研究，没有他及他所在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与积极推动，这个系列丛书恐怕至今还只是个设想。著名设计师陈耀先生帮助设计了本书封面，清雅大方，颇合我心。尤为感动的是，著名作家、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新闻报刊处处长李秀英女士，本着扶植青年学人之心，在关键时刻伸出援助之手，让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陈累、李雪莲、张扬、陈怡含、刘静贤、丁文婷、汪文霞、吴媛媛、吴雅娟、陆文静、黄振君、宋露璐等年轻大学生帮助打印了部分文稿。周凌云女史帮助校阅了全部书稿。在此一并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此书也是本人主持承担的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另一种抗战：新发现刘文典史料研究”(立项号：AHSKY2015D128)的“衍生产品”之一。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资料搜寻虽经百般辛苦，但不敢居为奇货，公之于众，以飨同道。

好了，要收笔了。可我知道，我与刘文典先生下一个十年的缘分，又将开始了！

2016年8月6日夜写于淝上躬耕斋。2017年11月1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