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萍著的《跨文化民俗学（钟敬文留日个案研究）（精）》记述了日本早稻田大学培养了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钟敬文与日本学者结成师生关系或学术友好，通过发表著述，开展学术对话，促进了中日现代人文科学的发展。这是一笔历史遗产，它在一二战之间的和平时期发生，在中、日与周围亚洲国家的绵长文化交流史中建设，从日本文化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吸收理论与方法，同时参照西方先进学说，开展跨学科研究；它将方法论与社会功能结合，使学术国际化的过程对参与学者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起作用，对理论创建与学术社团的社会运动都起作用，也对携带爱国主义与摆脱狭隘的民族优越感都起作用，让一种富有现代文化史理解意义上的文化认同得到加强，为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到1936年，中日学者已在狼烟中读书和批评战争，但我们仍能从他们当年的学术活动的融入性思维、平等的概念和多元方法的研究中，找到我们今天所要的跨文化研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