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他整天守着工场，现在整天守着葡萄园。告老回乡的第一年，赛夏老头在绑葡萄的桩子中间愁眉不展。意想不到的三万法郎使他飘飘然，比喝醉酒还舒服，他老是在想象中摩挲那笔钱。越是非分之财，越是急于到手，因此他放心不下，常常从玛撒克赶往安古兰末，爬上石扶梯，攀登那高踞在山岩上的城市，走进工场，瞧瞧儿子是否能应付。印刷车还在老地方，独一无二的学徒戴着纸帽正在擦纸格上的油腻。老熊听见一架车咯吱咯吱叫着，印什么请帖之类，他认得他的老铅字，看见儿子和监工各自在亭子里念一本书，只当他们看校样。和大卫一同吃过饭，老赛夏回到玛撒克，始终牵肠挂肚。吝啬和爱情一样有先见之明，对未来的事故闻得出，猜得到。赛夏在工场里看到机器会出神，想起他赚钱的年月；现在离开了工场，葡萄园主照样感觉到儿子精神懒散，叫人担忧。他害怕戈安得弟兄的名字，眼看“赛夏父子”的招牌被他们压下去了。总之，老头儿觉得风头不对。这个预感是不错的，赛夏铺子已经走上背运。可是守财奴有守财奴的神道保佑。那神道利用一些意想不到的局面，把重价出盘铺子的钱送进酒鬼的荷包。现在得解释一下，明明可以办得发达的赛夏印刷所怎么会败下去的。
大卫既不理会王政复辟以后宗教对政府的影响，也不理会进步党的势力，在政治和宗教问题上采取了最要不得的中立。在他的时代，内地的生意人必须态度鲜明才有主顾，在进步党和保王党的客户之间只能挑选一个，大卫受着爱情牵缠，一心想着科学，又是天性高尚，不会像真正的生意人那样唯利是图，也就不去研究内地企业和巴黎企业的差别。细微的分歧在巴黎的大浪潮中是看不见的，在州府里却非常突出。戈安得弟兄附和政府党的论调，经常进大教堂，亲近教士，故意要人知道他们守斋；社会上需要宗教书的时候赶紧重印，在利润优厚的生意上占了先，还诬蔑大卫是进步党人，无神论者。他们说，你怎么能照顾大卫的买卖呢？爷是九月党人，拿破仑党人，又是酒鬼，又是守财奴，早晚有大批金银传给儿子。他们弟兄俩可是穷得很，家累又重，比不得大卫是单身汉，将来还是大富翁，当然可以随心所欲。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很多。州公署和主教公署受到这些责备大卫的议论的影响，把印刷的业务给了戈安得弟兄。不久两个贪心的同行看见大卫没精打采，愈加放胆，也办了一份刊登广告的报纸。赛夏老店只有一些零星活儿可做，广告收入也减少一半。戈安得铺子靠宗教书和灵修册子赚饱了，想垄断本州的广告和司法公告，向赛夏父子提议收买他们的报纸。种葡萄的老人看着戈安得铺子营业蒸蒸日上，早已恐慌，一听见大卫报告这个消息，从玛撒克直奔桑树广场，来势之快好比乌鸦闻到了战场上的死尸味儿。
他对儿子说：“你别管，让我来对付戈安得弟兄。” 老头儿马上看出戈安得弟兄的用心，他眼光深刻，叫他们大吃一惊。他说他儿子险些儿做出糊涂事来，幸亏他拦住了——我们出让了报纸，还有什么主顾？诉讼代理人、公证人，所有乌莫镇上做买卖的，将来全是进步党；戈安得弟兄阴损赛夏爷儿俩，说他们是进步党，正好替赛夏铺子预备后路，日后进步党人的广告还是照顾赛夏铺子的！出让报纸？还不如连机器执照一齐脱手。因此他要把印刷所盘给戈安得弟兄，讨价六万法郎，免得儿子破产；他喜欢儿子，他要保护儿子。一般乡下人凡事推在老婆身上，这个种葡萄的凡事推在儿子身上：不是儿子不肯这样，便是儿子定要那样，逼戈安得弟兄逐渐让步；他花了一番气力，两个戈安得终于答应出两万两千法郎收买《夏朗德报》。条件是大卫不得再发行任何报刊，否则赔偿三万法郎损失。赛夏印刷所做的这笔交易，等于自杀；种葡萄的却满不在乎。犯过盗窃，下一步总是凶杀。老头儿打算用出卖报纸的收入抵充他出盘铺子的钱；只要能到手这笔款子，他情愿牺牲大卫，尤其这讨厌儿子对这笔横财也有权利分去一半。慷慨的父亲放弃印刷所，算是补偿大卫；一千二百法郎的房租照旧维持。报纸让给戈安得弟兄以后，老人难得进城，推说年纪大了；其实印刷所已经不是他的产业，他不再关心。只是几十年来对老机器的感情一时不能完全消灭。他有事上安古兰末而回到老屋子去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他的木机呢，还是为了儿子，我们很难断定。他向儿子催讨房租不过是个形式。赛夏的监工如今在戈安得弟兄手下做活，他知道那老子为什么这样大方，说老狐狸有心让大卫积欠房租，一朝大卫有事，老头儿可以凭着优先债权人的资格出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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