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寇检讨失利原因，认为中国空军及早备战，必是获得情报，乃于8月15日以海军陆战队登陆六横、桃花二岛，大举搜查。桃花岛上住有渔民二百余户，仅有一条街道。潜伏该地之查梦影系江苏宜兴人，因其中学同学是桃花岛人，遂利用此关系为掩护，前往桃花岛工作，其电台设在小渔船上，每发报完毕后，即以油布将电机包好，沉人海中，吊在船尾，待用时再取出，掩蔽良好。故日寇大举搜查亦未发觉。然梦影之口音与岛民不同，遭到日寇怀疑，将其拘捕，滥加毒打，并以烟火熏其眼鼻，梦影深知一旦招认，非但自己一死，而数百岛民也必受牵连，遂坚不吐实，终因毫无证据获释。而查梦影双眼受创，终日眼赤流泪，久治不愈。
1938年春，武汉尚未沦陷，特务处即在汉口机场附近设立防空隋报分台，以杂货店为掩护，专售香烟、花生、煤油等物给我国空军士兵，店东是一对夫妻，伙计由杭州电讯训练班学生杨敬先充任。11月，武汉沦陷，百姓多随政府入川，杂货店却未撤退，反而趁机进货。日寇宪兵队会同汉奸伪组织开始按户检查有无抗日分子潜伏，凡额前有帽痕或虎口有厚皮者，即被认为系中国军队人员终日戴帽托枪所致，一律拘讯，如无可疑痕迹者，即可获发良民证。杂货店矮小简陋，向店内望去一目了然，且店主有老居民身份，而伙计土头土脑，待人客气，更给人以老实之感，遂顺利获发良民证。汉口机场被敌军占领后，杂货店的顾客改以日寇空军士兵为主，敌兵常来沽酒，生意兴隆。自每日上午8时开始，因敌机执行作战任务，故杂货店生意清淡，下午5时以后，营业转盛。
每当上午6时以后，敌军机场开始忙碌起来，小店生意清淡，杨敬先即爬上高不及两尺的小阁楼，监视敌机行动，然后把密藏在天花板内的小型收发报机取出，平卧在货堆中，将敌机升空降落情形，以简电报告重庆防空总台。每组简电仅有九位数字，可以代表一份完整的防空情报，如324640635，首位数字代表机种，第二至第三位数字代表数量，第四位数字代表飞行高度，第五位数字代表飞行方向，第六至第九位数字代表升空时间，这份简电大意即为：上午6点35分，敌轰炸机24架，六级高，向第四位方向飞去。通报顺利时不到一分钟即可结束，故汉口敌机每次起飞，重庆方面均能及时获悉。以敌轰炸机之航速．从汉口到重庆700公里，来回双程需要3小时15分钟，故重庆方面有极为充裕的时间施放防空情报，及时疏散民众，使空袭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杂货店由于掩护良好，得以长期潜伏。
航委会防情总台第52分台台长顾孟平及报务员朱锦新，化名为张之本、张之德，以堂兄弟身份为掩护，潜伏于武昌南郊李家庙胡宅，与汉口分台杨敬先负有相同责任，而彼此没有横向联系。武汉沦陷后，顾孟平等为免日寇搜查，乘小船避入武昌汤孙湖芦苇中，白天潜伏，夜问上岸采购生活必需品，暂停工作。1939年1月，顾孟平等挺进武昌市区，在佛子林1号陈宅架台工作。5月3日上午9时，敌军九六式轰炸机27架由汉口机场起飞，第一次空袭重庆，顾孟平在5分钟内将此情报报告重庆总台，使我方有充分时间准备，未受重大损失，顾孟平与杨敬先因此各获上级颁发奖金1000元。
1939年12月，顾孟平在佛子林立足困难，乃于某日深夜偷渡长江，将电台迁至汉阳鹦鹉洲某街崔宅，地滨长江，视线辽阔，敌机自汉口、武昌两地起飞，均极易观察，敌舰在长江的活动也尽收眼底。顾孟平利用崔宅，开设永丰米店为掩护，聘请武昌爱国青年马盛华夫妇帮忙，以店主名义负责对外接触，顾孟平、朱锦新则任店员，另雇马盛华之舅弟朱汉旗赴汉口机场做小工，专门刺探机场情报。电台的天线安装在屋顶大梁上，收发报机则藏在墙壁夹层内，外面堆放米包。每日由顾孟平在外照顾生意，由朱锦新抽空收发电报。日本人喜食糯米甜品，永丰米店内糯米存量最多，日寇官兵常来与之交易，与顾孟平已成熟友，从未起疑。
1940年春，为重庆遭受轰炸最为惨烈的时期，顾孟平奉上级命令，纪录敌机每日升空时间、警戒时间、飞行方向、飞行高度、盘旋路线、降落时间、无警戒真空时间及地勤作息时间等详细资料，每日均须呈报重庆总台，如此达40日之久。另由朱汉旗搜集汉口机场每日停机数量、种类、位置、番号及设备等资料，约定以不见面方式，利用汉阳江边杨泗庙作为交换情报及指示的地点，杨泗庙是一座没有僧人主持的破庙，朱汉旗每日放工回家，路过此地，借口捐赠香火，在香火簿上书写米、麦、油、香、烛若干，每项数字均代表重要情报，由顾孟平每晚前往抄录，带回店内译发重庆。这些情报经过重庆方面的分析统计，遂研究出了汉口敌军的防空死角，乃于1940年8月某日正午12时至下午1时，由中国空军轰炸机3架袭击汉口机场，炸毁敌军重轰炸机8架、战斗机3架，我机达成任务，全部安然返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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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军统发生兴趣，是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读书时期。彼时初见军统元老陈恭澍所撰回忆录《北国锄奸》，方知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组织，亦曾秉持大义，与日寇、汉奸作殊死战。虽然陈恭澍言辞闪烁、行文啰嗦，我还是兴味盎然地把这本回忆录读了数遍。此后不久，我通过旧书网站购得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其前身为军统)的“非卖品”《戴雨农先生全集》，始对戴笠其人以及军统历史略有了解。至大四，我即以上述两部资料作为主要依据，撰写了毕业论文《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军统北平站》，时为2011年4月。
毕业后，我兴趣不减，在工作之余，找来历年出版的有关军统抗战的著作，希望能对这段历史更作深入了解。然而阅读过后，却深感失望，现有著作多是荒诞不经的所谓“纪实文学”，真假混淆，难称信史；而为数不多的几部史学著作，虽然各有优长，然其所据史料舍本逐末，所采体例详略失当，颇予读者汗漫无纪之感。当然，这些缺失有其客观原因，军统事涉机密，史料较难搜集，应是现有著作不尽人意的症结所在。
后来，我在台湾吴进雄先生、张文超先生、张青峰先生的帮助下，得睹军统秘笈《史要汇编》《事迹汇编》《忠救军志》《中关所志》诸书，纪传表志，于斯齐备，遂萌生了编撰军统抗战历史的想法，时为2014年5月。于是整理史料、排比考证、去伪存真、缀集文字，历时十月，勒成一书，题曰《军统抗战史稿》，时为2015年3月。自忖军统抗战史事经纬万端，十月出书太过草率，而且限于能力，未对史料“竭泽而渔”，尤其未能运用早年刊印的戴笠文电以及近年公布的戴笠史料，最为遗憾。然又自信人在当代，借助科技手段，编撰史书固较以往速成，拙作虽未全备，而在史料与体例方面自亦有其创新与特色，并非一无是处，故敢不揣谫陋，付之剞劂，以求教于方家大众。惟应出版需要，更其名日《军统对日战揭秘》，并对原稿部分字句进行删改。
拙作能顺利出版，得益于很多亲朋好友的帮助。我要感谢家中各位长辈，虽然对我的兴趣爱好了解不多，仍然长期为我提供经济支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周兴旺、郗志群、迟云飞、陈建堂、董增刚、刘屹、余华林各位老师，在我大学期间，对我的关怀爱护与悉心教导；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开发教授，在百忙之中，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有关出版的各种问题；感谢团结出版社梁光玉社长、赵晓丽主任、韩旭编辑，为拙作早日出版付出了很多心力，又由于我经验不足，为他们平添了不少麻烦；感谢《黄埔》杂志特约撰稿人单补生先生、我的至交好友于岳先生，无偿将自己珍藏的黄埔军校同学录等稀见史料供我参考复制；感谢我的大哥张丽伟、三弟谭云天多年来对我的关心照顾；感谢我的兄弟李金鑫、玉鑫、孔祥吉、杨伟、于言、刘辉、刘一苇、梁哲闻、李琮、金仲熹、何宇辰、韩晓晨、朱建华、李玲、宁霄、马小龙、李雪龙、李昊冰，常常给我带来快乐，让我对生活充满积极向上的“娱乐精神”。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夫人郭爽女士，为了让我潜心写作，她一再推迟我们的婚礼日期，我也常常没空操持家务或是陪她外出，而她对此毫无怨言，只默默地在经济与精神上给予我支持和鼓励。此外，我写作时每有心得，都会手舞足蹈地读给她听，于是她成了拙作的第一位读者，或谓拙作之成有一半是她的功劳，此语毫不为过。
孙潇潇
2016年4月1日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慷慨赴难，视死如归。在全民族空前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大背景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特工部门，也投身到抗战行列中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正式成立于1938年，其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力行社特务处。当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却有增无减。特务处为了遏制日寇的阴谋，在北平、天津、内蒙古、河南、南京等地，有限地开展了搜集敌情、刺杀汉奸、侦察日谍、策反伪军等秘密工作，迭予日伪打击。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务处扩大改组为军统局，开始在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地区广泛建立秘密组织，积极进行搜集军事情报、敌后游击破坏、制裁敌酋汉奸、策动伪军反正、抢运战略物资等工作。
据军统内部编印的《史要汇编》记载，军统在八年抗战期间，共计搜集军事情报1021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击毙日伪人员18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汽油20320桶、煤油547桶、电机1797部、电线2675公尺、电线杆1316根、机器15部、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机枪2318挺、炮33门、弹药48209箱、飞机71架、兵营1578间、军粮81462担、军毯5551件、毒瓦斯原料5051箱、桥梁250座、路轨1658公尺、铁丝19924丈。
军统发起的一系列抗日活动，让日寇、汉奸衔恨甚深，因而不遗余力地破坏沦陷区的军统潜伏组织。据军统内部编印的《事迹汇编》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军统人员共计死难1674人，除去少部分遭遇意外身亡及与友军摩擦而死者外，绝大多数是在对日斗争中殉难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数字还远远不是军统殉难人员的全部，其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军统工作多涉机密，很多人在殉难之后已经无案可稽；第二，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班等武装力量，在抗战中阵亡人员甚多，能在《事迹汇编》中留下记录的往往都是军阶较高或事迹较著者，而为数更多的普通将士则难以遍载。
在上述殉难人员中，有侦探敌情而被敌捕杀者，有游击敌后而临阵成仁者，有深入虎穴而事泄遇害者，有刺杀敌酋而失事身死者，有谋炸日伪而失慎自爆者，有不堪折磨而瘐死敌牢者，有佯任伪职而被抗日志士误杀者，亦有情势危急，自知难免于难而自杀者，或饮弹，或撞墙，或跳楼，或投水，义不事敌，气壮山河。
日寇对付中国特工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很多军统人员被敌人逮捕后，都经历了惨无人道的刑讯，或鞭笞，或摔掷，或灌水，或火烙，或电刑，或钳牙，毒刑种种，令人发指。面对敌人的酷刑，不少军统人员秉持大义，坚不吐实，最终被敌惨杀，或枪决、刀刺，或火焚、沉江，或活埋、犬噬，或刳腹、裂身，然而他们赴汤蹈火，不稍后顾。
诚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抗战爆发77周年的讲话中所说：“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过去，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军统抗战的历史长期以来不被人们提及，近些年来，虽然有了不少描写军统的专书，但大多辗转抄引，流于演义和戏说。笔者有鉴于此，特根据军统留存的档案文献，辅以文史资料，著成本书。需要说明的是：军统毕竟是国民政府的特务组织，曾对中共犯下累累罪行，抗战中也与中共摩擦不断，但本书作为专题性研究著作，只介绍这一组织对日抗战的一些情况，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此外，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伏祈学界同道及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不断增补完善，俾历史的真相得以揭示，使先烈的英名得以永垂不朽。
孙潇潇
2016年3月17日
孙潇潇著的《军统对日战揭秘》共分十章，时间跨度为1932年—1945年。全书结合丰富的历史史料，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当时的活动进行客观介绍。一方面罕见还原了众多当年奋战在抗战隐蔽战场的无名英雄的英勇事迹；另一方面也歌颂了当时的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无畏精神与坚强意志。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重要的特工部门，可谓臭名昭著。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在对日战争中军统部门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孙潇潇著的《军统对日战揭秘》从历史资料的角度，再现了另一条战线对日战争中进行的残酷战斗。全书结合各地历史文献资料和档案记录，对各战区各机构的对日组织活动进行了全景展现，揭秘了军统内部组织体系及秘密活动，为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更新更广阔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