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扎尔·纳菲西成年之后才挣脱伊朗的极权阴影，来到美国的自由世界，可是，她却因此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现实：在伊朗的极权社会中，文学被视为禁忌，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阅读；但在美国这个注重学有所用的世界里，文学却被挤到了边缘。

在阿扎尔·纳菲西著杨晓琼译的《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纳菲西系列/三辉书系》中，纳菲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每个人都能抵达的自由国度，这个国度没有政治、宗教、种族或性别的界限，入境的唯一条件，是要拥有一颗敢于想象的心。

挣脱了伊朗的极权阴影，来到美国的自由世界，阿扎尔，纳菲西却发现了一个矛盾的现实：在伊朗的极权社会中，文学被视为禁忌，人们冒着生命危险阅读：但在美国这个注重“学有所用”、充斥消费主义的世界里，文学却被排挤至边缘。

纳菲西敦促我们在文学中发现一个想象共和国，其中没有政治、宗教、族性或性別的界限，没有一本正经的面目，没有干篇一律的言辞，唯一的入境条件便是一个自由的头脑和一颗愿意梦想的心。

阿扎尔·纳菲西著杨晓琼译的《想象共和国(三本书里读美国)/纳菲西系列/三辉书系》延续了纳菲西成名作《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写法，将回忆与文学结合。纳菲西透过《绿野仙踪》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透过卡森，麦卡勒斯和辛克莱，刘易斯的文字，窥视美国文学与历史的秘密：与之交织的，是纳菲西友人的传奇经历、她本人成为美国公民的历程，以及伊朗移民在异国建立新生活的故事。伊朗与美国，虛构与现实，在此相互交叠、碰撞。

新版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分 哈克

第二部分 巴比特

第三部分 卡森

后记 鲍德温

致谢

参考文献

我们第一次分开时，我十岁，她离开了德黑兰去跟她那美得惊心动魄的母亲费尔道斯一起生活。她母亲跟英俊却刚愎的丈夫离婚了，抛下了伊朗优渥的生活去美国重新开始，名下几乎没有一分钱．她为什么要离开?法拉、马赫纳兹和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绕回到这个问题，但我们从没有得到一个令大家都满意的答案。费尔道斯离开的时候也有人说长道短。他们会问，“她为何就忍不了一丁点儿的风流呢?”“所有的男人不都有一双滴?留溜转的眼珠子吗?不是所有男人都能像马吉德．汗’一样仁慈大方啊!’(“我父亲，”法拉后来说，“是个冷淡的人，他跟所有人都不亲近，而且少言寡语。我母亲穿着美丽的袍子在家里走动，身上有脂粉香水的气味，口袋里一大串开各种储存箱和衣柜的钥匙丁零当啷地响。”)

我母亲很欣赏法拉的母亲，说起她的时候总是怀有敬意，但也带着淡淡的羡慕。有一个悠久的家族传闻说，我母亲曾经迷恋过费尔道斯的丈夫，但我觉得这迷恋真正的原因是，她本能地想获得费尔道斯的胆量和勇气。她走出了我母亲想走却没走的那一步，把平安舒服的日子和亲朋好友们都抛在了身后。这个女人在此前的人生中从没有工作过，一家人的饮食起居都交由仆佣和厨师照料，她几乎一文不名地开始新生活，在异国餐馆做服务员，并且一步步往上爬一一她的子女，包括法拉的哥哥哈米德，这个被家人爱着却又不太受家人认可的男性，继承的恰恰都是这种勇气。

这个家族里的女人们凭着各自顽固而独立的方式，最终都出落得又出挑又无畏。法拉的祖母选择做巴哈伊信徒，这是一个被禁止的教派，结果招来了各种迫害；后来马赫纳兹成了一名女权运动者和沙阿’政府的第一位妇女事务部长，并有幸被伊朗共和国列入黑名单，成为因“挑战神明”和“传播卖淫”而需被处决的人之一。(后来流亡在外时，尽管伊朗共和国试图让她噤声，马赫纳兹却一如既往地做着她先进而坚定的女权运动战士。)而家里的小幺儿和小宝贝法拉，不只在面对人性残暴时，而且在面对那些更无可避免和无可改变的事情时，都表现出了强大的勇气和毅力，但她自己从不曾真正了解到这些。

我们来自同一个家族和同一段历史，经历了一段平行的人生，但或许我们共有的对美国文学的热情也同样重要。法拉是我的想象共和国里第一个也是最尊贵的公民。当我苦苦盼望并思前想后的时候，她起草了宪法，写下了章程，并记录了历史。我知道自己会是这共和国的文人，但是她激励着我去写，当我怠惰或自满的时候给我鞭策。我知道我想写哈克，在这个电视真人秀和虚伪浮夸的爱国主义的时代，我想捕捉一些他能教我们的关于更真实的美国理想的东西。法拉提醒我，哈克代表的，他体现的，是一系列根植于美国历史的价值观。我们依然在读哈克一一美国学生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他一一但我们真的在听他想说的话吗?当我要求我华盛顿的学生去阅读他的时候，有些人揶揄地看着我，好像说，“为什么是哈克?他有什么能教我们的东西呢?”

P54-55

远在世界划分国家与民族之前，我心里就有一个想象共和国，我可以轻而易举地逃往那里，躲开支配着我人间生活的恼人规矩。或许对于每一个刚开始认知自己和世界，以跨越国界来发现国界、重新定义国界的孩子来说，始终都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我不知道美国、土耳其、法国或意大利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国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多萝茜生活在奥芝仙境；一个名叫穆拉?纳西鲁丁的人看起来像个傻瓜，但实则聪明且智慧；还有一位小王子在行星间穿梭旅行。有许多关于童年的东西我们想要永远保存，对我来说，其中之一便是：用重塑世界、赋予其新名字的方式去了解世界的冲动，就像《永不结束的故事》里的男孩巴斯蒂安所做的：范特西卡和它的女皇被一头叫作“虚无”的怪兽折磨迫害，只有让一位读者给她起一个新名字才能使他们免于毁灭。我初次造访这个世界是在一张一直在扩大的想象地图的帮助下，我知道，在地图上的那些地方，我可以找到罗斯塔姆和鲁达巴，爱丽丝，帕莱因，匹诺曹和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充满魔力的名字，比我在现实世界里见过的所有向导都更值得信赖。

对多数孩子来说，玩乐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孩子通过玩游戏、尽情随着想象翱翔来理解最深刻、最抽象的概念，发现彼此无关的事物和理念之间的联系。他们知道锅碗瓢盆不只是日常物件，他们深谙勺子可以突然变成流星的秘密。“世俗”这个词在他们的词汇表里指的就是成为大人的代价。或许我们长大了还读小说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想重新获得童年时新鲜的眼睛，那时的每个角落与缝隙里都藏着秘密，每件东西都有灵魂，所有的生灵都可以跟我们通话。所以安东尼?圣?埃克苏佩里会将《小王子》献给他的朋友——“还是个孩子时的”莱温?维尔特，这并不令人惊奇。

孩子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穿梭是多么容易!我想到这个是在最近跟朋友三岁大的儿子一起在床上跳上跳下的时候，而几分钟前他还在吃香蕉、看电视，突然就拽着我到客房来玩了。他站在床上，成了一个威风凛凛的超级大英雄，此时，当他命令乌贼（我睡衣上有乌贼）跟着他潜入深海搜寻坏蛋鲨鱼（他解释道，鲨鱼不是善类）的时候，这张床就变成了海洋。鲨鱼和乌贼是他最爱的一本书里的主要人物，而不管“鲨鱼”多么坏，比起那些他威胁着要吃掉的小鱼小虾来，还是鲨鱼更让他着迷。

我父亲最初给我买了莫里斯?梅特林克的《青鸟》，它原本是一个相当瑰丽、充满哲理的寓言剧，波斯版本将它改编成了一个有趣的儿童故事，而那时我七岁。我被咪档和她的哥哥棣棣迷住了，他们是一名穷困樵夫的孩子，出发寻找幸福的青鸟。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仙女给棣棣的那顶带钻石的帽子，棣棣可以转动钻石，让没有生命的物体显现“灵魂”。面包、火焰、水、光都有了生命，而家里的狗和猫能跟主人对话了——它们是那样活泼热闹的伙伴，它们聊天、拌嘴，指引、陪伴着孩子们进入记忆、诞生、死亡与时间的土地。

数十年后，作家家园耶多在我想方设法努力而艰难地写作回忆录时给我提供了一个避难所，在那里，从我的卧室到厨房的一片小飞地里列着好几排书架，当我有一次在书架间浏览翻阅的时候，我发现了那本《青鸟》。我坐在椅子上翻开它来读，但我看到的故事竟跟我隐约记得的魔幻故事大有出入。此时我才理解了它所有严肃且充满哲理的关于生命、幸福、贫穷和道德这些问题的沉思，而小时候我只是被魔法所吸引。或许是因为，孩子们学到的第一个魔法就是，每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每个地球上的生灵，都有灵魂，都有一个可以焕发出生命的精魂。

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曾用一种随随便便、胡编乱造的方式给我讲过《爱丽丝梦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一切都是从一个星期五早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开始的，那在伊朗算周末。他前一天晚上答应我，他要给我讲个新故事，不带我去看电影了——这本来是我们星期四的惯常优待。那就是他第一次给我讲爱丽丝的故事。我觉得他后来讲的很多关于她的故事都是胡诌的，因为当我长大到能够自己读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故事在书里都找不着。但我仍记得他告诉我，爱丽丝喝了一大口特别的药剂，开始变得越来越小。“接着，”他说，“她看到了一只抽着水烟的毛毛虫。”“瓦斯蒂斯？瓦斯蒂斯？”

“你是谁？”这不正是我们追着书里的人物阅读下去，努力想找出他们不愿透露的事情时，每一本书都在问我们的问题吗？它不也正是我们作为人，努力做着将会定义我们身份的选择时，我们问自己的那个根本的问题吗？我给自己的定义可以是母亲、妻子、爱人、朋友、老师、姐姐、作家、读者……我可以一直列下去。但是这些简单的描述没有一个能够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定义我们是谁，几乎不可能。我们是我们所过的生活，始终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但是问这个问题，以及听他人问我们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它既是写作、也是阅读这一行为的核心。当阅读开始成为一个家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在那里我感觉自己可以评价世界，可以认同自己——那是一个允许怀疑的地方，也是一个避难所。我们在日常现实与仙境之间来回穿梭——这一刻是这样，下一刻就变了模样。就像爱丽丝，每一次我读完一本了不起的书，我就将旧的自己抛在了身后。

去年9月，我在巴尔的摩图书节上做了一个演讲。我本该待在家里的一一有工作要做一一但我几少能抗拒图书节的诱惑，它总能攒聚片刻的喜气和人气：所有的陌生人拥有着共同的兴趣，尽管他们的热情所在并不全然一致。再加上，主办单位是我最爱的独立书店常春藤书店和我任教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样的吸引力让我完全逃脱不了。

我爱图书节的混乱喧嚣，那种不同的人物、文化、故事、时代都混到一起，又有音乐、美食和艺术相伴的感觉，所有的赏心乐事都乘兴而为，但不太过严肃。好像人们所想到的成千上万本书中涵载的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人间生活，一下子都涌到了主办城市的街上、人行道上。那届图书节阳光很好，节庆氛围很浓。我穿行于形形色色的图书展馆之间，从悬疑故事和言情，到“文学”虚构、诗歌、科幻小说和漫画，脸上不由自主地带着笑。时不时地我会看到个把漫画人物走过或者在食品商贩那里排队，不过多半是夫妇手牵手在随意翻阅，而他们的孩子在尖叫打闹或找到了自己的消遣。

每个城市都会给这些盛会增添一些表现他们自己特点的东西。巴尔的摩是奥马尔．利特的家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埃德加．爱伦．坡的家乡，它的坚毅给了它一种优势，它不同于华盛顿那筹划得更为正式的国家图书节，后者在国家广场举办，20、4年之前，它的参加人数远超过十万人，但到了2014年，它被流放到一个难看的会展中心一一这一搬迁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城市“监管者”的考虑，而非市民的考虑。巴尔的摩图书节给人感觉像聚集了一群六七十年代的人，大家各做各的事情，也能理解他人，看起来都显然自得其乐，它是一场笑盈盈的共谋，好似一种对城市之严酷现实的对抗。但当然，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表层的：这里的主流态度是妥协并享受乐趣，而非抗议并享受乐趣。

在演讲之前我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空暇。在将想法梳理成形的时候我喜欢绕着一个地方走一走或散散步。我一边在太阳下随处翻阅，一边努力专心思考我那天要讲的主题。我带了两段引用的话，一段是P＼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一段是詹姆斯。鲍德温的，我在想是不是要插一段到演讲里还是两段都讲。并不是说必不可少，但我很喜欢它们，这两段话是我前一天无意中读到的．，那时我正在构思我逐渐称为“鲍德温章节”的那一章，尽管我的编辑只会说：“我们再考虑看看。”

我在一种我自己会定义为“警觉的心不在焉”的思想状态下闲逛，脑子里正忙着将想法组织成句，但眼睛还是在看，耳朵还是在听。那些漫无目的的闲逛时光也是我思路最清晰的时刻，之后，将杂乱无章的狂想融汇、构筑成连贯的形式和结构的痛苦过程就开始了。当我开始认真地向我想象中的对话者滔滔讲述时，思想就开始自由流淌；我像进入无我之境一般忘记了周遭世界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书的力量。它们就像孩子：可爱又气人，还比你可能以为的要远更不可捉摸。你以为一切皆为你所掌控，但其实一种重要的施与受的过程正在发挥作用，它们也同样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在掌控着你，拽你去新的地方，带陌生人来到你家里，质疑你的方式和习惯。所以事情就是这样，我原本打算写二十四本书，但现在我把目光集中在了三本书上，我本想全神贯注于文本，但生活中的事情和周围的世界不停地将我拽向别处。事件和人，跟地点不一样，它们始终以新的发现引诱着我，像萤火虫一般闪烁着，吸引着我的注意。在麦德龙超市，在对话中，甚至是在看电影时，我都会拿出笔和纸草草记些笔记，有些我回到家看时自己都辨认不出。

多年前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就确信，我要以马克．吐温开篇，以詹姆斯．鲍德温收尾。我为什么会把鲍德温看成吐温文学上的同类人呢?他自己从没这样声称过。实际上，他对吐温多半不以为意，他更偏爱另一位总体来说更有贵族气度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一亨利。詹姆斯。鲍德温喜欢引用这位大师的一段话，这段话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传达着鼓舞力量：“我们在黑暗中工作一一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一一我们给予我们所能给予的。我们的怀疑是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热情是我们的使命。其余的都是艺术的癫狂。”他最优秀的论文学的散文之一就是《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多的真相》(“As MuChnuth As。nc Can Bea芏”)，他在里面引用了这段话，后面又补充道：“这种癫狂，谢天谢地，在我们之中仍存在着……它会无情地揭开人们身上的真相：绝望的年轻人、困惑的爱人、落魄的瘾君子、意志消沉的年轻政府人员、精神科医生、政客、都市、城镇、郊区以及混人种住宅计划。”鲍德温由衷地相信，文学扮演着类似社会黏合剂的重要角色。他感到一一如他所言一一“有一条纽带连接着我们每一个人”，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焦虑、快乐和悲伤与写作行为之间看到一种深层而必然的密切关系。有关吐温、纳博科夫、劳伦斯．斯特恩’、勃朗特姐妹、福楼拜、斯韦沃’、奥斯丁和果戈理，正如以后还会是那些处于我发现中的年轻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ShtCvngart)、安．帕切特(Ann Patchett)、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cffrcV Eugcnides)……是我在选择他们，还是他们在选择我?三十年来，鲍德温一直在我的脑海或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写作，等着我最终聆听他的声音。而在这里，在美国，我回到了他身边一一不是像他通常与其他作家交往的那种方式，而是像我对马克．吐温的兴趣那样。

那是跟小说的那种方式：它们依赖于意想不到的联系和神秘的巧合。有趣的是，所有作家一一不管他们来自何处，来自哪个年代或时代一一都认可光明之前的黑暗，认可虚构作品和生活中的危险与奖赏。我想到了艾德威奇．丹蒂凯特，我最近读了她的书，而她则深受加缪打动。当我从巴尔的摩回到家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找到她的书，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了。不过我的确找到了我在日记本里记下的引自那本书的话，就在“打给桑尼”这几个字的下面，还在周围圈了一个圈。在我把这段话再一次弄丢之前，我把它敲了上来：“为那些冒险阅读的人冒险创作……因为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你的文字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某一天，某个地方，某个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来阅读它们。”

一种朦胧的幸福感慢慢从水面冒出泡来，这种东西我不知如何去定义。我感觉自己有点像第一次见到白兔先生的爱丽丝，开始追着他跑，然后跳进了那个洞里。爱丽丝!又一本我想写的书。一本伟大的书的真正诱惑，不是女巫造出来的裹着糖衣的房子，而是那召唤着我们的神秘低语，说着一一正如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说的一一“来，把你的椅子拖到悬崖边，我给你讲个故事。”

非常感人，能引起深深共鸣……本书简洁有力地阐述了小说的改造性力量。

——《纽约时报》

在马克·吐温、辛克莱·刘易斯、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中，纳菲西找到了美国精神的本质，在关于例外主义或巨大成功的表象之下，这种本质是一种异化，一种孤独，一种眼界。

——《华盛顿邮报》

在现实生活充满戏剧性的世界里，小说依然重要吗？阿扎尔·纳菲西引人入胜的新书《想象共和国》对此坚定地回答：确实如此。这本书充满了令人激动的才智和宽广的胸怀，融合了回忆录、传记和文学解读，对美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三本书进行深度解读，向读者展示了为何文学在今天依然重要。

——《波士顿环球报》

时而有趣，时而悲伤，时而温柔，纳菲西用生动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阅读何以产生共鸣和友谊，在蹊径中开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

——《独立报》

关于书如何塑造读者，关于没有人比纳菲西写得更好、更激动人心。

——《沙龙》

重读经典小说可以塑造我们的创造力和参与性，本书对此做出了充满说服力的论述。

——《柯克斯评论》

《想象共和国》可视为《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姊妹篇，在本书中纳菲西解读了对美国文化影响深远的小说。在美国，文学没有被禁止，却濒临死亡……她在细读这三本小说的过程中，融入了开篇中对文学力量的礼赞，在从容地论述后，作者将其总结为一种美国精神，尤其是我们的不安、“无止境的疑问”和永恒的局外人体验。

——《书单》

“如果要归类的话，这本书不仅仅是回忆录，甚至不只是文学批评和社会史……纳菲西创作出了一部探讨文学与人生关系的开创性作品。”

——《出版人周刊》

纳菲西回来了。这一次，她为我们带来几部曾为她描述美国（她现在的家）的小说，并和我们一同探索其中的意义。她提醒我们，移民为美国带来了许多东西，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双发现新事物的眼睛。

——《名利场》

通过对三部经典美国小说的积极探索，纳菲西展现了她对西方文学绵延一生的热爱。

——《奥普拉杂志》

基于对三部经典美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想象共和国》正在拆除“文学”这一宏大主题向大众垒起的高墙。这本书集中探讨了当今美国文化对小说的疏离现象，以及Tweet、YouTube、Reddit等新媒体占领主流的时代背景下，大众综合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作者在书中进行的一系列回忆和争论，唤起了大多数读者内心深处对英语的浓厚兴趣。

——《圣克鲁斯哨兵报》

作者用优雅、深刻的散文式叙述，将文学评论、个人回忆录和社会评论融合在一起，写就了一封散发着诱惑力的、来自“想象共和国”的“居住邀请函”。

——《货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