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苏瑞所著的《基辛格传(精)》重点讲述了基辛格德裔犹太人的背景，在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时期的生活，在美国军队和哈佛大学中的经历。基辛格主张的美国和欧洲关系的信念，如何成就了他的职业和外交政策。日后他重要的政治盟友，尼尔森 洛克菲勒和尼克松，与这些政治领袖们的交往如何塑造了他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基辛格的职业生涯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正是基辛格的职业生涯造就了一个美国的世纪。

“有关基辛格的著作不甚枚举，甚至还包括基辛格自己的回忆录，但杰里米·苏瑞的《基辛格传》无疑是其中的著作。书中客观准确的再现了二十世纪具权势的外交家基辛格精彩、睿智、跌宕起伏的传奇生涯。”《基辛格传(精)》一经出版就获得美国三十多家媒体的盛赞，杰里米·苏瑞也因为本书获得“美国人物”奖。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杰里米·苏瑞历经十多年跟踪采访基辛格数百次，并就书中涉及的300多个敏感问题在采访中多次与基辛格激烈交锋。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杰里米·苏瑞研究参阅了3500份的基辛格档案、苏联冷战时期的解密文件、美国越战档案，并通过各方渠道采访到洛克菲勒家族、小布什家族、尼克松总统的家人、福特总统的家人、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的家人、苏联外交部的工作人员、秘密访华期间中方的接待人员等各类与基辛格有过交往，并共同亲历历史的人们，全方位多角度地还原基辛格。全书以纳粹的兴起、战后德国的重建、冷战、越战、中美建交、中东战争等历史性的事件，再现了缔造历史、构建当今国际外交格局的“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务卿”——基辛格。

现年93岁高龄的基辛格，八十多次访华，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有交往。主席常常称其为“亲爱的基辛格博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开启中美关系的人，基辛格成为中美外交风云的“活化石”。在国际政要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国。

从犹太移民到连续两任美国国务卿，再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基辛格历经十位美国总统，每一位总统都要向他寻求建议；纵横国际外交六十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英国历任首相、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等知名全球政要都奉他为座上宾；G20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高峰会议上总少不了他的身影。基辛格还在继续着他的穿梭外交，大师生涯。

第一章 民主与民主的缺陷

 巴伐利亚的犹太人

 魏玛共和国

 国内流亡

 逃亡纽约

 回忆、情感和政治

第二章 大西洋两岸

 融入美国

 回到德国

 占领德国

 德国领导力

 美国社会的扩大和权力范围的缩小

第三章 冷战大学

 冷战大学

 犹太人的阶级流动

 二战前的哈佛

 打造冷战高等学府

 社会局外人，冷战戏中人

 冷战时期的网络

 冷战爱国主义

 国际事务中心

 知识和力量

第四章 有限战争战略

 有限理论

 关于遏制策略的评论

 谈判

 发挥想象

 联邦外交政策

 基本原则

 越南

 沉默

第五章 政治家的革命

 从洛克菲勒到尼克松

 公信力

 苏联的秘密渠道

 北越谈判

 “中国是亚洲的领导者”

 争议

 基辛格革命历程回顾

第六章 从德国到耶路撒冷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战争

 萨达特与阿拉伯“温和派”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区

 复杂的遗留问题

致谢

在民主发扬光大的同时，暴力的因子也渗透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全国上下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城市巷战，袭击政界人士；为了震慑敌对力量、恐吓市民，并伺机夺取政府权力，这些组织都组建了自己的民兵团队，而纳粹只是这诸多组织中的一个。此外，他们还会通过报刊，或者在酒吧聚会和公众演说现场发表煽动性言论，挑起暴力冲突，他们向市民灌输极端种族主义思想，强化民众的排外心理和反犹太主义心理。民主秩序沦为政客们的工具，他们借机煽风点火，找人刺杀他们口中所谓的卖国贼，声称一战期间就是这些人“在德国背后捅了一刀”。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纵容了暴力文化的滋长。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对当代文明提出质疑，称这些暴力行为为“侵略”和“自我毁灭”。此外，在分析中，他还预见到纳粹将夺取政权。1933年，在政治手段和暴力手段的双重压力之下，政权果然落入了纳粹手中。纳粹否定了个人自由这一基本的民主要素，却对各种异议加以保护，以争取公众支持。弗洛伊德指出，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德国，一战之后，在西欧大陆的几个文明和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诸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奥地利和德国，法西斯政党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荒谬的是，这些对民主产生威胁的暴力因素却恰恰就是民主的产物。

历史学家对纳粹上台的原因往往分析得过于复杂，但是很多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恐怖事件的人都认为，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与法西斯的暴力行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汉娜·阿伦特曾是纳粹德国的难民，她曾发表过著名的言论，称欧洲旧贵族的没落和‘‘无阶级社会”的兴起让崇尚暴力的极权主义政权获得了民众的支持。阿伦特曾写道，“极权主义运动毫无节制地滥用民主自由，最终目的恰恰正是为了毁掉它。”同在纳粹时期流亡海外的西奥多·阿多诺非常反对阿伦特的论述，但他赞同阿伦特关于社会暴力的分析。在二战的阴霾之下，阿多诺进行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破译了隐藏在美利坚等国家人性自由光环背后的“权威人格”——这些国家的公民内心埋藏着的压抑与暴力倾向会让民主从内部瓦解。

人们对民主弱点的担忧恰恰加强了对他们民主暴力的恐惧。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民主通常会纵容极端主义，阻挠政府做出回应。这也是许多观察者从20世纪30年代的经验里所总结出的观点。一次又一次遭遇欧亚法西斯国家的进攻，即便是更加强大的民主国家，比如英、法、美，都不知如何应对。法西斯的领袖们对他们长期的扩张目标毫不讳言，而民主社会却连使用必要的武力都很不情愿。当时民主国家都把关注焦点放在内需上，认为军事力量是靠不住的，而且生怕在经历了1914年到1918年的战火摧残之后，世界很快又要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泥沼，于是，它们决定向法西斯主义侵略让步，采取一种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在这样的情形下，日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中国的东三省；意大利完全无视国际联盟的存在，对埃塞俄比亚发起进攻；德国则重新武装了莱菌兰，德国境内的犹太人遭到迫害，德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苏台德地区，而后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二战爆发前夕，希特勒将英美两国视作懦夫便也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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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世纪的诞生

冷战为美国带来了不少好处。经历了经济萧条时期的民生凋敝和世界大战中的血流成河之后，美国的社会财富迅速积累，权力迅速扩张，其速度让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望尘莫及。美国公民们以一种几年前都无法想象的速度把钱花在汽车、衣服、电影和食物上。与此同时，美国人也开始以世界领袖自居——他们热衷于传播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的思想。对象是德国、日本等发展了有些年头的国家，以及印度、以色列和越南这类新兴社会。在美国国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并不均衡，但即使是那些曾经遭到歧视的群体也过上了比以前舒适的生活。虽然少数民族依然会遭遇暴力和排斥，但他们多多少少也在这次空前的社会变迁中得到了益处。自二战伊始到2001年9月11日的那场恐怖袭击为止，这个时期承载了整个国家的巨大期望，也见证了巨大的成就。正如《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所预见的那样，美国成了“企业的聚集地”，“培养一流服务人员的摇篮”，并自封为世界“慈善基地”。这就是“美国世纪”。

这也是亨利·基辛格的世纪。他的职业生涯轨迹恰好与这个非比寻常的时代相吻合。他是在社会政治变迁的时代大潮中登上政治舞台的。他政策概念化的行为恰好反映了他的成败起落。基辛格与卢斯持同样的观点：“对于这个我所入籍的国家，我相信它的道德意蕴。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去对抗暴政，确保世界的安全。美国同时具备足够的实力和慷慨的胸怀去激励其他民族为获得认同、进步和尊严而斗争。”基辛格的这番话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主遭遇重大危机时他内心的绝望，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使命感。基辛格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是美国世纪所培养出来的孩子。

基辛格让各种力量凝聚在自己的周围，但是他并不具备传统的影响力，因为美国社会最典型的力量——选举政治、商业成就、精英家庭——并没有被吸引。基辛格依靠的是支撑美国社会发展的新资源和新环境。他属于冲锋陷阵的一代人，他们投身新的军事机构，希望摧毁法西斯，占领敌军的领土，主导新的学术项目以迎接战后的挑战，建立新的专家团队以制定全球战略，并组建新的决策机构以满足冷战的需求。美国的成长意味着其影响力的扩散。基辛格支持着新权力中心的运作，为美国世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基辛格亲眼看见了一个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社会是如何“崩溃”的，他的事业就是由此带来的一种反应。“有些人觉得他们唯一应该做的就是粉饰太平”，他对这些人很难保持耐心。基辛格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见过世界的阴暗面，我知道罪恶是客观存在的，我明白有些东西你必须努力去捍卫，你不能一味坚持让所有的事情根据你所设想的框架发展。”这是20世纪30年代这段岁月给人们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它引导了数百万人度过了冷战时期，并且仍在影响着外交政策。

也许基辛格对民主和人权的道德宣言太没耐心，也许他太急于争取，至于公众到底能接受相较道德准则多大程度的偏差，他在这个问题上又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些谴责的声音一直纠缠着基辛格和整个美国世纪。我问基辛格，在道德妥协问题上，必要和过度的界限在哪里，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作者：您的核心道德准则——也就是您绝对不会去破坏的准则是什么?

基辛格：我还没想好应该怎么回答你。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基辛格。他因为道德原因踏入了政界，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希望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是他的举措并不总是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自由和公正，有时往往适得其反。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基辛格也意识到好心往往会办坏事。他必须去处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呆。

亨利·卢斯鼓励美国在它的世纪当一个全世界的“好心入”。于是美国人都在尽力扮演好这个角色，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基辛格的事业发展正是利用了这一矛盾。它指明了用善意来协调权力的难度，并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单纯的口号，而是更大程度地参与到政治妥协的繁复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