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军始终能贯彻执行命令，和整齐严肃地撤退，近来我不断听到称赞。所以尽管日军是战败之敌，可是这成为中国军初在战时，继在战后，一直对日军怀有畏敬心理的原因。
我们在芷江停留期间，由负责接待的将校陪同去用饭，虽然是农村饭菜，可是每餐都郑重其事地准备得很丰富，全体人员一起围着圆桌而坐，尽量饱餐。
只是飞机驾驶员松原喜八少佐，不知什么缘故，似乎是食欲不振。我觉得很奇怪，一次在吃饭时谈起此事来，他才打破一向的沉默，开口说：
“说起来，我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作为一名驾驶员在军内算是最年长的，按规定竞超龄三年了。况且这次打了败仗，恐怕在我一生中，这就是最后一次掌握驾驶盘了。回忆起当初的驾驶工作，想不到竟会有今天这样悲惨的遭遇，真叫人十分伤心。
“还有我们乘来的心爱的MC机，停在机场上，每天在中美两国敌军环视之下，作为标志挂上的两条红布，经过好几次重新整理，都被中、美军人揪掉，恐怕他们是拿去当做纪念品吧！对这架飞机别管怎样偏爱它，也算不上是什么可以自夸的货色，可是我怕它遭受雨淋，一定要把它盖好。这在阴雨天也毫不在乎地让飞机暴露在露天下的美国兵看来，总以好奇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对我们几个人吆喝着，一齐用手搬动螺旋桨的那种原始的做法感到稀奇，每回都像是看杂耍似的聚上一大堆人。作为一个驾驶员的我，感到像刀割一样的难受。
“芷江每天上午都笼罩着季节性的浓雾，万一我们一行回去的当天，也遇上这样的雾，说不定非一天天往后顺延起飞不可。
“人家不管是有雾是夜晚，都能满不在乎地自由起飞，只有我们的飞机不能飞行，这不仅是我驾驶员的羞耻，虽说是已经战败，但热爱祖国的心情却不允许祖国名誉受到损害。
“一想起这些，心中愁虑，饮食难以下咽。”
尽管我国已经战败，我们身为其使节，等于铐着双手来到敌国投降的，但作为一个纯洁的军人，产生以上这种想法，还是有正当理由的。
事实上，我们的飞机性能很差，即便是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而且从外观上看着也那么寒碜，相形之下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从常德以后的飞行中就已有了现实的体会，因此不得不全都停下筷子齐声怃然叹息。
在逗留当地的三天里，与我接触的中国人都仅限于职务上的关系。此外，也有转托出入的人代为传话，或留下名片表示私人问候的，已如上述。
在宿舍里负责接待的两位少校，一位是陈应庄，八年前我在北平工捧时，当时他在该地当新闻记者，曾经会见过，他是日本留学生。另外—位陈昭凯，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
在会谈中担任翻译的王武少校，在参加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入学考试时，我正好担任考官，据说他的生母是日本人。
此外，和我们接触的主任参谋钮先铭少将，战前我在北平工作时，曾和我很有友情，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钮传善的长子。
我与这些人们不期而遇，感到很惊异，同时感谢他们的好意，对我完成任务给予很大帮助。但事后我观察到，这并不是单纯的巧遇，而是中国方面特别照顾而安排好的。
例如宿舍中的这两位少校，到了九月间中国军进驻南京而在我们面前出现时，陈应庄是新编第六军政治部副主任、少将副参谋长，陈昭凯是中国军总部的上校参谋。
我们对于那样罕见的连升数级的情况，一度曾感到有些吃惊，可是后来才逐渐弄清楚：他们在芷江为了适应临时任务，不过是故意暂时佩戴低两三级军衔的徽章而已。因此，我们对中国方面的照顾更加深了感激。
P76－77
以德报怨与以怨报德
这里要讨论两个几乎人人都知道答案的问题：一、当日本战败、国运淹蹇之时，中国是怎样对待日本的？（与之对照，当中国动荡分裂、艰难挣扎之际，日本又是如何对待中国的？）二、当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日本军民社会是如何看待他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
显然，这里的重点不在于提供“答案”，而重在“重温”历史。重温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日两国民族性之差异所在，另一方面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今天中日关系所面临种种困境之缘由所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日皇裕仁发表投降诏书的第二天，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说，在演说中他说：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是为中国对日采取“以德报怨”政策的源头。
中国的宽大政策，令部分日本人自惭形秽。一九四七年，朝日新闻东亚部长宫崎世龙氏说：“战败了不算败，战败后中国对日本如此宽大，日本人才知道是真正失败了。”日本人开始明白他们的失败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而且是精神上的失败。
可是，按照情理，几十年来，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劣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凡有血性和记性的人，谁不欲食肉寝皮，报仇雪恨？
“万恶的倭奴，是仍在杀我同胞！占我土地！夺我主权！进行着积极的侵略！”在这种情形下，“雪恨复仇是我们的责任！”“九·一八”后又是“一·二八”，日本的侵略和残暴了无止境，有人就愤恨地说，“固然！日本侵略我们的事实，已竞布在我们的眼前——那腐败的死尸！那血色的焦土，凄惨的声音，已竞住我们耳里——那临死的哀鸣！那微弱的呼号！可是我们呵！究竟应当怎样？？？那是无可再疑的了！唯有杀敌前进，民众们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去收复失地！并要一鼓作气地杀到东京去！定把他们杀个连和服都穿不上；就一个个赤条条地死去！那时我们神圣的民族精神，立即伟大了！我们那青白的旗帜也可很安静地飘扬在和平的空气中！”这是笔者所看到的唯一一段“有血性”的文字，可是，要叫作者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日军在中国所做那样，到东京烧杀淫掠，我绝对是打问号的。气话而已，恨话而已。
日本降伏，论理说来，本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洗血”的大好时机，可是，中国人却采取了令敌人也感到意外的态度和政策。
这很难理解吗？并不。
中日两国虽同处东亚，但两国国民性格却在某些方面迥然相异，中国人往往是“吃软不吃硬”，日本人往往是“吃硬不吃软”，中国人是“弱者”本位，日本人是“强者”本位。或者说，“对待弱者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观察中日两国国民性——或者说是观察人性——的一个好办法。
面对弱者，是济危扶困，还是恃强凌弱，是中日两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差别所在。中国人往往认为弱者当帮当扶，日本人往往认为弱者当虐当亡。（“天下强食弱肉，优胜劣败。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征服了自该被奴役，被消灭。”冷者，日本已经处于弱者的地位，人家已经国破家亡、俯首投降，特别是人家满面笑容、言听计从，你还能下得了手吗？
日本人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比一个旅店、茶房还恭顺十倍，这对于中国人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廉价的武器。他们见了我们，总是张着嘴唇，总是阴沉沉地笑着，毫无表情地笑着，记者觉得日本人是有意地用他们的恭顺，想把我们的人心征服，我们的警惕实在丢得太快了。在黄埔，有一个“第二船舶输送司令部南支部长”白木久雄大佐，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大佐司令官，这两个在投降前可以擅作威福的日本军人，接待我们时简直听话到像我的小弟弟，使我觉得他们比他们面目狰狞的时候还可怕。
……
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在密苏里舰受降现场，美国第三舰队司令海尔赛上将（密苏里舰即其旗舰）握着中国记者的手感慨地说：“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我觉得盟国也许做错了一件事。”当中国记者问什么事，他说：“我们大概对待日本人太和善了，因为我仍然让他们活着。”记者说：“中国人民与美国人一样也是心肠很软的。”…就连美国人都觉得处置日本的战后政策过于宽大了。
或许我们可以说，今天日本仍未能正确认识历史，与盟国和蒋介石当年“以德报怨”的“错误”政策有关。拿破仑说：“战胜者唯有戒慎恐惧，始可以保持胜利。对被征服者太严，徒增加其怨恨。对被征服者太宽，又引起其幻想，这种幻想可使其尝试作种种不能成功的行动。”虽然我们深知这层道理，但显然我们的对日政策失之过宽。然而，错已铸成，只能如此。
如何才能使这个“以怨报德”，对野蛮罪恶的侵略历史从不悔悟、从不道歉的国家和民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们所能做的似乎只有如蒋所说的那样，希望日本能“自拔于错误”，也就是说，“希望今后的日本人，能够自怨自艾、自省自策，恢复人类的理智，觉悟自己这一次之不得不出于无条件投降的一途，实咎由自取；……中国但希望日本经这次战争失败之后，能够一改其侵略邻国、奴役他民族的作风，不再轻启战衅而已。”可是，将肃清军国主义流毒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自省自策，成效如何，有目共睹。
战争末期，有美国人类学家胡敦提出这样的主张：“战后处置日本之方法，应委任中国人在日本管理残余于本土的日本人民之任务，将中国人及其他亚洲人民一部分移植于日本，并禁止纯日本人间结婚。”希望通过日人与中国或亚洲他族人的通婚来改变日本民族“残暴险诈，不讲信义”的禀性，这是人类学家的方案。可是，“此种方法固极彻底”，但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自省可行而无效，通婚有效而不可行。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当年报上这段话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完全适用。
我们对于日本，固不欲采报复的手段，但也不愿国人失去痛定思痛的警觉性。国人不要以为日本今已投降，我们可以安享和平的幸福。须知日本虽已投降，但确保胜利则仍有待于吾人自身的努力。必须我们能够把国家建设成功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能够成为东亚的安定力，和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然后我们才能确保胜利的成果而安享和平的幸福。
唯我人人抱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忧勤惕厉，不懈奋斗，建设强大中国，方能使得叫嚣者望“陆”兴叹，阴谋者有心无力，蠢动者偃旗息鼓，冒险者三思而行。
二○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陈占彪
前言
十载蚕鲸浑一梦，可怜春去落繁樱
特别文献：声罪致讨
中国向日本宣战战书
日本向中国投降降书
庆降：薄海腾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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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闻日本投降作付中华乐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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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我和周佛海听到日本投降消息后的复杂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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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古屋奎二：日军从外国广播中听到投降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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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今井武夫：身历芷江洽降
《大公报》：萧毅肃与今井武夫的谈话纪录
严怪愚：芷江受降侧记
方国希：日本降使在芷江
时集锦：芷江受降记
受降一：硕德不孤
徐永昌：徐永昌将军受降日记
陈博生：在米苏里舰看日本投降
朱启平：落日
黎秀石：日本签降的一幕
[美]史尼都(Louisc Snyder)：东京湾日本投降典礼
江肇基：蒋主席胜利日渝市巡视
宣适：日本降书签字记
[美]杜鲁门：日本的投降
麦克阿瑟在日本投降仪式上的演说
受降二：三九盛典
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程序
《中央日报》：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全部经过
《中央日报》：胜利和平记受降
《青年日报》：记日本投降签字礼堂内外景况
何应钦：回忆九九受降
总司令何召见冈村宁次大将军谈话记录
冷欣：国史上最大荣典纪盛
龚德柏：我所参与的日本受降过程
邵毓麟：与降将冈村宁次的两次晤谈
[日]冈村宁次：投降及投降后的状况
附一：冈村宁次：徒手官兵
附二：何、冈谈话片断
读者之友社：笑得流出泪来
施仲猛：中国战区受降盛典
蒋介石还都记
张道藩：胜利收京
受降三：图籍献还
采伋：陈仪飞莅台湾记
采伋：万民同欢庆光复
吴春鉴：台湾受降盛典
何应钦：台湾光复纪事
谢东闵：浩浩荡荡收台湾
邵毓麟：台湾光复日前后
丘念台：组织台湾光复致敬团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湾光复志
蒋介石首次巡视台湾训词
受降四：复我禹甸
《中央日报》：北京故宫太和殿受降
孙连仲电告太和殿前受降情形
上海下达沪字第一号命令
广州中山堂受降
马廷栋：光复后的广州
汕头受降情形
张家彦：天津日军签降礼成
《大公报》：天津受降一幕
黎秀石：香港日军降伏前后
第六战区长官部编：九一八汉口中山公园受降经过
黄声远：南昌受降纪实
胡上将宗南年谱编纂委员会：胡宗南郑州受降
刘汝明：许昌受降
李品仙：第十战区受降纪盛
陈家珍：第十八军长沙岳阳受降回忆
杨伯涛：湖南湘阴受降实录
《中央日报》：卢汉就越北受降经过发表谈话
朱俣：越南受降日记
赵光汉：抗战胜利空军受降亲历记
志降：燕然勒石
开罗会议宣言
促使日本投降之中美英三国领袖之文告
裕仁天皇投降诏书
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的广播演说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备忘录中字第一号
日本降伏文书
天皇降伏诏书和首相文告
褒奖全体将士令
遥祭国父典礼祭文
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
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一号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文献来源
后记 以德报怨与以怨报德
十载蚕鲸浑一梦，可怜春去落繁樱
咄哉咄哉尔岛夷，妄思问鼎登大陆，八绂一宇既无成，反使二千余年开国大业尽倾覆。珍珠港卢沟桥，当时得意称天骄，而今屈指方八载，已同云散与烟消。甲午割台澎，九一八吞东辽，五十一年之宿耻，终教我扬眉吐气在今朝。
陈敢：《咏日本投降》
近年来，中国的樱花似乎越来越多了，每逢艳丽春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赏樱”了。自然，樱花不能说不美，只是花虽绚烂，命却短暂，樱花的这一特征与日本人那种世事无常、冒险轻生的民族心理很相似。“日本的民族性，正如同他们所喜爱的樱花一样，开放时很灿烂，而萎谢也很快，是一个短命的民族。”看来，樱花被日本人视为国花也是有道理的，于是，樱花，这时就不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文化。
“我尝闻岛上樱花媚且郁，但谁教此大海怒潮来猛扑。”樱花从极盛到速败也成为“二战”时日本从“横极一时”走向毁灭崩溃的象征。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大公报》在《日本投降了》的社论中这样说：“到今天，豪强半世纪的日本失败了，海陆空三军解甲投降了。勃然而兴，厥然而倒，其命运正如日本的樱花，开时极为绚烂，极盛时便倏然凋谢。……在日本人初以中国字制造文字的时代，就有了一首诗：其起首与结尾的两句：‘色与香都是要散的呀！’‘我们的人生谁能维持永久呢？’那不正是日本命运的写照吗？日本国家的命运真像那个样子，是由明治起；由明治，而大正，而昭和，不满三代，短短七十几年，而今厥然倒仆了！”
战后不久的一九四六年，前往日本旅行的人也发出类似的感慨：“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樱花确实是日本最适当的象征。当它在阳光底下盛开着的时候，一抹鲜艳灿烂的景色，足为太平洋战争初期盛极一时的日本的象征；可是樱花绝不如梅花那样经得起风霜，它的荣华仅如昙花一现，只稍经风雨的摧残，立刻就落英缤纷，狼藉满地，一缕芳魂，在日薄崦嵫中，随风而去，这足为惨败后的日本的象征。”今天热衷于植樱赏樱的国人似乎忘了中国文化向来对梅花是情有独钟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即便在风刀霜剑的严冬之际，梅花亦能傲然地“凌寒独自开”。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亦有人赋诗《受降》一首，以樱花之短命来比拟日本的盛衰。其诗云：
东京湾筑受降城，巨舰旗腾万国盟。
十载蚕鲸浑一梦，可怜春去落繁樱！
樱花固然绚丽，然而，“明媚鲜妍能几时”？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对全世界、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日子。世界上最后一个顽凶法西斯国家日本“无条件地”屈膝投降，三岛蜷伏，海晏河清。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十四年的抗战以中国完胜告终；自一八九五年被日本抢占殖民五十一年的宝岛台湾重归祖国怀抱；自一七八九年日本吞并琉球，迈开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始，一度膨胀自大，一味杀人扩地，不可一世，同时不自量力的日本最终被打回原形。
“全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魔手最为毒辣、最为残酷，六十年来给予中国的奇辱大耻，使有五千年光荣历史的中国蒙上若干污点与晦色。”…今天，日本屈膝投降，对其时居“最高统帅”之位的蒋介石来说，国耻私仇，湔雪净尽。
“七七”抗战爆发后，蒋就称历来日本加诸中国的“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一九二八年的济南惨案后，蒋在日记里，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报仇雪耻”，如今终成正果。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向盟国投降，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雪耻之日志（民国十七年济南惨案以来逐日记述），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国内的史料外，还收录了外国相关人物的回忆文章。如冈村宁次、今井武夫、杜鲁门、金九等人不同面向的文章，使得投降现场更加立体和全面。
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这本书收录了所有的一九四五年受降现场的材料，关于受降记叙，当时报刊刊载的文字亦不算少，部分内容重复、倾向于说明性的文字，并未整理收录，自然，也不可避免会遗漏一些编者视野之外的重要史料。
可能在一般人看来，编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就编者的感觉来看，写书虽难，编书亦不易，有时编书比写书更难，其他且不多说，单从技术层面来讲，写书自由度更大，遇到难题可以规避，可是编书则自由度小，因为要严格忠实于原文，遇到墨迹不清，难以辨识的文字往往不能回避。我的学生段晓辉担任了这本书的整理工作，她的踏实负责的态度，为身处多座“学术大山”压迫下的我省却了绝大的精力和时间。
二○一四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我编选的《“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得到了一些好评。今年，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三联书店再次慷慨付印鄙人编选的属于“中日问题大众读本”性质的两本图书（除本书外，还有一本《马关谈判实录》（暂定名），第三种同种性质的图书《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实在是鄙人的莫大荣幸。
“梦里晓角吹寒多憔悴，窗前闻鸡起舞真精神”。此系今年鄙人寒舍所贴春联。“位卑未敢忘忧国”，在整理编辑这些书时，我等每每夜不能寐，但只要挨到天亮，打开电脑，顿时精神焕发，兴奋不已。
“日本已如落日西沉，中国则如旭日初升，光芒万丈，精力充足，吾人应为中国与全世界人类能有另一光明之日而庆祝。”此系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英国《每日记事报》社论的评论。且不说日本是否像“政坛巫师”李光耀所预言的那样逐渐“走向平庸”，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世界——不只是东亚或亚洲——舞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要角”。
陈占彪
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于目耕楼
关于日本投降，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些流行观点：日本投降是“屈原”（美国原子弹）和“苏武”（苏联红军）之功；日本败于美国，并没有败于中国；日本投降是“有条件”的，并非“无条件”；日本并没有投降等。
这些说法不仅在当时即已存在，甚至今天仍有流行，不仅为外国人所接受，甚至为我国人所默认。但如果这些观点成立的话，那么1945年日军向中国一次次俯首屈膝、呈递降书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陈占彪编的这本《三岛蜷伏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里，收录了大量与当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相关的命令公告、投降文书、现场报道、受降回忆，通过这些材料将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铁的事实再次呈现出来，供世人参阅。
陈占彪编的这本《三岛蜷伏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主要呈现抗战胜利时各战区日本向中国投降的“现场”状况。主要收集整理当时各报刊杂志的记者现场报道，当事人回忆（特别是台湾的军政要人何应钦、冷欣、胡宗南、刘汝明、朱杰、帅学富、张道藩等）的事后回忆，以及当时未正式发行的纪念册的受降记录等（包括当时一些现场图片）。本书分A受降现场报道；B亲历者自述；C文献附录等部分。本书整理和收录了大量史料台湾出版的史料以及一些纪念出版物、非正式出版物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