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没有必要再清早即起。我的工作室在第九大街一栋三层小楼的顶楼，整个屋顶被天窗占据，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搁在地板上。没有其他家具，连个钟也没有。阳光把我唤醒。我不知道几点了，也并不特别想知道。我身上的现金只剩下一枚五分镍币。电话铃不响，我便不想动弹，我等着人家来电请我吃顿饭，给我份工作，至少借给我一点钱。电话铃不肯响，我的肚子却叫了起来。我意识到，再想睡上一会儿那是没门儿了。
我翻了个身，看见了女房东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三封信。最近几个礼拜只有电话公司和供电局给我来信，因此，那神秘的第三封信终于把我请下了床。
果然，一封信是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来的。第二封信来自司法部，通知我说，我，罗伯特·卡帕，前匈牙利人，现无明确身份人士，据此而被划归为潜在敌侨，因此必须交出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轻武器，如果要外出离开纽约超过十英里，必须提出申请，获得特批。第三封信是《柯里尔》杂志的编辑写来的，他说，对我的剪贴簿经过两个月的研究之后，《柯里尔》杂志突然确信我是一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非常乐意派我去担当一项特殊任务；他们为我在一艘四十八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预订到了一个舱位；信中附有一张一千五百美金的支票，作为预付薪酬。
这其中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有打字机，有足够的勇气，便会给《柯里尔》杂志回信，告诉他们：我是敌侨，连去新泽西州都不行，更不必说去英国了，我带上照相机唯一能去的地方是市政厅那边的“敌侨财产处置所”。
我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有一枚镍币。我决定掷硬币。如果掷出个字，就设法逃之天天，去英国；如果掷出个背，就把支票退回去，向《柯里尔》杂志说明情况。
硬币掷了出去，是个背！
但接着我意识到，一枚硬币里是没有前途的，我会收下支票，把它兑换成现金，无论如何，我会去英国。
镍币交给了地铁。支票交给了银行。我在银行隔壁的詹森餐厅吃了早饭，真是大吃一顿，花掉了两块五。这样一来事情就定了。我总不能还给《柯里尔》杂志一千四百九十七块五毛，而《柯里尔》杂志肯定算是麻烦上身了。
我重读了他们的信，确定我的船在四十八小时后启航。我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琢磨着从什么地方下手。我所需要的一切是：征兵局的豁免，国务院和司法部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英国签证，还有办签证要用的某种护照。一开始就碰钉子我可担待不起，所以我得先找个听得进去的地方开口。我有麻烦。嗯，美国才刚开始知道麻烦的滋味，而英国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对这种滋味应该已经是熟知了。我决定先去找英国人。 从詹森餐厅到航班终点站步行五分钟就到了。我得知不到一小时后就有一班飞机飞往华盛顿。我买了一张票，《柯里尔》杂志的钱又少了一些。
两个半小时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我要求见新闻专员。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位穿粗花呢衣服的先生，那人脸膛很红，神情很厌倦。我报上姓名，但不知从何说起，因此我简而化之，把两封信给他看，先是《柯里尔》杂志的，然后是司法部的。第一封信读下来，他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当他把第二封信放下来时，他的唇边露出了一丝笑意。我多多少少受了点儿鼓舞，掏出爱迪生联合电信公司寄来的那封尚未开拆的信，递给了他；我清楚得很，那是通知我，要断我的电了。他示意我坐下。
想不到，他一开口便人情味十足。战前他是地质学教授。战端初起之时，他人在墨西哥，正快乐地研究休眠火山山顶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但这是战争，他应召而去，成了新闻官员。从此以后，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利益，他不得不拒绝种种提议和要求。他安慰我说，我这件事非同一般。我排到了头号！对他、对我自己的同情深深打动了我。我提议共进午餐。
我们去了卡尔顿餐馆，等座位的时候，我们百无聊赖，喝了许多干马提尼酒。我的同伴已经相当兴奋，而我也开始感到，那位大使馆专员和大英帝国，连同《柯里尔》杂志，将和我的命运紧紧相连。我们终于等到了一张桌子，我拿起菜单，先点了每份一打的蓝点牡蛎。五年前，在法国，我在饮酒方面可是下了很大本钱的。我记得，每一篇英国神秘小说中，每当彼得·温西爵士有话要说时，吃牡蛎总是佐以那种名叫Montrachet的勃艮第白葡萄酒。1921年产的Montrachet在单子的末尾，价格昂贵。这是个快乐的选择。同伴告诉我，十五年前，他在法国度蜜月时，就是用这种酒让他的新娘大为动容。因此，当那瓶酒喝到底的时候，话题已经变成我们对于法国和Montrachet的爱好了。喝完第二瓶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在把德国人扔出la belle法兰西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感同样强烈。喝完咖啡加Carlos Primero白兰地之后，我给他讲了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在共和军里的三年经历，以及我为何有充足的理由恨纳粹。
回到大使馆后，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政府部门。他越级找到了某个高层人士，直呼其名，说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好人老卡帕”，说我去英国这件事重要之极，我会在十五分钟后过去拿我的出境和再入境许可证。他挂上电话，给我一片纸，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十五分钟后我到了国务院。一位衣着端正得体的先生接待了我，他在一份表格里填上我的姓名和职业，签了名，告诉我明天早晨九点，去位于纽约港斯塔腾岛区的移民局办事处，一切都会办妥。然后他陪我走到门口，这一会儿，他变得很随和，拍拍我的背，朝我使了个眼色，祝我“好运！” 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