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我在伦敦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以后，就到内特黎去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我在那里读完了我的课程以后，立刻就被派往诺桑伯兰第五明火枪团充当军医助理。这个团当时驻扎在印度。在我还没有赶到部队以前，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我在孟买上岸的时候，听说我所属的那个部队已经穿过山隘，向前挺进，深入敌境了。虽然如此，我还是跟着一群和我一样掉队的军官赶上前去，平安地到达了坎达哈。我在那里找到了我的团，马上担负起我的新职务。
这次战役给许多人带来了升迁和荣誉，但是带给我的却只是不幸和灾难。我在被转调到巴克州旅以后，就和这个旅一起参加了迈旺德那场决死的激战。在这次战役中，我的肩部中了一粒捷则尔枪弹(捷则尔为一种笨重的阿富汗枪的名称——译者注)打碎了肩骨，擦伤了锁骨下面的动脉。若不是我那忠勇的勤务兵摩瑞把我抓起来扔到一匹驮马的背上，安全地把我带回英国阵地来，我就要落到那些残忍的嘎吉人回教徒士兵的手中了。
创痛使我形销骨立，再加上长期的辗转劳顿，我更加虚弱不堪。于是我就和一大批伤员一起，被送到了波舒尔的后方医院。在那里，我的健康状况大大好转起来，可是当我已经能够在病房中稍稍走动，甚至还能在走廊上晒一会儿太阳的时候，我又病倒了，染上了我们印度属地的那种倒霉疫症——伤寒。有好几个月，我都是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最后我终于恢复了神志，逐渐痊愈起来。但是病后我的身体十分虚弱、憔悴，因此经过医生会诊后，决定立即将我送回英国，一天也不许耽搁。于是，我就乘运兵船“奥仑梯兹号”被遣送回国。一个月以后，我便在朴次茅斯的码头登岸了。那时，我的健康已是糟糕透了，几乎达到难以恢复的地步。但是，好心的政府给了我九个月的假期，让我休养身体。
我在英国无亲无友，所以就像空气一样的自由；或者说是像一个每天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那样逍遥自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自然地就被吸引进伦敦这个大污水坑里去，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民、懒汉也都汇集到这里来。我在伦敦河滨马路上的一家公寓里住了一些时候，过着既不舒适又非常无聊的生活，钱一到手就花光了，大大地超过了我所能负担的开支，因此我的经济情况变得非常恐慌起来。我不久就看了出来：我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移居到乡下去，要不就得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选定了后一个办法，决心离开这家公寓，另找一个不太奢侈而又花费不大的住处。
就在我决定这样做的那天，我正站在克莱梯利安酒吧门前的时候，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斯坦弗。他是我在巴茨时的一个助手。在这茫茫人海的伦敦城中，居然能够碰到一个熟人，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确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斯坦弗当时并不是和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但现在我竟热情地向他招呼起来。他见到我，似乎也很高兴。我在狂喜之余，立刻邀他到侯本餐厅去吃午饭，于是我们就一同乘车前往。
当我们的车子辚辚地穿过伦敦热闹街道的时候，他很惊讶地问我：“华生，你近来干些什么？看你面黄肌瘦，只剩一把骨头了。”
我把我的危险经历简单地对他叙述了一下。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他听完了我的不幸遭遇以后，怜悯地说：“可怜的家伙！你现在做何打算呢？”我回答说：“我想找个住处，打算租几间价钱不高而又舒适一些的房子，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够解决。”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