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1卷）》收录刘伯承、董毓华、李振亚、蓝公武、熊瑾玎、王弼、周士第、赖际发、王新亭、杨虎城等十位人物传记均为史学传记，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史实准确、详略得当、评介公允、文字简明。每个传主都是按人物一生经历的时间顺序，抓住重点写。秉笔直书，功过分明，实事求是，不溢美，不掩盖重大历史过失。作者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对传主进行了艺术创造，使得传记生动感人。它对研究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1卷）》共收十篇人物传记，为刘伯承、董毓华、李振亚、蓝公武、熊瑾玎、王弼、周士第、赖际发、王新亭、杨虎城。传记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一生的本质特点；写作方法符合历史人物传记体例要求；语言朴实、通顺、感人。充实和补充了党史，成为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生动教材，是一部党史教科书。

刘伯承

董毓华

李振亚

蓝公武

熊瑾玎

王弼

周士第

赖际发

王新亭

杨虎城

困苦中成长

刘伯承，1892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乡张家坝。父亲刘文炳早年考秀才，初试名列前茅，复试时却被嫉妒者检举“违制”，说是隐瞒了上辈当过吹鼓手的家世，当场被取消考试资格，后来弃文务农，成为当地有名的“泥脚文人”。母亲周寅香，俭朴持家，心胸豁达。父亲性格刻板，严于教子。他决心让儿子走上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道路。他按刘氏家族谱序给儿子取名明昭，表字伯承。

刘伯承从四五岁起，就跟着父亲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书籍。他天资聪颖，小小年纪便能熟记许多书文。一次，刘伯承贪玩未认真读书，母亲让他把当天学过的书背诵一遍。他知道母亲识字不多，便胡乱地应付了几句。恰巧父亲在里屋听见，厉声斥责道：“老实告诉你，我没得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后如何得了。”父亲的严厉管教，使刘伯承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

稍长，刘伯承入本村私塾就读，前后达6年。私塾老师任贤书是位外乡来的颇有见识的穷秀才，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军，怀有强烈的反清思想。他讲述的太平天国均田免赋、与清军英勇作战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刘伯承，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旧世界的种子。任贤书还指导学童习武强身，教他们长拳、八卦掌、棍棒术。刘伯承练得很起劲，不长时间，招式已有板有眼。刘伯承学业上进步也很快，子日诗云背得滚瓜烂熟，《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书也知之甚详。他还尽心尽力地练毛笔字，常常用右手食指当笔，往左手手心里描画，练笔势、笔锋，细心揣摩“永字八法”，写出一手端方秀逸的楷书。在私塾后期，刘伯承按照起、承、转、合的规矩，学写八股文。不过，他对课业以外的古诗文和联对子则有着更大的爱好。唐诗、宋词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他都读得很有心得，深得任贤书的器重。对刘伯承来说，这6年的光阴是愉快而充实的，他获取了比较扎实的国学知识，初步陶冶了自己的性格情操，开始萌发了忧国忧民之心和救国救民之志。

资产阶级维新思潮促进了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传到了偏远的川东小邑开县。1904年春，刘伯承转入离家不远的灯草坝汉西书院求学。汉西书院是刘氏宗族中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廪生刘华英开设的，教授内容以“新学”为主。刘伯承初次接触到国文、算术、地理等新课程，课外又读到《新蜀报》、《渝报》等鼓吹君主立宪、维新变法的报纸。这些全新的学问和富于改良主义的思想，使他感到新奇，受到鼓舞。他希望通过学好这些新的“经世之学”，掌握一点真正实用的本领，为今后进一步深造和报效国家服务社会创造条件。  1905年，开县办起县立高等小学堂。刘伯承在家庭的支持下，前往县城求学。这所学堂一时荟萃了本县内外的人才，一些在日本留过学或饱有才学的“新学”派人士傅让三、朱璜、刘华英等，应聘到学堂任教，新学科目比汉西书院增加了很多；具有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教师还秘密传递进步书刊。刘伯承在课堂上勤奋地吸收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课外与同学争相阅读由东京传来的《鹃声》、成都传来的《四川》等杂志，以及邹容著的《革命军》和陈天华著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籍，还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西方进化论著作。他的视野开阔了，看到了世界的新潮流，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和变革趋势。这时候，开县爆发了继承义和团余绪的红灯教起义，不堪官府、土豪劣绅和一些外国传教士欺压的贫苦百姓聚众反抗，以“反清灭洋”为口号，打局所，毁教堂，诛恶霸，杀洋人，造成了令人振奋的大好局面。刘伯承与同学们议论起县城里发生的事变，有出身富家的同学指责义军是大逆不道，罪无可宥，刘伯承却称赞他们是替天行道，功不可没。惊恐万状的清朝地方政府连忙调集重兵血腥镇压起义军，成批成批的义军将士陈尸街头。这无比惨烈的一幕，极大地震撼了少年刘伯承的心灵，使他真切地感到统治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生死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1907年秋，刘伯承因学习成绩优异，特许提前毕业投考夔府中学堂。他各科试卷对答准确，书写清晰漂亮，尤其是作文立意高远，行文流畅，评卷老师一致认为此人人才难得，建议校长优先录取。不料，一向视倾向新思想的学生为异类的开县知县，竞借机横加干涉，指责刘伯承“出身卑贱，思想偏颇，言行不轨，恐有新党之嫌，不宜录取”，硬是把刘伯承的名字从录取名单上划掉了。

想不到父亲当年的遭遇又落到了自己头上，刘伯承的内心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他难过地对同窗好友说：“看来，我只有走弃文习武这条路了！我一定要拿起刀枪来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道！”

毕竟时代不同了。知县蛮横无理的做法受到了知识界和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县高等小学堂校长刘念祖和教员傅让三、刘华英，还有身为两江总督李宗羲女婿的胡穆昭等，纷纷前往县衙找知县评理，学生们也到茶馆、书场去当众揭露事情的真相。知县见众怒难犯，不得不收回成命，让中学堂补取了刘伯承。

好不容易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刘伯承自然十分珍惜，但他并不满足于考试取得的一次次好成绩，而是专注于汲取课本内外的各科新知识、新思想，他渴望着求得真才实学日后好有所作为。可残酷的现实再一次无情地摧毁了他的梦想。早在他就读中学堂的当年年初，他那怀才不得志的父亲终因心力交瘁，含恨离开了人世。他上中学堂的费用是靠刘华英慷慨资助的。他不忍心让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劳作田间来苦苦支撑日益衰败的门户。这时他的两个姐姐已出嫁，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是少不更事或嗷嗷待哺的孩童。他也不忍心老是接受非亲非故的刘老师的赐予，于是断然决定辍学，返回家乡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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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传》是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由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持编纂的大型历史丛书。从1979年至2015年，在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会的主持下，陆续编辑出版89卷包括1000余位党史人物的传记，总计2500余万字。该套丛书由陈云同志题写书名，收录的人物传记均为史学传记，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史实准确、详略得当、评介公允、文字简明。

承担此项工作的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是1979年成立的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致力于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和传记的编纂与出版工作。现主管单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会员由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学者组成。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持续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最大贡献。诸多中共党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党为人民而奋斗的光辉历程的缩影。这些前辈人物的卓越功勋，是党的丰功伟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奋斗、磨难和考验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是党的历史中曾经感动并会继续感动我们民族的最生动、最精彩的部分；他们的思想和情操，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党史人物传记作品，与其他党史作品一样，在对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至89卷自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成为了解和研究各位传主生平和党的历史的重要参考。近年来，仍有许多读者不断来信要求购买；但由于该书是陆续出版的，且发行多年，早已脱销。为满足读者需要，我们决定再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至89卷。再版时，我们对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的传记做了全面修订。同时请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学者，审看了比较重要的100位党史人物传记。由于《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时间跨度很大，陆续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收入此套丛书的部分完成较早的传记已无法联系到原作者。本次再版时，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对稿件进行了细致的审定和编辑加工：吸收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原版体例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尽可能做了规范化处理；校正了原版传记中的一些错漏之处；特别是在人名、地名、名词术语的核实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对一些难以核查的问题仍维持原貌，留待以后考证。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编校质量方面，都较此前有所充实和提高。尽管如此，仍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利将来的进一步修订，也有利于在今后的人物传记的续编工作中改进。

我们希望，本套大型传记丛书的再版对于推动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党史知识、弘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今年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献上一份厚礼！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2017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