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艰难的跋涉

仅仅是两个山村的对歌吗

一

十八洞村，是位于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的一个山村苗寨。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2014年12月、2015年12月、2016年11月，我曾先后三次来到武陵山区。武陵山区大山神奇秀美、巍峨耸立、艰险陡峭，这里居住着土家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充满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探访整个山区，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十八洞村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

湖南湘西全国著名，除了沈从文和黄永玉这样的大师，还有湘西土匪、湘西赶尸、放蛊等传说故事也让人们对湘西充满好奇。在未到湘西时，纯地理意义的湘西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五种定格：第一，湘西是个山窝子；第二，湘西曾经是个土匪窝；第三，边缘求生存让湘西人锤炼出坚忍不拔与血性剽悍的气质；第四，湘西一直流传着赶尸、放蛊、辰州符等神秘文化，是块令人向往之地；第五，贫困成了湘西的“标签”。然而，在几次的湘西之行后，这五种印象都留下了感性意义的认识，特别是对湘西的贫困。这里仅以狭义的湘西州为例。湘西全州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0%。武陵山脉自西向东坐落在湘西州境内，系云贵高原云雾山的东延部分，西骑云贵高原，北邻鄂西山地，东南以雪峰山为屏。因为受地质构造影响，碳酸盐岩在这里广泛分布，喀斯特地貌发育，石漠化问题十分突出。正因为如此，这里山高沟深、险峻陡峭，这也就是人们说“湘西是个山窝子”的缘由吧。

行走在湘西，土匪的故事，赶尸、放蛊、辰州符等神秘文化都成了传说，我看到和感受到的，除了沈从文所说的湘西“美得让人心痛”，还有就是湘西的贫困。湘西人如何脱贫致富？我不得不提一个人——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石启贵。

那个傍晚，在乾州一处古典精致的木楼前，石启贵老先生迈着沉重的步伐从历史的深处向我走来！

这位令人敬重的改革先驱，是湘西吉首乾州仙子营人，1924年从湖南群治法政大学毕业，回到故乡。仙子营处在仙子山的半腰上，巉崖壁立，进寨的路是一条挂在山腰的烂草一般的索悬，这里是一个岩多田少、地瘦民穷、庄稼不旺茅草旺的地方。苗语称这个苗寨为“乖者”，意思是石姓人家的寨子，汉语叫仙子营。有谚语称：“一根茅签一捆藤，有女莫嫁仙子营。”前一句是说仙子营的苗民以卖茅草藤柴为生，后一句是说仙子营穷得已不适合女孩嫁进来。读了几年“洋书”的石启贵回来后忧心忡忡，家乡的落后让他失落。面对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他想到的不是要离开，而是满腔热血要改革。他要改变仙子营，改变其贫困面貌，让它变得跟山外一样富裕起来，让父老乡亲能够挺起胸膛做人。这激起了他心中的斗志，他不相信湘西的土地上只能生长贫穷。

依凭当时的基础条件，这无疑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石启贵没有气馁，在他心中早已有了谋略。几年的省城生活，塑造出了一个崭新的自己，现在他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家乡。那时，西风东渐已有些年月，长沙又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石启贵懂得，民族的贫弱是愚陋、蒙昧造成的，家乡落后的根源在于科技的落后。“科技兴国，实业救国”是那个时代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石启贵深以为然。他决定从工农业两方面同时入手，改变家乡积弱积贫的现状。当时的中国，工商资本已逐渐渗入。南京、武汉、长沙、上海、广州等地，已出现了不少工业革命后才有的新机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石启贵决定再次离开家乡，去外面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想搞清机器的成本、投入、产出，以及具体的运转和经营方面的知识。他还要去平原地带，跟江浙一带的农民学习增产增收的新经验，使自己的家乡尽快彻底摆脱传统落后的手工生产和耕种方法。

出门可以，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家里这几年供他读书已是四壁空空，哪还有多余的闲钱供自己出门游学呢？有一天晚上，趁妻子纺纱之际，石启贵先是顾左右而言他：“金艳，你纺纱的速度很快呢，纺车转得像风一样，我都看不清了。”妻子不知道丈夫在故意夸她，谦虚地说：“不快不行，要赶着纺完好湔洗织布，冬天来了才能给你和孩子们添做新衣啊。”石启贵听了感动地说：“金艳啊，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太辛苦了。”妻子说：“辛苦什么，都是一家人，你还客气起来啦。”石启贵说：“我是说真的。我们苗族妇女非常辛苦，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熬夜纺纱，鸡叫三遍才睡，一个晚上一刻不停地纺，最多能纺两锭纱吧。”妻子半开玩笑说：“世界上真有神仙就好了，点一下就纺出一锭棉纱，点两下就纺出两锭棉纱。”石启贵立刻说：“我知道汉口新出了一种纺纱机，虽然不能点一下纺出来一锭棉纱，但还是比手工推纺车快多了，一台机子一天可以纺几十锭纱。像我们家里这些棉花一天时间就可以纺完，既节省时间，人也轻松很多。”他眉飞色舞地继续说：“不光是纺纱机，还有织袜机、卷烟机、照相机，很多先进的劳动工具湘西都没有。”妻子打断他的话说：“启

贵，你说的这些新鲜东西我也听我那个在北京读书的哥哥讲过，你也是进过大城市读书的，有文化，你有什么想法大胆去做，我都支持！”听了妻子的话，石启贵放心了，他把自己要引进先进技术，开发苗山经济的想法和规划很认真地向妻子和盘托出。妻子说：“启贵，你的这些想法、做法都好，我支持你。我知道做这个需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那么多，你要我怎么支持你就直说吧，我们一起想办法。”石启贵带着歉意轻声地说：“我们家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了，唯有你陪嫁的60挑稻田……”他的声音虽然小，但妻子已经听出其中的用意，她思忖了一下说：“启贵，你是读书人，见过外面的世界，当掉水田换新机器，应该是好事情。你当田若是用去打牌赌博，我绝对不支持你。但你是为了我们家和乡邻过上好日子，我没有意见。”

那天晚上，兴奋的石启贵就如何改进苗乡落后的生产模式，发展苗乡果木经济，引进先进的民族手工业等等想法一股脑儿倾诉给妻子听，不管妻子听懂与否，他像找到知音似的跟她谈了一夜，直到鸡叫三遍才躺下休息。第二天，石启贵就张罗着找来了中间人，把妻子陪嫁的水田卖掉了。

1925年3月，山间春寒料峭，但已有星星点点的嫩绿在山野萌动。石启贵怀揣着当掉田产换来的资金，告别亲人，离开偏僻的苗山，启程到汉口、武昌等地考察棉纺织业，然后又转乘汉口到上海的火车，到上海针织厂学习用机械编织袜子和衣衫，又到柯达摄影公司学照相，随后他去往苏州参观刺绣手工业，到苏州浒墅关女蚕校参观学习，接着又到杭州养蚕学校蚕场见习蚕丝生产。每到一处，他都一丝不苟地用心学习，用心记录。他清楚地知道，家里为自己这次外出学习当田卖地，就像赌博一样押下了最后一注！

半年后，石启贵带着湘西山里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新机器回到了苗山。1925年9）月，他倡导并组织成立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他倡议，充分地利用好山区资源，把坡地改造成梯田梯地，一来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二来可以开辟更多田土种植粮食，不能改的地方，还可以开成果园，种植桐、茶、柑橘、柚子、梨子、桃、李、枇杷等果木，发展农家经济，这样，山里人日子将会好过得多。

经过石启贵夫妇的共同努力，加上“湘西苗民文化经济改进委员会”会员的热心打理，几年下来，仙子营焕发出一派生机。山间果木成林，柑橘、柚子果实累累。荒坡上栽植的桐树、油茶树，岩壳边地栽植的桃、李、枇杷、板栗等各种果木都开花挂果，获得了好收成。果子成熟时，石启贵让大家带信给远近乡亲，大家有需要的都来采摘，而他贤惠善良的妻子还特地煮饭烧菜挑到山上招待大家，亲友们所采摘的果实，不用交给石启贵，他们尽可自己肩挑背驮，运回去自己享用，有的亲友舍不得吃，就拿到圩场卖钱贴补生活。

石启贵所向往的世外桃源般的苗寨，在水深火热的民国时期、在山高路陡环境恶劣的湘西大山里脱颖而出，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不仅付诸行动，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石启贵还专注于苗族研究工作。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他于1940年完成了《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因石启贵本人是苗族，生活在苗族聚居区，所以深知苗族人民的情况和处境，他认为弘扬苗族优秀文化是很有必要的，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发展苗区经济，摆脱贫困，争取政治平等。《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记录了老一辈反贫困斗士的人文情怀，真实反映了当时苗族贫苦大众的心声。即便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石老身上闪烁的思想光芒。

P15-21

心声·心愿

一

岳麓山下，湘江河畔，当我在陋室中整理思绪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此时的我，心中只有两个关键词——心声与心愿。

采写老百姓的心声，反映中国农村扶贫，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精准扶贫现状，为我国的扶贫事业留下一份带着温度的扶贫报告，是我创作的初衷。

这两年多来，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背着简单的换洗衣服、笔记本电脑和相机，或乘飞机或乘高铁或乘火车或乘大巴或乘三轮车，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广西、福建、重庆、四川、湖北、江西、安徽、西藏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多个县（区、县级市）的202多个村庄，实地采访了脱贫的老乡和当地扶贫工作者，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

在这个过程中，有无尽的感动与感叹，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贫困山区确实难，难于生活，难于扶贫，难于脱贫。但再难，都挺了过来，都攻坚克难了，都已经成为过去时了，或者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时。就包括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曾经对生活无望的群众，也因为搭上了精准扶贫这趟列车，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家中生活境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看着浩浩荡荡的脱贫队伍，我看到了喜悦与温暖，更看到了一种豪迈与自信。

在重庆黔江区濯水镇采访时，我遇到了72岁的老人徐明德，他经历过灾难与贫困，曾当过村长，喜爱看书，并依然关注着时政。他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山区的今非昔比，采访结束告别濯水时，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动情地说：“我们濯水人之所以能够脱贫，能够把经济发展起来，一是靠‘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实干精神。濯水都是山，没什么地，加之遭受洪水灾害，我们家家户户只能靠做小生意营生。一年365天，天天赶场。出去赶场很辛苦，天不亮就出发，晚上回来天都黑了，再大的雨再大的雪，也从不间断。开始是肩挑背扛，后来用手扶拖拉机。周围站人，中间放货，人站在两边手拉手。二是靠国家好的扶贫政策。我们再吃苦，如果没有国家好的政策，一样脱不了贫，致不了富。党和政府一心为百姓好，像当年毛主席一样，共产党坚持走人民路线，始终不会错。我们最感激的还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点着头。随后，徐明德老人一脸愁云地对我说：“虽然我们感激党和政府，但不知道怎么表达，不知道如何让他们知道。你是作家，会写，能不能把我的这个想法写到书里，让领导们看到，知道我们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我继续点着头。我不知道如何说。我知道，这部作品不一定所有领导都能看到，但至少可以向更多的人传递这一份质朴的心声。

我深深记得吉首市扶贫办茶叶办彭明安主任把我送到吉首长途汽车站时，向我嘱托说：“‘脱贫攻坚’是个很大很大的题材，要写好不容易，我真佩服你有勇气来写这个大题材。但我相信你能写好。你一定要多把笔墨放在基层的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身上，多写他们的故事，多反映他们的心声。现在扶贫不是任务式的、表格式的了，扶贫人都带着感情来思考谋划，带着温度来深人推进。扶贫，说到底，扶的是感情。你要是把群众的心声表达出来，这是个功德无量的大好事。”长途汽车徐徐启动，彭明安主任还一边向我挥着手，一边大声对我说：“书出来后一定要记得送本给我哦！”我重重地点着头。 我深知，30多年来党中央对贫困群众的关怀和温暖的传递，让贫困群众真真正正地成为受惠者；30多年来脱贫之路的酸甜苦辣，贫困群众都是亲历者和感受者；30多年来的脱贫之战，特别是现在最难啃的“精准脱贫”战的阶段性战绩，贫困群众才是真正的评判人……，群众，只有群众最有发言权。我想，只要真实地把他们的心声呈现出来，这部作品就会充满感动和力量。于是我决定把这部作品的话语权交给贫困群众，把尽量多的笔墨留给贫困群众。虽然他们生活在最基层，他们是草根，但他们纯真、朴实，他们有一种摧不垮的高大与伟岸。

二

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当我面对着一份份沉甸甸的资料，真正下笔开始创作时，我感受到了另一种艰难。 脱贫攻坚主战场场面之大，涉及面之广，史无前例，令人震撼。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一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等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涉及全国各地的680个县，几乎遍布神州大地。并且中国脱贫攻坚战场还只是世界脱贫攻坚战场的主阵地之一。到2015年全世界仍有8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脱贫攻坚仍是地球人最为惊心动魄的激战、恶战、苦战。参与范围之广，同样令人惊叹。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统领下，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采用多种手段，一系列脱贫创新实践正在各地蓬勃开展，众人拾柴汇聚起澎湃的“巨能量”。参与人数之多，历史贡献之大，史无前例。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标准）减少到2016年的4335万，中国新时期的反贫困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凝聚着数以亿计的扶贫干部和脱贫群众的血汗。目前，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选派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脱贫攻坚的场景、队伍和历史，令人振奋。一路征程，一路凯歌，扶贫干部和脱贫群众历尽艰辛、艰苦卓绝，收获喜悦，收获欢笑，但也饱尝了无尽的辛酸。

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而沉重的命题，我该写什么？怎么写？我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但我不想进行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不想写大话、空话与套话，这样会使整部作品变得苍白无力。思来想去，我决定站在平民的视角，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将本书聚焦在人性、精神和情怀上，既重点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攻坚场景，也注意历史的延伸，既叙写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也呈现中国扶贫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歌颂脱贫攻坚道路上人性的光辉，也心怀忧虑，注重反思。于是便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其一，我想通过贫困乡村这个小窗口反映党和国家的扶贫战略。新时期以来，扶贫战略一直是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做出战略性创新部署，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因为“扶贫”一直是党和国家非常关注的大事之一，写作这类作品，很容易站在官方视角，写成“高大上”的作品，难接地气；既不是官样文章，也不是文学作品，两不像，不伦不类。那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作品。我希望质感、鲜活且有个性地体现国家的扶贫战略，这样做就必须以平民的视角，用接地气的故事和叙述，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尽量让作品有感染力。正如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老师所说：“尤其一些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基本都是官方视角， ‘主流’叙事；作者总是有模有样、捏腔拿调、卷着舌头说话……”写到这儿，我必须说明的是，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主战场在农村，硬骨头也在农村，但我必须清楚认识到，贫困已不再是农村的专有名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失业和下岗等突发性事件大量增加，加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趋显现，贫困人数不断上升。截至2015年3月底，全国共有城市低保对象1013.6万户、1842.9万人。城市贫困已经不容忽视，也需要我们关注。

其二，我想通过“精神”二字理顺全文脉络。采访之前我谋篇布局时，对于到底用一条什么样的线索贯穿全文，心里还飘忽不定，一直没底，也无法定夺。根本原因，还是认识和理解不深人，也不深刻，没有抓住脱贫攻坚工作的精神，或者说灵魂。精神二字的含义，很宽，也很广。最先要说的是贫困山区群众那种自强不息、坚毅与顽强的意志与精神。事实上，贫困并不是我们这个时期特有的产物，贫困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同贫困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麻怀村，在十八湾村，在陇雅村，在汉尧屯……我已经深刻感受到了贫困群众精神的力量。这应该也是各级政府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发掘群众内生动力”的原因所在吧。当然，各级扶贫干部，各行业各领域的扶贫力量的无私奉献精神，更是需要弘扬和宣传。他们无私无畏，为了脱贫事业抛洒着汗水和青春，甚至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把精神提炼出来了，或者说找到了灵魂，我也就从千头万绪的采访资料中走出来了。 其三，我想围绕“艰难”二字展开叙事。贫困是人类的顽疾，要完全摆脱贫困谈何容易。中国过去30多年的脱贫之路，有巨大的收获，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且各地现实的差异，反贫困仍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反贫困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有些是最新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财富积累水平低，再加上中国国土辽阔、地形复杂等因素的作用，存在着许多长期制约人民走向富裕的因素，如基础设施建设条件较差，贫困地区教育相对落后，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素质性贫困根深蒂固，等等。进人新世纪以来，经过努力，虽然中国大部分地方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第一，素质性贫困有了新的特点。由于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甚至成为城市新居民，贫困地区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生产经营能力较低，自我发展能力更加脆弱；因病因教返贫的现象凸显。第二，扶贫缺乏长效机制。国家和社会的关注使得扶贫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与贫困地区其他建设项目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合力，因此资金和技术等资源得不到有效整合，不利于社会帮扶体系的建立健全，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效率。第三，由于工作不到位或者方法需要改进乃至腐败等问题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对扶贫对象的数量数不清、对贫困对象瞄不准。很多非贫困人口被扶贫、被滥保，而真正贫困的人却未得到帮扶；很多扶贫地区的主要特点是区域瞄准，并没有识别到户；不少地方并没有实实在在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的目标。扶持对象不准确就会导致一系列相应工作得不到很好的落实，项目不能准确安排，资金也得不到准确使用，同时使贫困地区内部收人的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因此，精准扶贫应运而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经基本脱贫了，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以前出台一项政策、采取一项措施就可以解决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脱贫，现在减贫政策效应递减，需要以更大的投入实现脱贫目标。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我想，只有写出脱贫攻坚的“难点”“痛点”，才能触及心灵的深处，作品才会有温度和生命力。这样的作品可能会有些沉重，但我认为，脱贫攻坚的巨大贡献需要赞扬与歌颂，但必须是理性的赞扬与歌颂。

其四，我想让这部作品可以留下思索的空间。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道路，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在看到成就的同时，我告诫自己要尽量用发展和审视的眼光看问题，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思想。如果不这样，各地脱贫攻坚工作就会显得千篇一律，也就没有了独特的故事、个性化的人物，只会有故事的雷同，内容的复制，那样留下的不是思索的空间，而是无声的叹息。故事就在那里，只有挖掘程度的深与浅之分，但思索是自己的，是独有的。作品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就在于思索。

其五，我想告诉读者，脱贫之路的艰巨性是长期的。即使到2020年，我国农村人口全部脱贫，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了，贫困问题也不会彻底消失，攻难克坚的脱贫精神依然不能丢。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要求，其中扶贫的目标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请注意，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现行标准下”，一个是“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两个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做出过解释。何为现行标准？国务院扶贫办说，1986年中国第一次制定的国家扶贫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06元（人民币，下同），到2000年是625元，2001年提高到865元，到2010年是1274元，2011年提高到2300元，2015年这个标准为2855元。根据规定，各省还可以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扶贫标准。目前有12个省市制定了高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一般在4000元左右，高的到了6000元以上。中国目前最低扶贫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2855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1.9美元的国际极端贫困标准。对于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则如此解答：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目前中国的减贫仍是在消除绝对贫困，到2020年我们的目标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口。但2020年以后不是说中国就没有贫困人口了，那时候的贫困人口和现在的贫困人口又不是完全一样的贫困，是相对贫困的人口，到时我们的工作重点就应当转移到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上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会长期存在，即使是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也不能说自己没有贫困人口。

心愿归心愿，但在创作过程中，我真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面对浩瀚的历史，广袤的大地，特别是无私奉献的扶贫队伍，勤劳、顽强的贫困群众，矮小的我必须仰视，也只有仰视，且泪湿衣襟。面对这一切，我的笔端是如此的无力而幼稚。这时我才真正体味到，共和国脱贫历史进程中涌现出的诸多优秀扶贫作品其创作之艰难、价值之珍贵。我曾经苦闷过，也曾经纠结与犹豫过，甚至曾经萌生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诸多良师益友的鼓励与支持。黄承伟先生对我的采访与写作一直给予无私的帮助、真诚的鼓励，他给我发微信说：“采访都在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尽量避开暴雨季节，当心洪水和泥石流。”“除了要注意人身安全，还要注意采访资料的保存。”“这个作品既要体现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现实成就，也要注意历史的延伸，呈现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总之，写作中有任何问题，你可随时联系我。”本书责任编辑周熠女士总是在我孤独的采访路上和纠结的创作过程中送来慰藉，她说：“你跑了这么多贫困地区，很苦也很累，但都会在作品中留下印迹的。”“可以带本文学书籍，让它帮你消解路途的孤独与无奈。”“矛盾、纠结与痛苦，好的文学作品就是这样炼成的，要相信文学的力量。”“加油！加油哦！”《中国作家》资深编辑汪雪涛先生鼓励我说：“报告文学是行走的文学，你把采访的故事，以及行走中酸甜苦辣都在作品中进行叙述，这就是报告文学的意义所在。你是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你要把此当成你的创作自信与动力。”……最终，我鼓足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我也在内心不断安慰自己、告诫自己，虽然我很矮小，也无才华，更没有宽广的思维，但我的行走是真实而忠诚的。这点，我十分肯定。于是在创作过程中，我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真实、真诚，还有心灵的表达，以及些许反思，足矣！

于我而言，这次创作是一次考验，也是我的一次新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多出名，但做一个忠实的默默无闻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报告者，这一点，在我心中从未动摇过。

序章 大国情怀

第一章 艰难的跋涉

 仅仅是两个山村的对歌吗

 蓝色的祈祷，绿色的希望

 乌蒙山的石头开花了

 巴山魂

第二章 真是上帝的弃地吗

 大山深处桃花源

 从大关到麻怀

 汉尧屯，那温暖的山泉

 山岩上的歌者

第三章 期盼的目光

 期盼的目光

 生死订单

 路有荆棘

 电商扶贫的喜与忧

第四章 攒劲的小伙子

 攒劲的小伙子

 播种技能的种子

 南部：可推广模式

第五章 远去的云朵

 远去的云朵

 走出去的收获

 桂花园里幸福的笑

 一场疾病与一种奋斗

第六章 天与海之间

 天与海之间

 晴隆的忧伤

 孤童守护者

 忘我的激情

 第一书记素描

第七章 希望中的忧思

 一杯牛奶的遐想

 一首民歌的忧思

尾声 没有国界的事业

附录 作者寻访的202个村庄名单

后记 心声·心愿

序章 大国情怀

贫穷，文明社会的顽疾。

据卫星数据制作而成的世界夜晚灯光亮度比较图得出，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夜晚灯光越是明亮，越是贫困地区，则越黯淡。俯视一下我们美丽祖国的夜空，东部沿海地区灯火通明，而西部则黯然失色，贫困的阴影依然笼罩着这片内陆地区。

是的，贫困就像是挥之不去的浓雾缠绕着人类的身心。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贫困就一直伴随着人们。人类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贫困现象总体上有所减轻，但是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贫富不均的现象仍较严重。

中华民族切实感受到：贫困是一切苦难中必须首先根除的苦难。“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管子就道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丰衣足食的渴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在抗击贫困。然而，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疾病、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从未远离贫困，且一直代际传递下来。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更令人心酸！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伟大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频仍，兵灾战祸连绵，社会动荡不已，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深受压迫，经济上深受剥削，生活风雨飘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基本胜利。然而，经历14年抗日战争和多年国内战争，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消除贫困，带领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便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预言，中国永远摆脱不了由庞大人口所带来的“不堪负担的压力”。他还说：“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面对民国后期混乱不堪的全国经济形势，上海一个资本家甚至用讥讽的口吻说：“共产党军事上可以打一百分，政治上可以打八十分，经济上只能是零分。不依靠资本家，它无法将复杂的社会经济管理得像个样子。”当时，4亿多同胞有2亿多人处于饥饿状态，中国政府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百废待举。几亿人吃饱穿暖的问题首当其冲地摆在了年轻的共和国面前。

预言也好，讥讽也罢，他们都点中了穴位，击中了要害！但年轻的共和国没有丝毫胆怯，他如受尽欺凌、受尽屈辱而一朝摆脱枷锁、获得尊严的壮汉，浑身焕发出使不完的力量。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共和国的领袖，早在1919年，就意气风发地在《湘江评论》的创刊词上大声疾呼：“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是的，几乎从一开始投身革命，他就意识到，解决所有问题必须从“吃饭”开始，也就是从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粮食问题开始。他对贫困有着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对穷人有着天生的同情和悲悯。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记述，毛泽东是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当他提到那些已故的战友和孤苦无依的穷人时，他的眼睛里常常是润湿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建家园，扩大生产，发展经济，全国上下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让世界震惊的是，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让几十年战乱带来的社会混乱、生活动荡、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局势一去不返，而且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等一系列有力措施，一举扭转了民国后期连续多年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

当然，新中国所走过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极左思潮的长期干扰和破坏，新中国的巨轮在航行过程中，遇到一个又一个险滩，一次又一次风暴，炎黄子孙也为此付出了惨重而沉痛的代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种以吃苦为快乐、以贫穷为光荣的心理，弥漫到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竟使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处于物资极端匮乏的贫困之中，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埋怨贫困，当然更不用说消除贫困了。究其原因，除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对贫困习以为常，全国农村的普遍贫困反而使人们看不出贫困的缘由之外，还由于我国多年处于对外封闭状态和低水平的吃“大锅饭”阶段。

历史推进到1978年以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今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历经磨难后的中国，终于举步踏上了经济振兴之路。改革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燃烧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渴望致富的欲望，更让国人切身感受到贫困的尴尬。这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个赫然存在的事实：到1978年，我国年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人口竟然多达2.5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竟然高达30.7％。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里，我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到3元钱，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钱。

面对令人惭愧的数据，中国人没有退缩，开始与贫困进行顽强的斗争。1978年到1985年，中国反贫困的主要手段是：第一，通过在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和提高农村生产力，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第二，通过救助式扶贫等反贫困措施，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这两项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此阶段，中国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缩减至1.25亿。

1.25亿！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消除贫困仍无疑是一场无法回避的跨世纪之战！

1984年9月2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式出台。《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和切实可行的措施，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通知》指出：国家给予贫困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不能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平均使用，而要突出重点，尽快帮助连片贫困地区改变生产条件，提高生产能力，发展商品生产，赶上全国经济发展步伐。《通知》甚至还针对贫困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延长垦荒耕地承包时间，在一定年限内减免农业税等；提出凡国营企业单位无力经营或经营得不好的山场、水面、矿藏，可以由农民承包经营；一切农、林、牧、副、土特产品（包括粮食、木材、竹），都不再实行统购、派购的方式，改为自由购销。

……

民生为上，不忘根本。

进山区、走边疆、访老区、人海岛——通过一张蜿蜒曲折的扶贫路线图，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承诺与担当，领袖的大国情怀也跃然纸上。

我在国务院扶贫办采访时看到了一组组令人赞叹的数据：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扶贫系统组织了80万人进村入户，共识别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录人信息，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把真正需要扶贫的人扶起来；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国扶贫系统又动员了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2017年上半年，国务院扶贫办组织各地对2016年脱贫真实性开展自查自纠，245万标注脱贫人口重新回退为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使我国贫困数据第一次实现了到村到户到人；2013年至2017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专项资金2787亿元，年均增长22.7％；中央要求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制度，期间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东部267个经济较强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406个贫困县，中央层面共有310个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实施“百县万村”行动、“万企帮万村”等社会扶贫；还有数以万计的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志愿者，都参与到了脱贫攻坚之中……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6年底的4335万人，累计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391万人；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2％下降至2016年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425个百分点；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52元，名义水平是2012年的1.6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水平是2012年的1.5倍；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331元，与2012年相比，年均增长11.7％，且连续四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6％……  两年多来，我一直行走在远离繁华的深度贫困区，除了看到了这一组组喜人数据带给群众的喜悦与笑容，以及背后的复杂与艰辛、矛盾与纠结、泪水与汗水，我更深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勤劳勇敢与善良质朴，中华民族实现小康的历史大潮与老百姓的炽热情愫。

《乡村国是》作者纪红建独自一人深入中国脱贫攻坚重点乡村，逐一采访了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等重点地区，涉及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区、县级市）的202个村庄，花费两年多时间走访贫困户，实地采访扶贫工作者，收集第一手资料，带回了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作者切身感受到贫困地区环境和人文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中国脱贫之路的无比艰辛。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作者购买了大量与扶贫脱贫相关的理论专著，做了认真的阅读与思考，并得到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获取了中国扶贫脱贫的权威数据。在此基础上，作者花 8个月时间，创作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

《乡村国是》是一部反映全国脱贫攻坚进行时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一部文艺扶贫力作。

作者走访了202个村庄，用手中的笔记录了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以及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精准扶贫重点地区贫困乡村脱贫攻坚的现实场景。书中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展现中国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呈现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作品凝聚百姓心声，弘扬中国力量，是一部抒写“中国梦”，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的宏大叙事之作。

在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作者纪红建深入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罗霄山区、昆仑山区、闽东山区等精准扶贫攻坚战主战场，感受和记录感动人心的扶贫场景，回溯与思考脱贫攻坚道路的艰难曲折，创作了这部以历史的、纵深的、全景式的镜头来展现共和国脱贫奔小康的长篇报告文学。

《乡村国是》将大叙事与小故事相结合、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相结合、国家情怀与个人情感相结合、现实笔法与理性思辨相结合，以期能为共和国三十多年的脱贫攻坚之路留下一部有血有肉的形象史，并彰显在全球减贫事业中的中国力量、中国的责任意识和人类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