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在历史上的来龙去脉、经验教训和最终归宿。

有趣、有料、有观点！

由郭建龙所著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不同于一般财经类作家的写法，作者结合自身财经记者的专业背景，利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梳理中国传统文献，在史料的阅读上更下功夫。本书是一部特殊的历史读物，书中的主角不是王侯将相，而是财政。将财政知识寓于历史叙述之中，通俗易懂而富有趣味性。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郭建龙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一场影响中国两千年财政制度的战役

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战争：名将之福，财政之灾

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解决财政危机，求助盐铁官营

干预经济，必用酷吏

消失的小政府

统一的代价？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三国：财政为王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南朝：漫长的终曲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

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当皇帝出逃时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沦为守财奴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六世纪的“大跃进”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第八章 唐代：最简单的财政，最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岳阳楼上叹革新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官买官卖遍天下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纸币猛于虎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最隐蔽的敛财术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南宋的金融崩溃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第三部 最完美的集权机器（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

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第十三章 明代：最严密的集权皇朝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亏本的对外贸易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加税直到灭亡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探花不值一文钱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赔款与借债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后记

附录

参考史料及著作

汉代著名的几个聚敛之臣是：主管制盐的大农丞东郭成阳、主管冶铁的大农丞孔仅，以及掌管帝国财政的侍中桑弘羊(商人子弟出身)。其中，桑弘羊主持政策的时间最长，知名度也远高于前两位，被认为是古今第一能臣。

这些能臣又做了些什么来帮助皇帝获得军费呢？

他们和现代非洲的军事独裁者们所做的一样：通过建立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进而垄断最能影响国计民生的工业部门来获得收入。

汉代，人们把自然资源的营利统称为山海收入。

在封建制时代的周代，天下所有的土地都被看成是天子的。但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制和井田制逐渐解体，所有开垦的土地渐渐归私人所有。除了耕地之外，国土资源中还包括山泽和海岸等非农地资源。在周代，非农地资源也曾经是天子的财产。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农地归了个人，可是山海资源理论上的所有权㈢仍然在统治者手中。

但实际上，山海资源也已经被私人利用了。为了矿石、木材、野兽、鱼类和海盐等资源，人们纷纷到山中、海边去谋生。统治者默许了人民去开发自然资源，但也在山海地带设立了关卡，让私人按照比例缴纳税收，这笔税被称为山泽税。

汉代的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两部分。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主要收入来源是全国的土地税，用于国家治理方面的花费。如军费、官员俸禄等。而皇室财政主要由少府掌握，主要来源就是山泽税，用于皇家的生活开支。由于山海在理论上是皇家的，所以山泽税收入归皇室所有。

通过税收制度的安排，山海资源事实上已经归私人使用，而皇室通过税收也可以获得收入，这就出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局面。但是，这种趋势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逆转，山海资源并没有完成私有化的最后阶段，反而又被国有化了。

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消耗太大，皇帝首先作出了牺牲，主动将山泽税中的盐铁税收从少府划归给大司农管理，也就是皇帝把体己钱拿出来补贴国家财政。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政府财政进步枯竭，皇帝发现还需要对盐铁制度作一系列的“改革”。

由于盐铁是当时最主要的两个工业部门(支柱产业)，民间参与盐铁业的人，有的已经成了巨富。司马迁曾经给大商人立传，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至少一半的大商人都是盐铁业出身。

当国家财政接近崩溃的边缘，民间却还有巨富存在时，这些巨富自然成为国家的目标。汉武帝先是提高商业税，希望富人们出钱帮助政府渡过难关。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商业税已经无法满足皇帝的胃口。要实现财富从私人向政府的转移，必须有一个全盘性的安排。

这时，东郭咸阳和孔仅扮演了财政专家的角色。他们都是盐铁商人出身，成了官吏后，更加知道商业的法门在哪里，如何替皇帝赚快钱。经过研究，他们提议将盐铁工业，也就是汉代最先进的两个工业部门，立即全部收归国有，不准私人经营。

为了这次国有化，他们铺垫了一系列的理论。他们并不承认这么做是为皇帝打仗筹集资金，而是以民生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们认为，盐铁工业在以前是私营的，许多大商人因此而暴富，这些富人有了钱，也就更有能力奴役普通民众了。为了公平起见，必须将盐铁收归国有，再由政府来保护普通人民的利益。

理论工作完成后，这项政策立即付诸实施。后世之所以关注这项改革，除了盐铁收归国有这个事实之外，更是因为汉武帝为此建立了一整套国有机构，而这套机构是日后历朝历代的重要蓝本。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最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最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最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最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最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最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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