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来电说，祖父歇下了。
关中一带把老人去世叫歇下了，歇下了，就是不再操心算计着生活，云游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就在祖父去世的前几天夜晚，家里几个人都梦见祖父去世，大家都穿白戴孝。这是不是一个人生活的祖父，魂灵已经提前离开了人世，并托梦给儿孙，让我们都早早地回故乡呢？在我小时候，有时晚上有一种灰鸟，常落在人家院子的电线杆上，叫声凄凄惨惨戚戚。这是一种什么鸟，它到底长的什么模样，是怎样发出那种听上去让人心里发怵的声音，我至今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农村人嫌它叫得晦气。有次家人都躺下睡了，有灰鸟在不远处叫起，母亲就喊父亲，让出去驱赶了去。母亲不给我们孩子说原因，让我们好好地睡觉，她却半夜没有睡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传说中的不祥之鸟，它的叫声，是把人的魂灵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号角。
祖父81岁寿终。作为家族中最后一位老人，他的去世，结束了祖辈上的一代人的生活。老人的葬礼在故乡是最传统最隆重最具特色的祭奠。我作为长孙，肩上有孙子辈应尽的最大义务。有人说，一辈近，两辈远，三辈已经叫不见。我一直对这句话抱有怀疑。父亲是祖父的儿子，我又继承了父亲的血脉。坐了动车回来，半夜里收拾行囊。第二天一早起来，坐第一趟公交车，从西安的南郊向西郊赶，从城西客运站又沿福银高速向家里去。自从福银高速通车后，彬县至西安仅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可是我总觉得慢。我不知道我的心里在着急什么，甚至心里想着能早点回去，先跪在那里，给祖父烧上几张纸，或者端个盘子，给从墓地里挖坟回来的村上人，送上一碗饭。这虽然不算什么，但是至少是我对别人付出劳动的一种感激。虽然村里人都是这样，有人家里老人去世，村里的男女都会去帮忙，男的挖墓挑水，女的蒸馍帮厨洗碗。当我回去才知道，我多年没有回去过的村庄已基本上是柴草的世界，原本宽平的大路就因为人们都离开了，没有多少人能在上面每天走上几回，柴草趁机就长了出来，长得异常茂盛。时值农历十月一日，柴草虽然都失去了水分，慢慢地干枯了起来，但是草木的个子都在那里，被冬天的风刮得东倒西歪。听村主任说，村里男女老少剩下不到三十人了。我问了一句，现在养牛还有多少。村主任的回答令我吃惊，四头，含一头刚出生的牛犊子。怪不得柴草长得这么丰茂，原来是牛少了，那时候一千多人口的村庄里，家家户户都养牛两头以上。牛在去河里喝水的路上，牛在拉车的间隙，牛在撒着欢的时候，路边的草常常都被舌头卷入了胃里，然后再反刍。
村里有在县城和西安打工的男人也赶了回来，加入挖墓和挑水的行列。我跪在祖父的灵堂前，从父亲手里接过了几张烧纸，蓝色的火焰在纸盆里噗噗作响，然后三叩头，再起身作揖。有人拿了宽宽的白孝来，在我头上缠了一圈，绾了个结。孝的尾巴直搭到我的腰身下面。向亲属们问好，给守灵和坐在门口椅子上的男人们发烟。除了家人，没有人再认识我。没有人再认识我是谁，也不知道我从哪里来，都用一种猜疑的目光看着我。父亲给人们说，这是他的大儿子龙娃。人们才想了起来。男人们说这是龙娃啊，小时候长得不是这样，现在都认不出来了。女人们说好娃哩，咱姑姑侄儿走在大街上，相互见面碰得栽跟头也认不出来。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忧伤在心里翻腾。是我丢了故乡，是我丢了乡亲。这么多年，我不知道我在城市里都忙了些什么，为了什么而整天活着。走在城里，没有人认识我，心里有话说时甚至在手机的电话簿里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倾诉和宣泄。回到把我养了十几年的故乡根，却也成了陌生人。这是一种何等的难过和悲哀啊。
祖父躺在棺材里，穿着七层绸缎，身上盖着毛毯，身边放着粮食包，像睡过去了一样。只是他不再做梦，不再为自己的病痛难受，他以死亡的方式解脱了自己。祖父生于1932年3月，民国二十一年。就在他出生的这月，刘志丹带领着陕甘游击队先后三次来到县里，打土豪，分粮食，宣传革命。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祖父家里有了第一个男丁——我的父亲。父亲三十多岁时，祖父失去老伴儿。祖父此刻就躺在棺材里，躺在这个十多年没有人住过的老房子里，来来往往的亲戚和村上的人都进来跪在他的棺材前作揖。这个土木结构的五间大瓦房，在当年是多么的气派，如今看上去是那么破旧。祖父走了，他曾经做饭的老灶台还在套间的房子里，他曾经抽过的烟锅就放在身边，他曾经穿过的黄胶鞋上还粘着胶泥。我想起小时候过年时，去给他磕头拜年，他给我的皱皱巴巴的五角钱。每当过年的那几天，我站在路上爷啊爷啊地喊他来吃团圆饭。而他，现在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棺材里，我不知道他在死亡降临时还想说些什么，对自己生活了八十多年的世界还是否留恋。他是曾经的地主老财，到后来却一无所有，他将生活里难以言说的话都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姑姑和叔叔们有人气恨有人心痛，作为失去老伴儿多年的人，儿女们是否真正走进了他的内心世界？没有人知道他一辈子的快乐和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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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散文人才辈出，史鹏钊是80后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从村庄出发，用质朴和浓郁的情怀，触摸着文学这块温暖的大地，构建着属于自己特有的精神家园，是条好路子。
——贾平凹
鹏钊书中所写的种种真实现状，可谓触目惊心、前所未有。要说乡愁，这应该是我们当下最真实的乡愁；要说愧悔，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最沉痛的愧悔。
——熊召政
故乡沉沦
泰戈尔曾说过：“请你走慢点儿，等等你的灵魂。”
这十多年，我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深处，每天在楼宇的森林里，忙于生计。但我心灵的深处，一直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乡痛。这种痛，不是背井离乡，而是浸润在我血液、心中的痛，它无力，又是那么令人触动。高中毕业前，我一直住在泾河最大的支流，红岩河岸边的狭窄川道里，这是我的出生地，一个群山环绕的村庄——史家河。在中国，就是这样千千万万个的村庄，组成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养育了数以亿计的农民。《诗经》中叫作《国风·豳风·七月》的一首诗写道：“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移，禾麻菽麦。”北宋文学家张舜民也来自《诗经》里的故乡彬县，他曾在诗作《打麦》中写道：“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描述了农历四月麦熟时节，田里的庄稼人辛勤收割的劳动场面。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他们多半辈子的时光，周而复始，春去夏来，一茬茬地种下麦子，一季季地颗粒归仓，才使下一代人不像他们小时候一样，经常饿得肚子咕咕叫。他们是村庄里最后一代真正的农民。
故乡就像母亲，从一个年轻美貌、体态丰腴、辫子黑而长的大姑娘，如今已变得千疮百孔，风烛残年。农村清新的空气实在是别在乡村的一枚徽章。可是就是这枚徽章，现在却成了别在离开乡村的我们身上永远说不完的乡愁。农村空了，一把把大锁锁住的是乡村美好的记忆，但是留下的是孤单的农具，被罩在厚厚的蜘蛛网里，留下的是风化了的拴牛桩，留下的是庭院里已经长荒了的柴草。没有了人，野草就成了这个村庄的主心骨。前几年，打工的男男女女在过年时都会回来，在村里待上几天，再候鸟般飞出去。过年不仅仅是个节日，更是一种久违的团圆。可是这几年，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不断地挤到了城里，用自己种地的力气，讨着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在城里已经过了好几个年头，窗外传来刺耳的鞭炮声，经常令我感到烦躁。鞭炮好像应该是留在乡村的东西，那时候过年时，家家户户的鞭炮声，顺着山川的风，一阵阵地蔓延开来，悦耳而动听。鞭炮声里，有对一年时光和故乡大地的感恩，更有对来年的期盼和希冀。可是现在，村庄的春节，冷清得一如红岩河石岩上垂下来的冰柱，没有任何暖心的温度。
谁的故乡不沉沦？村庄的衰老和荒芜，传统生活生产方式的慢慢消失，世袭的乡土文明已经开始渐渐断裂。人，都变成了在城市最底层谋求生存的蚂蚁。他们干工地、上流水线、收破烂、当保姆、做保洁，身上唯一的标志就是不变的口音、方言；就是用塑料袋包住装在身上的身份证，地址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县×镇×村，而不是城市里的×区×巷×幢。他们无法融入城市，无法拥有城市户口，无法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甚至，他们很是清醒地认识到，总有一天，自己老去，没有了换取生活资本的力气，然后何去何从？他们常常会想，但又把这些应该面对的现状抛在脑后，过一天算一天，到了老去的时候，面对疾病和死亡，可能就成了这座城市的弃儿。我经常和一些打工者聊起以后的生活，每当这时，他们的脸上往往挂满忧愁。他们还不敢想那么多、那么远，他们现在能做到的是，用自己使不完的力气，踏踏实实地多干一点活，多挣上一些辛苦钱，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几年，我常常在夜晚的梦里，踏上无法到达终点的返乡之路，之后又揪心地醒来。梦见已经死去的乡亲，他们和活在那个山村一样，手里握着锄，走在羊肠小道上，飘飘然然，没有半句话，一晌晌地下地干活。或是梦见还活在村庄的人，他们突然不在了，我甚至都在梦里还原了子孙们是怎样来安顿他们在人世最后的魂灵，等等。这样的梦我不敢说，可是我梦得多了，就给父母打电话，他们说，梦见活着的人老去，是给他们添寿呢。我这才放下了心，放下了我对梦见的老人们的愧疚。梦是反的，村庄越空，我越是担心谁又匆匆地离开。甚至每个老人的门户上，没有燃起烧炕做饭的青烟，邻居们都去看看，担心他们没有起来，永久地睡着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村庄的老人都是空巢，老伴儿要么去世，要么去了城里，给自己的儿女照看孙子。他们已经不能下地，但是他们还是凭着自己仅有的力气，去山上割一捆已经风干了的白草，白草枝粗籽鼓，是漫长的冬天烧热炕的好材料。他们走在树林里，拾起已经干枯了的树干，一捆捆地背回去，码得整整齐齐，等到做饭时，一根根地送进灶膛里，噼里啪啦燃烧。他们口口声声地说，儿女在外忙，他们不愿让他们回来，可这也却是他们的奢望。对他们来说，与亲人见面，就少一次。夏天有时候下暴雨，沟沟渠渠的水都涌出来，形成泥石流，肆意地漫过村庄，他们就扛着铁锨，去祖坟看看，看看祖坟是否受到洪水的侵扰。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想看看自己已经修好了的坟地，是否有水灌进去。我在村庄的几户人家的炕头或窑的深处，都看到有一口黑漆漆的棺材。坟地和棺材，这是他们走向另一个世界的行囊。
经常会接到来自故乡的电话。这些都是我的亲戚，他们知道我在西安城，有给孩子找工作的，想让我操操心，帮帮忙。他们甚至还问我，是否能记得起他们。我怎么能记不起呢？小时候他们经常摸着我厚厚的手，看着我头上的三个旋，说头顶三个旋，长大了能当知县。可是我呢，是故乡养育了二十多年的叛徒，仅仅是在西安城里忙忙碌碌地过日子。其实我让他们失望了，我在西安城生活，过去是寄居在城中村的租客，常常在冬天的夜里，刮起的北风在夜里吹开了窗户，而今又变成了千万房奴中的一个，婚恋、工作、职场等，这些都是每天要面对的现实枷锁。在理想与现实面前，我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与焦虑，房贷、吃喝、电话、人情、交通等费用，常使我囊中羞涩、捉襟见肘，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可是每天面对工作的重压，面对生活的高物价，从不敢停下自己忙碌的脚步。曾经有次在夜里，梦见自己孤独地走在西安城，街景是那么熟悉，我甚至能记住所有的门牌，可是已不知何去何从。惊醒之后，全身冷汗，便自我调整，慢慢扫去自己心中的尘埃后写下“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挂于书房，慰藉自己。
我的故乡，在未来几年里，也将会被红岩河水库慢慢淹没，水是无情物，它会慢慢地埋没村庄，慢慢地使一切熟悉的乡村之物，消失在祖宗们都曾经走过的小山头下，消失在蓝锦缎似的水里。写这本书，是有一种无法言说的使命在促使我，引导我，让我去书写故乡，用心去抚摸故乡生命的律动。我常常对故乡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忧心忡忡，心情沉重。我觉得我应该有责任记录下来这一切，这也是中国许许多多即将消逝的村庄的缩影，这也是中国诸多偏远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知道，我的笔尖是无力的，又是脆弱的，我往往在写作过程中，心情难受得不能自已，这可能是对故乡之爱的深沉涌动，这不仅仅是我地理上的故乡，更是我人生道路上永无止境的精神家园。我只是故乡的经历者、观察者、思考者、记录者。我并不是在揭故乡曾经疼痛的伤疤，而是想记录下来，在城市包围乡村的今天，像我的故乡一样的中国农村，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生命历程。因为，自古以来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的一种生活方式，突然中止了。一直保持其延续性的农村文化，正在消失。
甘地说：“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这本书就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村庄是我灵魂的所在之处，越是离村庄远了，村庄的大手就越紧紧地拉着我，牵着我走，让我魂牵梦绕地不能忘记，让我常常在城市夜的梦里，一个人偷偷地孤独地进入村庄，走在故乡贫瘠而又肥沃的土地上，看着身旁高大的山峦，听着红岩河哗哗的水声。村庄的声音和味道我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但这种灵魂的气息空远而温暖，弥久而醇厚，一直鼓励着我前行，直到永远。
史鹏钊
2015年1月15日于曲江归园居
日暮乡关何处是
王维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史鹏钊先生的《出村庄记》是一部书写大西北乡村民间文化记忆的非虚构作品，也是献给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古老而朴素的乡村伦理的一支恋曲与挽歌，是一部抒写对自己乡土的痛和哭、爱与知的纪实散文。
没有谁不热爱自己的乡土和家园。俄罗斯农民的儿子、诗人叶赛宁说自己“连故乡的恸哭我都喜爱”；臧克家则称自己“爱农民，连他们身上的疮疤我也爱”；沈从文对自己湘西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都爱到了骨子里，他这样说过：“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史鹏钊的故乡在八百里秦川的那棵老槐树下。那是泾河最大的支流红岩河岸边的狭窄川道里，一个被山梁环绕的、名字叫“史家河”的古老村庄。《诗经》中的《国风·豳风·七月》有诗句：“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麦。”描写的就是他故乡的先民的耕作生活。遥想远古时代，无论是泾河、红岩河，还是像植物的根须一样延伸在秦川大地上的大大小小的“史家河”，必定也像《国风·秦风》里那首最美丽的抒情诗《蒹葭》里所描写的那样芦花飞舞、山高水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唏。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溴。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而一代代健硕、忠诚的秦川儿女，拜这方土地和水的恩赐，在这里垦殖、劳作、繁衍、歌哭，生养于斯，也长眠于斯。就像诗人海子所咏唱的：“亚洲铜，亚洲铜，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
作者以平实的语言描绘了史家河的前世今生，向读者展示了古老、神秘而又不断变化的关中人文风情。尤其是真实地写出了这个小村庄及村中的乡亲在当下现实境遇中的困惑、疼痛和矛盾心理。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史家河面临的现实困境，而是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农民所面临的生死抉择。
水草飘摇、芦花飞舞的自然环境遭遇了空前的毁坏和污染；村溪潺潺，四季分明，“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颠”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数千年来和谐、美好的乡村伦理传统，邻里之间怡怡融洽的自然关系，以及绵延了多少世代的乡风民约、村规族训，正在解体；甚至可以说，传统意义上的村庄已经不复完整了；老一代的乡亲，要么进城了，要么成了留守老人，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毫不犹豫地拔起了自己的根，离开了自己的乡土，且早已不谙农事，也不屑于农事……鹏钊书中所写的种种真实现状，可谓触目惊心，前所未有。要说乡愁，这应该是我们当下最真实的乡愁；要说愧悔，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最沉痛的愧悔。
显然，鹏钊的这本书写的不是单纯和悠扬的乡村牧歌。他是在为自己的故乡留下一份真实和生动的乡土史志，留下一部村庄沧桑史。这书中有他的回忆、他的留恋、他的赞美，也有他的忧思、他的焦虑、他的泪水。他的文字像禾麻菽麦、蒹葭蔓菁的根须，深深地扎入故乡水土之下；他的感情也像游子还乡、牛羊归栏，浸润和融化在对乡土亲情的血肉牵挂之中。他写下的是自己的乡土和人民的命运史传，是乡村风雨志，也是苦难心灵史。从这些坚实、真挚、冷峻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一位散文家、一位乡村文化史的书写者敢于直面现实，不回避矛盾也不粉饰太平的那份勇气与良知。
读他的作品，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的故乡应该庆幸，拥有这样一个能够悉心洞察她的历史和命运，感受和发现她的生存之谜、变迁之谜，并且深深地热爱着她，用自己的笔把这一切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的好儿子、好作家。他对自己乡土变迁所带给他的痛苦、迷茫、焦灼与煎熬的隐忍与拥纳，也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忠孝两全的家国情怀。
鹏钊是诗人，文字里本来不乏秀润和灵气，但是因为“求是”和“存真”的需要，他这部散文的语言更具质朴、坚实乃至粗粝的风格，其原创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有着关中大地般的质地的文字，即所谓“接地气”的语言。我想，这也应该是所有“非虚构文本”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对待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农耕文化、乡村民间文化，我有一个也许并不太合乎时宜的观点：应当采取一点适当的文化保守主义态度。唯其“保守”，才能做到真正的“守望”。陕西与湖北地理毗邻，但是两地风气迥然有异。秦人曾坐拥百二雄关，有“守望”之风；楚人则得九省通衢之利，善于变通。守之太过，变之太速，都不利于文化的绵延。读鹏钊的《出村庄记》，我感到，秦人之“守”，也已不复存在。古老的乡村文化传统，早已经守不住了！
美国老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先生在他的《旧物余韵》里感慨：“在我此生中，我的感官见证了一个这样的世界：分量日益轻薄，滋味愈发寡淡，华而不实，浮而不定，大家都在用膨胀得离谱的货币来交换伪劣得寒碜的商品……”看来，美好的传统文化风气和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的出离与消逝，已是全球化的困境了。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千多年前诗人崔颢的乡愁，今天又轮到吾辈来咀嚼了。
是为序。
熊召政
2015年4月28日，武昌闲庐（作者系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联主席，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出村庄记》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古老朴素乡村伦理的挽歌，由一个村庄探出中国广大农村命运归宿密码。书中，作者史鹏钊以平实的语调，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大西北一个叫史家河的无名村庄的地理经纬、历史记忆、身体疼痛和现实境遇，集中地展示了关中大地的人文风情，以及古朴、多姿的农村社会画卷。
本书由矛盾文学奖获得者“北贾南熊”贾平凹、熊召政深情推荐，中国乡村治理专家、博士生导师贺雪峰教授重磅推荐。
《出村庄记》是一部书写大西北乡村民间文化记忆的非虚构作品，也是献给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古老而朴素的乡村伦理的一支恋曲与挽歌，是一部抒写对自己乡土的痛和哭、爱与知的纪实散文。
作者史鹏钊以平实的语言描绘了史家河的前世今生，向读者展示了古老、神秘而又不断变化的关中人文风情。尤其是真实地写出了这个小村庄及村中的乡亲在当下现实境遇中的困惑、疼痛和矛盾心理。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史家河面临的现实困境，而是中国几乎所有的乡村、农民所面临的生死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