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琦主编的这本《单读（14世界的水手澳大利亚文学特辑）》中，《单读》首次跨越国境，聚焦澳大利亚文学——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第十届澳大利亚文学周联合出品，收录影史经典《辛德勒名单》原著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普利策奖获得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澳大利亚作家约翰·马斯登、尼古拉斯·周思的代表作品，在国内首开先河，深入呈现西方文学的切面，寻获国外同行的第一手灵感与经验。

吴琦主编的这本《单读（14世界的水手澳大利亚文学特辑）》专题围绕“世界的水手”主题，邀请五位当代澳大利亚作者亮相，组成澳大利亚文学特辑，他们包括著名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辛德勒名单》原著小说作者托马斯·基尼利，澳大利亚少年文学大师约翰·马斯登，往返于中澳之间的学者尼古拉斯·周思，著名插画家布朗温·班克罗夫特，他们的作品呈现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切面，反思本土性与世界性、边缘与中心等诸多文学命题，试图回答，在一个日益保守的、民族主义化的年代里，如何重新想象一个拥有全球化精神的世界。

话题

 讲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故事至关重要

 在全世界的家中

 谋杀杜伦斯太太

 跳棋

影像

 大雨将至

访谈

 戴锦华专访置死地而后生？

随笔

 英国乡村纪实——当田园遇上全球垄断资本主义

 相机的事

 戍边者参孙

诗歌

 世界的胎记

小说

 芥末故事集

评论

 良心的交响乐——关于契诃夫及其剧作

 “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

 全球书情

杜伦斯太太在夜间饱受煎熬，因此她多次告诉萨莉她在向上帝祷告求死。她一贯鄙夷言辞过激，所以对她而言，说这样的话是极其反常而激烈的表现，必定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才被逼说出。

第七个月，娜奥米再次从悉尼回到家，白天陪着母亲，晚上和妹妹一起轮班陪护。她回家的第二晚，萨莉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娜奥米在杜伦斯太太的房间里支了折叠床——一张撑起的帆布，即使铺上毯子也还是硬的。娜奥米说好在四点叫醒萨莉和她换班，但直到天快亮了才敲了她的门。娜奥米穿着连衣裙和长靴，双眼似乎因涔涔泪水而浑沌了。

妈妈已经走了，她说，对不起，妈妈已经走了。我跑到索雷家，让他家儿子骑车去镇上叫马多克斯医生来。

萨莉张开嘴却说不出话，脸上满是困惑和悲苦，她想直接跑进门厅，娜奥米却按住了她的肩膀，直直地注视着她。娜奥米的眼睛里似乎藏着隐情。在萨莉看来，她的眼中透露出她是一场谋杀的共犯。在这一瞬间，她们共同的不忍和一起犯下的罪行将两个人拉到了一起，近密得不再是两个分据城市和乡村的护士，而是再次成为在同一个子宫里待过的姐妹。

“你没在该我值班的时候叫醒我，”萨莉说。

“没必要了，”娜奥米解释道，她盯着妹妹，直白地说，“在那之前她就走了。”

“让我看看她。”

“我为她洗了身子，帮她收拾好了。”

“不叫上我？”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把她的睡衣和毯子烧了，所有补药都扔了，瓶子都砸碎了，尤其是索雷太太力荐的大黄煎剂。”

空气中的确残存着一丝腐臭的烟味。

娜奥米拉着妹妹的手穿过门厅，走进那间朴素的房间——姐妹俩都是母亲在那里怀上的。阴暗的黑基木走廊让两人又爱又恨，这一道道走廊似乎拉近了萨莉和家之间的距离，却成了娜奥米出走的通道。

母亲躺在房间里——脸色灰暗，衣着整齐，表情祥和——在疼痛得到释放之后，她曾经的那副女孩儿的容貌又再次显现出来。

萨莉听到自己哭喊着奔向母亲的遗体，亲吻她的脸颊。逝者的皮肤有着不同的触感，他们从痛苦中超脱，也将深情抛在了身后。她亲吻着母亲的手，手上是娜奥米为她清洗时用的香水皂的味道。这也是死亡的佐证。母亲活着的时候，身上是日常用的阳光牌肥皂味。

萨莉意识到自己跪在地上，仍旧抚摸着母亲的手，娜奥米站在她身后，俯视着她。娜奥米，她总觉得所有事都理应由她先做。萨莉不知道是该恨她，一拳打在她的眼睛上，还是在感激和惊诧中认输。她若有所思地站起来，看到皮下注射器，她们用马多克斯医生开的药片制成的吗啡溶液，以及没用完的瓶装药片（以防那位老医生要检查或是将剩余的药收回去）。

她走到梳妆台前，面对母亲那缠满了发丝的珠母梳子，被失去至亲的悲痛击溃了。她知道母亲把那支保守的粉色口红和那盒米黄色的散粉放在了哪个小抽屉里。

是的，娜奥米说，“你应该为她惨淡的脸上点妆。”

这是祈求，不是命令，萨莉着手干了起来。

她偷的那些想凑起来帮母亲结束生命的备用吗啡，本来用毛巾和床单裹着放在门厅的橱柜里。娜奥米是怎么找到的？娜奥米出于对母亲的仁慈而调配并注射的药剂，肯定已经被倒掉了，剩余的那些萨莉从麦克利医院偷来的非法药片，也已经和大黄补品一起在火中被销毁了。对萨莉来说——她正在为母亲的脸颊涂粉和胭脂——这是她和娜奥米之间不言自明的共识，昨天她们几乎像陌生人一样，但现在变了，一种新的缄默、新的亲近感加诸两人之间。

“爸爸起了吗？”萨莉问。“他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我不敢说。要不等一会儿再告诉他吧？也许可以让这个可怜的人再多休息几分钟。”

因为即使是在妻子去世的这个早上，他也需要完成挤奶的工作。

但萨莉感觉到自己很难面对他。而娜奥米——虽然曾试图摆脱家庭的压力和疾病的阴影——此时却笃定地承担起了这个重任。她远远站到床的那一端，而萨莉跪在床的这一边，为可怜的已然解脱的母亲化上符合一个卫理公会信徒身份的淡妆。

娜奥米说，我回家之前完全不知道情况这么糟糕。疼痛占据了她的整个世界，别的什么都感受不到。好了，都过去啦。

萨莉的注意力全在母亲身上。

P36－39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

过去的2016年，世界皱起眉头。局部冲突和战争加剧，保守主义在欧美主要国家重现，新的人口流动在难民和恐怖主义的阴云下步履艰难，仍在享受发展红利的欠发达国家保持沉默，也在沉默中透支未来。与此同时，从兴盛的大众娱乐、持续爆炸的技术浪潮中，不断传来放浪形骸的笑声，和人们因此而成功的消息。此时若有一双眼睛从宇宙中俯瞰地球，看到的大概是一张又一张哭笑不得的脸。

一个空前矛盾的世界。

笑中带泪，哭得别有用心，在致力于消灭边界的地方，边界重新竖立，在爱与平等的叫喊中，人们摘掉政治正确的虚伪面具，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翻起了白眼……我们亲眼见证了社会的崩解，也看见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分裂。

每个人都忙于建立自己的欲望和风格系统，渴望成为伟大的自由精神的分身，而不关心别的，任由历史、新闻、社群、邻里成为次要的事，有时甚至连家庭作为最小单位的集体，也都成了个人的负累。在表面越来越无限的今天，每个人的内心却退回到一个越缩越小的世界。孤独感泛滥，许多积郁无法纾解，似乎又回到八〇年代《中国青年》的深沉一问，“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只好用狂欢遮掩两难，用反讽喂养虚无，用自嘲抵消自恋。

这是困局的结果，也是它的起源。当全球化从哥伦布的航行演变成今天普通人的冒险，它部分地展现为一幅奇妙的未来图景，另一部分却走向了这种精神的反面——保守、封闭、自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容易实现全球旅行的今天，却不再出产世界主义者，仿佛堂吉诃德走上了真正的征途，风车的幻觉也就随之不见。

当然，真相更可能是，这些美好纯净的概念一直都是理论滞后地、错误地捕捉现实的例子。生活的主流从来汲汲向前，不管是大航海时代还是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今天，熙来攘往，皆为利也。被进步主义余晖照耀的中国，同时也被它热烈烧灼，这都是事情的一体两面。

抒情的挽歌，恐怕很难扭转这坚硬的文明转折。批判的意见和变革的企图，都需要提供一套崭新的生存样式，从生活的浅层开始，做彻底的改变。

这也是《单读》的自我提醒。在某些方面，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坚持一些不移易的事，但它又拥抱变化，努力积极一些，降落在现实主义的地上。

澳大利亚文学特辑是又一次新尝试。我们与“澳大利亚文学周”合作，di一次探查一个具体国家的文学状况，通过访谈、约稿和插画的形式，完成对异域的重新想象。《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写了一个母女之间的故事，普利策奖获得者杰拉尔丁·布鲁克斯回顾了自己从事新闻业的经历，作家约翰·马斯登和插画家布朗温·班克罗夫特寄来他们最擅长的青少年题材作品。尽管篇幅有限，澳洲的同行仍然带来了抚慰——作家尼古拉斯·周思回答我们，“我认为在如何处理自己的作品以及让作品传播到哪里的问题上，澳大利亚的作家们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杰拉尔丁援引美国女性战地记者玛莎·盖尔霍恩的话，“若有一群人关心地球，以及它上面最脆弱的那部分居民，那么我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单读》的长期作者王梆和云也退分别记述了他们在英国和以色列的乡村纪事。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离农业社会并不算远，却好久没拿出像样的耐心去观察田野了。裂隙就是从这样的漠然、选择性迟钝、人为的杳无音讯中开始的——借助作家的眼睛我们得知，英国村子里的老人99％是坚定的“脱欧派”，而在犹太人那里，乡村以及建设乡村的能力永远排在di一。

李娟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写新疆，笔下是浪漫之外的真实、偏远之中的长性，感觉很近，实际却是远的——这千山万水之间，怎么可能没有差别。在多大范围内理解他人，标识出自我认识的界限，而重新恢复我们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联系，正是本辑《单读》想要完成的任务。

阿乙向我们推荐了阿根廷作家吉耶尔莫·布拉沃的短篇小说。吉耶尔莫目前生活在北京，中文名字叫做芥末，他用高效的语言，把现代生活的窒息感转换成幽默和想象力，轻松跃过了西语、法语和中文，成为跨越界限的范例。

最后是思想的历险。戴锦华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在广为人知的电影评论工作之外，她也从事对20世纪历史的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是一个更具胆识的领域，长久以来被欧美学者所主导。我们与她进行了三小时的长谈，从20世纪的历史遗产谈到人性的未来。她展示出一如既往的风度，和前所未有的悲观，尽管如此，她并不满足于做一个传递坏消息的信使，仍在个人情感和理论困境中寻求可能的光明。本辑《单读》中，杨庆祥的评论、凌越的诗作、李静写的契诃夫，都在此突围之列。

“成熟的人有个共性，就是不问过去，总是面向将来”，云也退在文章中这样写。就好像谈恋爱时，最好不要纠缠对方的恋爱史——沉溺于爱情叙事，如今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陷阱。但我们坚持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站在世界的核心和边缘。

这一波普遍的困顿中，不论是欧洲艺术电影还是好莱坞大片，都不再有能力提供参考，倒是从看起来拒人千里之外的北欧，时常伸出温暖的手。比如他们对待难民的宽容政策，以及最近的影视剧，其中一部讲述高中生活的SKAM，流行一时，里面的孩子惊人得早熟，而且不光体现在爱情和性的方面，也在更广义的感情实践上——如何面对原生家庭的创伤、朋友和社团关系、多元的性向和宗教以及国际难民。这可能是一个表征，在那片经济高度发达、福利制度完善、同时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偏远之地，没有放弃那些危机之中的理念。

无论时势如何分崩离析，或者一往无前，总有一些价值不应该被放弃。这不代表一定要做悲情的重申，或简单地回归古典，而是需要在当代具体地重建一种或者种种确信，确信真诚是必要的，人类将群居下去，寻找新的共同体，确信表里不一、言而无信等等谎言和绥靖不应被默许。

其实那些成功者比我们努力多了，这一点上他们值得学习。做事不问可不可能，而是先问应不应该，这是孔子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还有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那句，鼓励着《单读》这次去寻找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余地方的声音——“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港口”。我们曾经把它印在北京地铁的公益广告上，希望每次当我们疲于奔命路过这句话的时候，都有即将离岸、起飞、去往一个新世界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