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的雪人
曼谷人喜欢夜生活，都九点多了，路上的车仍不见少，我只能顺着车流蹒跚行驶，耐心地等待导航系统发出下一条指令。在这陌生的路上，我完全依靠导航系统的指引，也需要系统发出的清脆女声陪伴，尽管听到的都是“靠左、向右、直行”等简单词汇，仍感到非常亲切，因为那是母语，中文！
车继续缓慢行驶。手机响了，是夏建国，问我走到哪儿了。显然，他担心我走丢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浑厚有力，带着哥哥的口气。四十一年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他，而且是在异国他乡；更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竟是我的泰国学生，实在传奇。
四十五年前，我和夏建国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他的女朋友，雅晴，和我一个班。她是北京六八届高中生，秀外慧中，有一股从里到外的贵气。尽管当时盛行铁姑娘，但我还是发现很多男生不时地把爱慕的眼光投向雅晴。我很崇拜她，每天下地干活总愿意跟在她后面，觉得听她说话，就是一种学习。我恨自己是“小六九”（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生），除了会背几条毛主席语录，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跟她搭腔的能力都没有。可雅晴并没嫌弃我，对我像小妹妹一样，常常给我讲历史故事，解读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让我如醉如痴。可以说，她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出于感激，我帮雅晴打饭、打洗澡水，偷偷地帮她洗衣服。她接受了我，并把我当成知己。
曼谷人喜欢夜生活，都九点多了，路上的车仍不见少，我只能顺着车流蹒跚行驶，耐心地等待导航系统发出下一条指令。在这陌生的路上，我完全依靠导航系统的指引，也需要系统发出的清脆女声陪伴，尽管听到的都是“靠左、向右、直行”等简单词汇，仍感到非常亲切，因为那是母语，中文！
车继续缓慢行驶。手机响了，是夏建国，问我走到哪儿了。显然，他担心我走丢了。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浑厚有力，带着哥哥的口气。四十一年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他，而且是在异国他乡；更没有想到他的女儿竟是我的泰国学生，实在传奇。
四十五年前，我和夏建国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他的女朋友，雅晴，和我一个班。她是北京六八届高中生，秀外慧中，有一股从里到外的贵气。尽管当时盛行铁姑娘，但我还是发现很多男生不时地把爱慕的眼光投向雅晴。我很崇拜她，每天下地干活总愿意跟在她后面，觉得听她说话，就是一种学习。我恨自己是“小六九”（一九六九年初中毕业生），除了会背几条毛主席语录，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跟她搭腔的能力都没有。可雅晴并没嫌弃我，对我像小妹妹一样，常常给我讲历史故事，解读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让我如醉如痴。可以说，她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出于感激，我帮雅晴打饭、打洗澡水，偷偷地帮她洗衣服。她接受了我，并把我当成知己。
后来，我成了她和夏建国的交通员。 夏建国和雅晴是同班同学，连里公认的才子，能写会画，一手好字，会议室和食堂贴的那些毛主席诗词或语录都是他写的，字体爽利挺拔，既有欧体的隽秀，又有柳体的刚劲，是连里知青临摹练字的挚爱。记得每次开大会，知青们都闷头不语，连长在上面讲他的，大家在台下临摹自己的。我的笔记本里到处都是模仿夏氏书法的痕迹。后来，我通过雅晴得到一张他写的硬笔书法，毛主席的《念奴娇·雪》，保存至今。由于我和雅晴的关系，夏建国对我格外热情，而且总是用哥哥的口吻对我讲话。
刚到兵团那一年正赶上涝灾，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会战让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小战士累得死去活来。那年冬天，我们吃的全是发霉的麦子和无法脱粒的玉米磨成的面粉，真是苦极了。可是有雅晴和夏建国，我感到很充实，很快乐。令我不解的是，这么有才气的两个人却一直在农工排当战士，很多人陆陆续续地调到团部机关当参谋干事了，可他们连当文书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武装排战士也没他们的份儿。在我被调到武装排当班长的时候，我忍不住去问指导员，这是为什么？指导员无奈地看着我，让我不要多管闲事。
后来，从雅晴那里了解到他们俩的出身都是“黑五类”，夏建国的父亲历史不清，爷爷在海外，两个叔叔在台湾；雅晴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老祖宗是清朝的帝王。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没想到我崇拜的两个人，家庭出身竟然如此复杂，特别是有海外关系，这在当时就意味着是“特嫌”（即特务嫌疑）！我心乱如麻，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不知道还能不能把他们视为良师益友？
我和雅晴开始疏远，她也有意识地躲着我，加之武装排的训练很紧，我们很少见面。一天我们在食堂碰见了，明显地感到她脸色憔悴，情绪低落，估计她的内心一定比我还难受。我开始暗暗地骂自己，当初为人家打洗澡水的那个“小六九”哪儿去了，我怎么可以这么势利？难道就是怕连累自己吗？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白丁，我到底怕什么？怕落个同流合污的罪名，还是怕当不了武装战士……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怎么也想不明白夏建国和特务能有什么关联。至于雅晴，更觉得冤枉，祖宗八辈的事和她有什么关系？！我决定做回原来的自己，并决定这个周末约雅晴去凤翔逛书店，跟她好好说说心里话：她永远是我的姐姐和老师。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第二天，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1973年4月5日，农历三月初三，清明节。雅晴在扑灭山火的战斗中牺牲了。她没有给我和她交心的时间，再也听不到“姐姐”的呼唤。她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党无限忠诚。雅晴的牺牲在全连乃至全团的上空密布了一层乌云，久久不能散去。人们的心情极其沉重，连长和指导员的眼睛也红了好几天。不过痛苦的莫过于夏建国和我，他失去了恋人，我失去了姐姐。我不知道他怎么挺过这一关的，几天的工夫，他瘦了一圈，满脸胡茬子，头发乱蓬蓬的，老了十几岁，我根本不敢正眼看他。
自那以后，每个月的5号我都会去雅晴墓地，除草、添土，跟她聊天，或背几首她喜欢的古诗，祭奠她，慰藉自己。1974年1月5日，那天大雪纷飞，就在我快到雅晴墓地时，远远看到一个高高的雪人站在墓前，毋庸置疑，是夏建国。我止住脚步，让这对阴阳恋人多待会儿。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他才转身离去。那天晚上，夏建国来和我告别，说明天早上回北京，不回来了，并用哥哥的口吻嘱咐我要好好爱惜自己，别太拼命。我没说话，强忍着泪水望着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孔。他拍了拍我的肩头，转身走了，我泪如雨下。
夏建国走后，我曾不止一次地奢望他能给我写信。特别是七七年上大学之前那两年，知青们进入恋爱高峰，看着别人成双配对的，自己有种难以名状的惆怅。我把自己封闭起来，除了下地干活，其余的时间都闷在宿舍看书，雅晴留下的两本诗集我几乎都能背下来了。能牵动我神经的就是每天文书从团部取回的一沓沓信件，盼望着有一封是夏建国寄给我的。四年过去了，杳无音信。上大学后，我时常梦见他，总是在雅晴墓前的样子，模模糊糊看不清面孔，高高的一个雪人。1981年，我大学毕业，被留校任辅导员，并和本校数学系一位老师结了婚，定居南京，后来有了儿子，日子平淡无奇。
2013年，一位工作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朋友推荐我到曼谷T大学孔子学院教书，一年后在T大学的国际学院兼职，辅导中国研究专业大四学生的毕业论文。班上有二十四个学生，其中，一个叫夏晴的女孩儿格外吸引我，她的眼神让我感到似曾相识，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像谁。她中文很好，论文题目是“先辈的足迹：我的家族史”。审阅这篇论文初稿时，我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父亲竟然叫夏建国，曾经让我魂牵梦绕多年的名字。我不知道这是上帝在和我开玩笑还是对我的恩赐。
她对父亲的描述是这样开始的：“1949年，我的父亲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上海。那一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祖父就给父亲取名‘建国’。在我的家族里，父亲的命苦，本来他应该和其他叔叔们一样去欧美留学后回曼谷或台湾继承夏氏家族的产业，可那时的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父亲的学校停课了，既不能上学，又不能来泰国，因为那时中国和泰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爸爸是个念旧的人，他总给我讲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还有他在北大荒的初恋……”读完夏晴的论文，我的眼睛湿润了，也明白了“夏晴”这个名字的由来。我心里暗暗地对雅晴说：“亲爱的姐姐，安息吧！你爱的人对你仍然一往情深。”
沧海桑田。四十年来，我和夏建国如同宇宙里两颗不相干的星星，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旋转，但定格在内心深处的那份情依然如旧。当夏晴带着我走进曼谷高的旋转餐厅时，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好在他们父女俩都不知道我内心的秘密。
一位身材高大，穿着束腰白衬衫，留着八字胡，梳着大背头的绅士向我们走来。我极力寻找记忆中的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容，尽管时过境迁。沧桑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而且两鬓如霜，唯独微笑时右嘴角上挑的表情如故，颇似美国好莱坞影星克拉克·盖博。还没等我开口，他那双大手就伸了过来，并热情地招呼我就坐。此刻，他的强大气场一下子把我昨天晚上在脑子里反复预演的重逢场景全部清零，我再次感到，在他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幼稚的小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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