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颂母爱、童真、自然与生命的心灵之歌。

《落花生（名师导读美绘版）》选取了许地山40篇余优秀散文和7篇极具代表意义的小说。书中文章精炼隽永，质朴清新，富含哲理，兼具浓郁的异域色彩。是广大中学生和喜好文学的读者必备的经典篇目。在纯真自然、朴实无华的笔触中，凝聚着痛斥封建礼教、呼唤国民觉醒的赤子之心！

《落花生（名师导读美绘版）》精选了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许地山的经典散文，如《空山灵雨》、《山响》、《春的林野》、《落花生》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所选篇章皆精炼隽永，质朴清新，富含哲理，兼具浓郁的异域色彩。全书配以精美手绘全彩插图，与暖心纯美的文字相得益彰，是广大青少年读者品悟纯美、陶冶心灵必备的经典读本。

散文卷 落花生

 蝉

 蛇

 三迁

 香

 愿

 山响

 愚妇人

 蜜蜂和农人

 暗途

 海

 梨花

 荔枝

 生

 落花生

 春的林野

 暾将出兮东方

 万物之母

 银翎的使命

 补破衣的老妇人

 光的死

 我想

 桥边

 头发

 疲倦的母亲

 再会

 乡曲的狂言

 爱流夕涨

 别话

 海世间

 海角的孤星

 上景山

 先农坛

 忆卢沟桥

 今天

 面具

 公理战胜

 『七七』感言

 牛津的书虫

 延平郡王祠边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我的童年

小说卷 缀网劳蛛

 黄昏后

 醍醐天女

 萤灯

 归途

 缀网劳蛛

 无忧花

 桃金娘

延平郡王祠边

小时候的事是很值得自己回想的，父母的爱固然是一件永远不能再得的宝贝，但自己的幼年的幻想与情绪也像叆叇的孤云随着旭日升起以后，飞到天顶，便渐次地消失了。现在所留的不过是强烈的后象，以相反的色调在心头映射着。

出世后几年间是无知的时期，所能记的只是从家长们听得关于自己的零碎事，虽然没什么趣味，却不妨记记实。在公元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正当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午丑时，我生于台湾台南府城延平郡王祠边的窥园里。这园是我祖父置的。出门不远，有一座马伏波祠，本地人称为马公庙，称我们的家为马公庙许厝。我的乳母求官是一个佃户的妻子，她很小心地照顾我。据母亲说，她老不肯放我下地，一直到我会在桌上走两步的时候，她才惊讶地嚷出来：“丑官会走了！”叔丑是我的小名，因为我是丑时生的。母亲姓吴，兄弟们都称她叫“妪”，是我们几弟兄跟着大哥这样叫的，乡人称母亲为“阿姐”，“阿姨”，“乃娘”，却没有称“妪”的，家里叔伯兄弟们称呼他们的母亲，也不是这样，所以“妪”是我们几兄弟对母亲所用的专名。

妪生我的时候是三十多岁，她说我小的时候，皮肤白得像那刚蜕皮的小螳螂一般。这也许不是赞我，或者是由乳母不让我出外晒太阳的原故。老家的光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在我还不到一周年的时候，中日战争便起来了。台湾的割让，迫着我全家在一八九六年口日（原文中空掉日子——编者注）离开乡里。妪在我幼年时常对我说当时出走的形，我现在只记得几件有点意思的，一件是她要在安平上船以前，到关帝庙去求签，问问台湾要到几时才归中国。签诗回答她的大意说，中国是像一株枯杨，要等到它的根上再新芽的时候才有希望。深信着台湾若不归还中国，她定是不能再见到家门的。但她永远不了解枯树上新枝是指什么，这谜到她去世时还在猜着。她自逃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过。第二件可纪念的事，是她在猪圈里养了一只“天公猪”，临出门的时候，她到栏外去看它，流着泪对它说：“公猪，你没有福分上天公坛了，再见吧。”那猪也像流着泪，用那断藕般的鼻子嗅着她的手，低声呜呜地叫着。台湾的风俗男子生到十三四岁的年纪，家人必得为他抱一只小公猪来养着，等到十六岁上元日，把它宰来祭上帝，所以管它叫“天公猪”，公猪由主妇亲自豢养的，三四年之中，不能叫它生气、吃惊、害病等。食料得用好的，绝不能把污秽的东西给它吃，也不能放它出去游荡像平常的猪一般。更不能容它与母猪在一起。换句话，它是一只预备做牺牲的圣畜。我们家那只公猪是为大哥养的。他那年已过了十三岁。她每天亲自养它，已经快到一年了。公猪看见她到栏外格外显出亲切的谊。她说的话，也许它能理会几分。我们到汕头三个月以后，得着看家的来信，说那公猪自从她去后，就不大肯吃东西，渐渐地瘦了，不到半年公猪竟然死了。她到十年以后还在想念着它。她叹息公猪没福分上天公坛，大哥没福分用一只自豢的圣畜。故乡的风俗男子生后三日剃胎，必在囟门上留一撮，名叫“囟鬃”。长了许剪不许剃，必得到了十六岁的上元日设坛散礼玉皇上帝及天宫，在神前剃下来。用红线包起，放在香炉前和公猪一起供着，这是古代冠礼的遗意。

还有一件是妪养的一双绒毛鸡。广东叫作竹丝鸡，很能下蛋。她打了一双金耳环带在它的碧色的小耳朵上。临出门的时候，她叫看家好好地保护它。到了汕头之后，又听见家里出来的人说，父亲常骑的那匹马被日本人牵去了。日本人把它上了铁蹄。它受不了，不久也死了。父亲没与我们同走。他带着国防兵在山里，刘永福又要他去守安平。那时民主国的大势已去，在台南的刘永福，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预备走。但他又不许人多带金银，在城门口有他的兵搜查“走反”的人民。乡人对于任何变化都叫作“反”。反朱一贵，反戴万生，反法兰西，都曾大规模逃走到别处去。乙未年的“走日本反”恐怕是最大的“走”了。妪说我们出城时也受过严密的检查。因为走得太仓卒，现银预备不出来。所带的只有十几条纹银，那还是到大姑母的金铺现兑的。全家人到城门口，已是拥挤得很。当日出城的有大伯父一支五口，四婶一支四口，妪和我们姊弟六口，还有杨表哥一家，和我们几兄弟的乳母及家丁七八口，一共二十多人。先坐牛车到南门外自己的田庄里过一宿，第二天才出安平乘竹筏上轮船到汕头去。妪说我当时只穿着一套夏布衣服；家里的人穿的都是夏天衣服，所以一到汕头不久，很费了事为大家做衣服。我到现在还仿佛地记忆着我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看见满街上人拥挤得很，这是我最初印在我脑子里的经验。自然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依通常计算虽叫作三岁，其实只有十八个月左右。一切都是很模糊的。

我家原是从揭阳移居于台湾的。因为年代远久，族谱里的世系对不上，一时不能归宗。爹的行止还没一定，所以暂时寄住在本家的祠堂里。主人是许子荣先生与子明先生二位昆季，我们称呼子荣为太公，子明为三爷。他们二位是爹的早年的盟兄弟。祠堂在桃都的围村，地方很宏敞。我们一家都住得很舒适。太公的二少爷是个秀才，我们称他为杞南兄，大少爷在广州经商，我们称他作梅坡哥。祠堂的右边是杞南兄住着，我们住在左边的一段。妪与我们几兄弟住在一间房。对面是四婶和她的子女住。隔一个天井，是大伯父一家住。大哥与伯父的儿子辛哥住伯父的对面房。当中各隔着一间厅。大伯的姨太清姨和逊姨住左厢房，杨表哥住外厢房，其余乳母工人都在厅上打铺睡。这样算是在一个小小的地方安顿了一家子。

祠堂前头有一条溪，溪边有蔗园一大区，我们几个小弟兄常常跑到园里去捉迷藏；可是大人们怕里头有蛇，常常不许我们去。离蔗园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区果园，我还记得柚子树很多。到开花的时候，一阵阵的清香教人闻到觉得非常愉快；这气味好像现在还有留着。那也许是我第一次自觉在树林里遨游。在花香与蜂闹的树下，在地上玩泥土，玩了大半天才被人叫回家去。

妪是不喜欢我们到祠堂外去的，她不许我们到水边玩，怕掉在水里；不许到果园里去，怕糟蹋人家的花果；又不许到蔗园去，怕被蛇咬了。离祠堂不远通到村市的那道桥，非有人领着，是绝对不许去的，若犯了她的命令，除掉打一顿之外，就得受缔佛的刑罚。缔佛是从乡人迎神赛会时把偶像缔结在神舆上以防倾倒的意义得来的，我与叔庚被缔的时候次数最多，几乎没有一天不“缔”整个下午。

P93-97

许地山和他内心的图书馆

叶开

要写许地山先生了，才发现很困难。

我对许地山先生的第一感觉，他是一个怪人，奇才，读书癖，学识广博，而思维精纯。

从《落花生》这篇散文开始写许地山先生，也许符合大多数人的认识。不过，这种认识也不一定可靠，因为，《落花生》是被修改过的。对比语文教材里选入的版本和许地山先生的原文，会发现很多字词都被改掉了，用当代的词语替换当时的表达。这种替换，表面看起来是为了适合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但原作的那种独特的文化气息，就被抹煞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独特用词用语，这种词语的运用，是语言发展和社会文化现状的独特体现。中小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他们面前，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鲜的，没有必要特别设置藩篱。民国时期的词语和当代的词语，在学习和认识上并不存在截然不同的界限。如果能够读到纯正的原作，孩子在学习前人作品时，就会在这作品的独特用语中，直接感受到当时的文化气息。而改成当代词语，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甚至如一些粗制滥造的电视连续剧那样，唐朝人讲着京片子，用着当代人的流行词，让人有时空颠倒之感。

每一名作家，因为他的阅读、他的思考、他的语言表达，都是独特的，才能称为有风格的作家。

许地山先生在民国时期的一大批文学家中，并不因为其他人的星光熠熠而泯灭，也恰恰是因为他创作了当时极为独特的作品，如小说集《缀网劳蛛》《商人妇》《春桃》及散文集《空山灵雨》等。这些作品，并不是如现行文学史写得那么主流，那么激昂，而是以独特的观察角度，淡淡而隽永的语言来传递独特的美学感受。这与许地山先生的人生经历有关，也与他的独特阅读兴趣和对佛教、道教的深入研究及爱好有关。

许地山先生祖籍广东揭阳，1894年生于台湾，日本人占领台湾后，他随父亲返回大陆，落籍福建龙溪。

许地山先生是一个经历特别，爱好又极广泛的人。他青年时期，1913年，二十岁时就去缅甸仰光的华文学校任职，两年后回国，在福建漳州做过小学校长。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又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1923年至192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在牛津大学，他常在波德林图书馆印度学院、曼斯斐尔学院和社会人类学讲室读书，并用英文写中国道教研究的论文，还搜集编写了一册中英鸦片战争前后有关历史资料的《达衷集》。

许地山先生一生动荡，难以有平静的生活。他1941年英年早逝，享年48岁。他的一生，几乎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台湾、琉球之后的中日交战史平行。他于1935年应聘去香港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不过两年的安乐生活，就因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而进入了奔忙之中。1938年，许地山先生与文艺界其他名家一起担任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继而担任香港分会总干事。

如此动荡的人生，繁复的世界，不长的寿命，许地山先生仍然创作出版了大量的作品。这与他热爱阅读，养成良好的思考习惯，并保持创作的爱好有很大的关系。

许地山先生写过一篇很短的散文《牛津的书虫》，谈到自己在印度学院、曼斯菲尔学院等图书馆废寝忘食阅读的愉悦，辛苦中的快乐。文中写到一个人的阅读有各种趣向，各种境界，但他最爱的是能做一个“书虫”。只是要做书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书虫”要家底殷实，要坐得冷板凳，还要有对阅读的发自内心的爱。许地山先生在牛津大学两年，读了几百本书。他很羡慕牛津大学有那样的制度和条件，允许和鼓励一些“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人，一辈子就在那里读书，你可以没有经世致用之才，没有东征西讨的宏才大略，就这样一辈子读书，没人驱赶你，没人鄙视你。

但是，那是在牛津大学，一个特殊的地方。

许地山是语言天才，他精通英语、德语、日语，后来也曾翻译过《吉檀迦利》等印度典籍。他在东南亚居住过一段时间，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有深入的了解。读他的小说集《缀网劳蛛》里的作品，觉得真是超尘脱俗。另外一篇《命命鸟》，写一个东南亚风情的青年男女的绝命爱情故事，是新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而《缀网劳蛛》里的女主人公尚洁，原是逃婚的童养媳，与帮助过自己的孙可望结婚。后来搭救盗贼，为丈夫孙可望嫉妒而分居，自己独自来到某个小岛。她对人世、生命的认识，都是超然的，不愤恨，不悲痛，而是安之若素。其中体现出了顺生顺世的态度，并不一定能得到现在读者的理解。《女儿心》则是一部被忽略的短篇小说杰作，故事以辛亥革命前后为背景，写一个清朝高官在除旧革新的年代，抱着殉葬的心情，杀死全家，然后自尽殉国之后，小女儿麟趾侥幸逃脱，一个人独自浪荡世界。她遇到过很多人，坏人好人，强人弱人，仍然能保持一定的尊严生活在世上。最后，在石龙的一艘渡船上，她偶遇某个和尚，为了扑灭失火而圆寂。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杀死全家但自尽未遂后出家的麟趾的父亲。

许地山先生小说中的很多主人公都是女性。他把一个人的命运放在时代变化、尤其是大变化的背景中，通常能演绎出扣人心弦的故事来。但许地山先生的情感和判断隐在人物背后，他不轻易地下断语，但意在文中。

许地山先生兴趣广泛，甚至还写过真正的科幻小说《铁鱼底鳃》。写一个天才的发明家，发明了供潜水艇用的空气发生器，可以像鱼一样呼吸。可惜，因为日寇入侵，生逢战乱，而把他的珍贵设计图弄丢了。

许地山先生通佛教，也通道教。他写过《印度文学》，也写过《中国道教史》。对于人生与时代的思考，他有自己独特的角度。但也不全是出世的态度，在救国抗日等的行动上，他也体现出非常入世的一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丰富而敏感的灵魂，很难用一篇文章来理解他，也很难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来观察他。

许地山先生如同很多天才一样，并不很能被世人真正理解。他在燕京大学念书期间被称为“怪物”，其人身上有三怪：天天练习钟鼎文、甲骨文、拉丁文和梵文，一怪；每天总是身着自制齐膝的黄布大褂，留长发，蓄山羊胡，二怪；每日绝早起，深夜眠，在图书馆里读书，读到有心得时，竟废寝忘食，吃窝头不吃菜而蘸糖，三怪。

我觉得在许地山先生那时，把甲骨文、拉丁文和梵文放在一起“天天练习”，确实可谓是一大怪物。他爱读书，以至于痴狂，可以说是读书人的最高境界。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也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废寝忘食这种事情，是有的。关键在于“爱好”。

我们读一些简明文学史，或者教育史，总觉得古代的人读书很苦：“头悬梁，锥刺股”，“闻鸡起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总之，没有一点快乐的。这让孩子们一上学，就感到了无生趣。

但是读书也是可以快乐的。

《论语》开篇就是谈论“快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愉悦的学”而不是“苦哈哈的学”。现在一些学者提倡“国学”，没学到“乐学”的真谛，只是拿“苦学”来吓人，说什么“我不相信学习是快乐的”，动辄谈论什么“吃苦”，好像“忆苦思甜”就能成为学术大师、思想大家一样。实际恰恰相反，真正成为一代大师的人，都是“乐学”的。明代大儒王阳明的高徒王艮就写过《乐学歌》：“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

这把学习与快乐彼此真切相融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论语·雍也》里说：“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由此可见，许地山先生的“书虫”论读书，是精神快乐的学习，而不是精神苦闷的学习。不能理解这种学习，就很难理解很多如许地山先生这样“废寝忘食”的阅读者。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睿智明辩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乏诗，落华生为最本质地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境界的作者之一。

——沈从文

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溢的好友。

——郑振铎

许地山在那一个时候，还不脱一种孩稚的顽皮气，后来才知道这一种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着不曾改过。

——郁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