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精)》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教授撰写的针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之间最伟大的十位经济学家的评传，每篇文章大约2万字左右，包括马克思、瓦尔拉斯、门格尔、马歇尔、帕累托、庞巴维克、凯恩斯等19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十位经济学家。本书不但是一本优秀的经济学家评传，同时也有着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极重要的意义，透过本书的各位学者，读者可以看到当时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思想演进。

《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精)》收录了约瑟夫·熊彼特评述十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理论贡献的文章。“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指马克思、瓦尔拉斯、门格尔、马歇尔、帕累托、庞巴维克、陶西格、费雪、米切尔和凯恩斯，再加上附录所论及的三位经济学家，本书实际上介绍了十三位经济学家的学说。作为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的集大成者，熊彼特对这两个学派各位大师的生平的追忆和思想的评介，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思想史线索。其中他对马克思和凯恩斯思想的评述，尤为深邃。

这是一本“伟人写伟人”的书，是一本非常难得的经济学思想史名著。

卡尔·马克思

马里·埃斯普里·莱昂·瓦尔拉斯

卡尔·门格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欧根·冯·庞巴维克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

欧文·费雪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附录

乔治·弗雷德里克·克纳普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威茨

译后记

一、先知马克思

我并不是因为偶然疏忽而用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硬给这一章取这个标题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类比，因为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宗教信仰。首先，对信仰它的人来说，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种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对各种事件和行动做出判断时的绝对标准。其次，它还给出了实现最终目的的行动指南。它包含了一个救世计划，还指出了人类必须脱离的种种罪恶——人类或那些“被选中”的群体按照这个救世计划行动就能摆脱这些罪恶。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也属于那种许诺在人世间建立天堂的宗派或学说。我相信，如果有哪位圣典学家(hierologist)愿意系统性地阐明这些特性，那将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和评价提供很大方便；这种分类和评价或许能够比纯粹经济学家的任何阐释都更加深刻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说马克思主义属于一种宗教信仰，还有另外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它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如此成功的原因。②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所能达到的成就更为完美，也不可能像他的学说这样永垂青史。如果只会喊口号，那么无论他给他的政党准备的口号武器库多么充实，也同样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必须指出，马克思成功的部分原因，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确实应该归功于他给他的拥护者们准备好的在任何一个讲坛都随时可用的武器——大量的炽热的词语、激烈的谴责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个问题的这一方面，不得不说明的是，这种武器不仅过去曾经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现在仍然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为了给社会斗争的‘‘战场’’制造这类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偏离从他的理论体系合乎逻辑地引申出来的结论。然而，如果马克思只是一个会提供一些煽动性的泛泛之论的布道者，那么他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来不会对提供这类服务的人心存感激，人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歌剧编写歌词的人的名字。

但是，马克思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他这一成就的本质，我们必须先考察他的时代背景。当时，既是资产阶级物质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资产阶级精神文化极度衰落的时期。那是一个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还没有显露出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正在孕育的任何迹象，到处都充斥着令人反感的平庸陈腐的气息。社会上所有阶层都迅速地抛弃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工人世界中仅有的一线光明也消失了[除了从罗奇代尔(Rochdale)和储蓄银行那里还可以得到些许安慰之外]，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对于穆勒(Mill)的《逻辑》(Logic)和济贫法非常满意。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数百万人来说，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无疑就意味着那新的一线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或许，你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随意地戏称为是一种冒牌货，或者说它是真正的信仰的戏谑——你还可以有其他许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请不要忽视或不承认他这一伟大的成就。即使所有这数百万人都不能理解和正确评价马克思学说的真正意义，那也没有关系。这是所有先知及其预言的共同命运。重要的是，马克思的预言是以一种那个时代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起来并表达出来的。毫无疑问，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马克思学说的“预言化”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完成的：一方面，它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的表达方式系统而详细地描述了受挫折和被虐待的心情——这使用自我治疗方法来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里产生了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肯定能把人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并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是经得起理性论证的。

那个时代，宗教日趋衰微，只给人们留下了一些超理性的渴望，这更加使得他们彷徨如丧家之犬。以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主导的时代趋势——这种趋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却不能容忍任何没有科学内容的或只有伪科学的信条。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些超理性的渴望与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的时代趋势成功地交织在了一起，这是何等高超的技术!只宣传最终目的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只针对特定的社会进程进行分析又最多只能引起少数一些(充其量几百个)专家的兴趣。但是，披着分析的外衣去说教，而且是着眼于人们的深切需要进行直指人心的分析，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赢得了热烈拥护的原因，他们也因此而获得了无上的褒奖。这一褒奖体现在如下的信念中，即他们深信，自己信仰的、为之奋斗的东西绝不会失败，而且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而已。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光芒，是独立于信条的内容而发挥作用的。没有这些，新的生活和生命中的新意义就无法被有效地揭示出来。但是在这里，这一点与我们关注的重点无关。P3-5

本书所收入的这些文章全都写于1910--1950年这40年间，最早的三篇[分别关于瓦尔拉斯(Walras)、庞巴维克(Bohm-Bawerk)和门格尔(Menger)]是用德文写的，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Marx)的那一篇之外，其余各篇都已经在不同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它们当中，有的是为了悼念某位刚刚逝世的经济学家而写的，有的则是为了某些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的，比如庆祝马歇尔(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出版50周年、纪念帕累托(Pareto)诞辰100周年，等等。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写就的，所以熊彼特(Schumpeter)本人认为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许多人都需要它们，而且原来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容易找到，所以熊彼特于1950年1月去世前几个月，终于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将它们整理出版。

本书正文共有十篇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之外，其余的都是由熊彼特本人亲自挑选出来的。熊彼特本来计划在本书中收录《<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和经济学》(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Sociology and Econorrtics)一文，那是在1949年6月，他为纪念《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发表100周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文章。但是现在我们决定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The Marxian Doctrine)来取代它，因为它对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导师的马克思做了更全面的论述。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先生(Cass Canfield)和哈珀兄弟出版社(Harper & Brothers)，感谢他们慷慨地准许我将《马克思的学说》这篇文章收入本书。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和《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等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因为他们I司意把原先发表在他们杂志上的一些文章收入本书。还有几篇选人本书的文章原先发表于《国民经济与社会政策杂志》(Zeitschrift fur Volkswir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不过该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

附录中关于克纳普(Knapp)、维塞尔(Wieser)和博特基威茨(Bortkiewicz)的三篇短文是根据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hied Haberler)教授的建议而收入本书的。他认为这三篇短文应该重新出版，并且应该与其他传记性文章一起收入同一本书中出版。这些文章是熊彼特担任《经济学杂志》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期间为该杂志撰写的。1932年，熊彼特离开了德国的波恩大学，来到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本书作者与这些传记性文章的主题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敬仰这些作者的作品，而且他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熟识(除了一个例外)，特别是，他与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①再一次，例外出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身上。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则与凯恩斯一样，恰好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凯恩斯也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把经济发展看成一个过程。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Theory of Economif Development)一书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强调经济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在为该书的日文版撰写的序言中，熊彼特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是读者应该立刻就能看清，[我(熊彼特)本人的]这种思想、这种目标与构成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基础的那种思想、那种目标完全一样。实际上，他[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以及他以前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对经济发展的独特看法，即把经济发展看成经济制度本身所导致的一种特定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不过是采用和修改了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观点而已。但是，经济发展的概念，却可以说完全是马克思自己的创见，至于他把这个概念放人黑格尔哲学背景中的做法，其实并不是关键。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才会不断地提起马克思，尽管他们可以从其他许多方面批评他。”在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手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熊彼特这样写道：“在他[马克思]的思想的总体框架中，发展绝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眼中的静态经济体系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那个时代的经济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分析重点集中在了，阐明在自身的内在逻辑的推动下不断变化的经济过程，究竟是怎样一刻也不停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整体结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却完全不同：马克思大力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熊彼特则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这门学科能否取得进步，取决于远见和技术。他既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看法，同时也推崇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斯(Walras)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谈到瓦尔拉斯的时候，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是这样说的：“……经济学就像是一辆巨大的公共汽车，上面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都无法相互比较的乘客。但是单就纯粹经济理论而言，我认为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是唯一可以与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媲美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和瓦尔拉斯截然不同，他们两人各走一个极端：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迁的逻辑解释，另一个则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工具，它在我们这门学科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阐明了各种经济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①是：对历史和纯理论性的东西、对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海量事实材料、对社会学和统计学，他都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他认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他如此广泛的兴趣也反映在了本书收录的这些传记性文章当中。……尔逝世的文章是在熊彼特逝世前一两个星期才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都研究经济周期，他们也都相信，要想更好地研究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必须进行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不辞辛劳地自己搜集资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风格，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明智而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他也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长期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从1920年起就是该杂志驻奥地利的通讯员，但是直到1927年，熊彼特才和凯恩斯第一次见面。由于一些很难解释清楚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都算不上密切。

在翻译评述瓦尔拉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那三篇文章时，曾经碰到过一些困难。正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也正如哈伯勒早些时候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熊彼特在用德文写作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因此他的德语文章非常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笔调很有些文学化，用‘奇异的风格’来形容也许最合适。这种风格能恰到好处地表达他的思想的复杂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长长的句子、大量的修饰性短语、修饰语再套修饰语，以及对微妙含义差别的细致辩解上。正如人们所想到的。他的这些风格和特征，在他的德文论著里特别明显，这是因为德语更适合于表达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长了，从便于英语读者理解的角度考虑，应当加以删改，甚至完全重写。他强调指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此，现在被收入本书的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与原作相比，篇幅已经少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这篇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Herbert Zassenhaus)教授一起完成的(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以前的学生)。在这里，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以及三位译者一一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StoIper)、汉斯·辛格(Hans w．Singer)和赫伯特·查森豪斯——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关心和大力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部译文，还帮我润饰了多处文字，澄清了许多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译文中因过分直译而显得拗口的地方，以及含义过于模糊不清的段落，我不得不冒昧地进行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其中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尤其如此。因此，译文如果有什么缺点，那必定是我造成的，因此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文章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次直接按原来的样子发表。

除了订正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在细枝末节上做了一些小的改动一一比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就没有再做其他任何改动或修订了。

《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作者约瑟夫·熊彼特自己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是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因为只有伟人才最能读懂伟人。通过熊彼特的这一著作，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些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方法，还将有机会“认识”他们这些人。

本书的第二个难得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是以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帕累托，费雪也可以包括在内)和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为主要框架的。边际革命是与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三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可以大而化之，把杰文斯以后，经马歇尔，至凯恩斯以及其后的英美经济学家称为“英美学派”，那么在英美学派的“繁荣昌盛”的映衬之下，分属法意传统和德奥传统的洛桑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就越发显得凄凉凋零了。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以及它们的变种或后继者)几乎主宰了整个经济学，洛桑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真传，可能真的要面临湮没的危险了。边际革命一源三流，为什么命数会如此不同？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重温熊彼特的这一著作，将会大有裨益。熊彼特本人出身奥地利学派，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很大，但是他本人却认为自己更偏向洛桑学派。其实，熊彼特是这两个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的发展就是不均衡的创新和突破的观点，司以说是这两派思想的结晶。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本书中真正倾注了感情的，乃是对洛桑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各位大师的追忆和尊崇。

本书中所占篇幅最大的一位“经济学家”是马克思。在所有伟大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当中，熊彼特可能是唯一一个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人。众所周知，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虽然此“灭亡”非彼“灭亡”，但是熊彼特无疑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了一定营养的，特别是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按内在逻辑在自身力量推动下发展的观点(这让人想到熊彼特自己的“创造性毁灭”论)。熊彼特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态度也显得颇为矛盾。无论如何，他对马克思的评价，至少也是发人深省的。这是本书的第三个难得之处。

经典著作的重译往往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在国内已经出版过不止一个译本，珠玉在前，我真是“亚历山大”，因此尤其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高晓斐兄的信任。虽然我希望自己能够凭借着前贤佳译所奠定的基础更上一层楼，但究竟做得怎样，也只能请读者来评判了。

感谢妻子傅瑞蓉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她是我的所有译稿的第一读者，也是本书译稿的初校者；本书的翻译，至少有一半功劳属于她。感谢儿子贾岚晴，他的欢乐，减轻了我的疲累；他的快速成长，却教我平添了紧迫感。  感谢汪丁丁教授、叶航教授和罗卫东教授的教诲，感谢陈叶烽、李欢、罗俊、王国梁、纪云东、何志星、张弘、邹铁钉、郑恒、李燕、陈姝、郑吴力、黄达强、应理建、童乙伦等学友的帮助，同时还要感谢好友何永勤、虞伟华、余仲望、鲍玮玮、傅晓燕、傅锐飞、傅旭飞、陈贞芳等的支持。感谢岳父傅美峰、岳母蒋仁娟对贾岚晴的悉心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