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恰英雄少年
1908年6月12日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登基60周年。这一天，维也纳举行了五彩缤纷的庆祝活动和盛大游行。我就出生在这一天的下午早些时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我对战前岁月的记忆完全来自父母讲的故事。按照他们的说法，一战之前是个黄金时代。从之前几个世纪里撰写的书籍，尤其是传记中可以看到，每一代人都把上一代称为黄金时代。
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欧洲人仍然对一战之前的奥匈帝国时代赞不绝口。而一战及其可怕的后果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动荡的海洋，其影响甚至波及今日。在一战前的“黄金时代”，每个人都相信，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和整个世界都会迎来安全稳定的未来。只有极为傲慢的民族主义者才对现状不满。
我对这个“黄金时代”的末尾，也就是一战爆发之际还有这么一段记忆。1914年7月，我的母亲、哥哥、姐姐和我在不来梅港附近的一个北海疗养地度假。我的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当时留在维也纳处理公务，计划随后与我们团聚。8月初，当我们在北海之滨的浅滩涉水漫步时，可以看到远方有庞大的灰色船只全速航行，那是德国海军在执行最初的战术任务。我们当时还很难理解这个震撼景象的意义何在，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它代表着四个漫长战争年头的开端。几天后，我们离开了北海海滩，前往不来梅。
1914年8月，不来梅的夜晚湿气很重，英军对不来梅港口和桥梁的第一轮空袭就是在此时开始的。虽然这种空袭和二战时相比造成的损失甚微，但还是导致不来梅城内实施灯火管制，高射炮开火还击。这些充满了战争喧嚣的漫漫黑夜，我们永生难忘。后来，我们最终离开不来梅，返回维也纳，途中发生了一件令我母亲焦虑不已的事情。由于战时的铁路系统优先执行军用运输，所以到维也纳的行程长达96小时，途中还发生了很多延误。在德累斯顿，火车停了几个钟头，我趁母亲不注意溜下火车，跑到大街上，想把手里的一个硬币花掉。我自豪地走进一家糖果店，买了一块糖。随后我还能顺利地找到火车站台，完全是凭运气。
幼年时代的我非常顽皮，但在学校过得还算顺利。在小学第一年，我一下子体会到，奥地利从一个富足社会猛然问变成了一个物资紧缺的战时国度。我小学一年级那一年，一个夹香肠的白面包卷只卖20海勒；而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我们的早餐就只能吃到涂着少许果酱的粗粮面包。我上小学时，由于战争的缘故发生了很多动荡，这让我们都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
我的中学时代（1919—1926）也很平静。年轻一代对旧帝国的垮台没有任何惋惜。我们很快就忘记了过去，为经济的每一步复苏而高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国际红十字会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我们通过红十字会得到了美国、荷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援助。这些援助主要包括食品和衣物，帮助我们度过了艰难的岁月。不幸的是，由于贫困，社会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孩子都能察觉到这一点。工人阶级子弟和来自中产阶级的中学生之间经常打架斗殴。有时我也卷入了这些斗殴，受了一些轻伤。
我很轻松地掌握了算术、几何、物理和化学，但英语和法语对我来说很困难。我经常受罚留校，但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整个班级受到了集体惩罚（这种惩罚在今天颇为流行），我们班的同学也活该受到这些惩罚，一般是因为恶作剧和无意中损害公物。我们一般不会把犯错的人招供出来，于是老师不得不把全班一起惩罚，我们有难同当。
我们很讨厌期末考试，另外老师也不喜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尤其是因为他们仅仅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如果他们没有把我们当作没教养的野孩子的话，一定会为我们的团结精神欣慰。中学一共8年，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90多人，到最后一年只剩下17名学生。因此我们这个小集体凝聚力非常强，绝不会允许任何同学在期末考试中掉队。P1－3
本书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作者因长期效力于第三帝国，而且写作时年事已高，记忆不甚清晰，在书中会有部分文字与现代人的思维习惯、重大事件的定位有所不同。对此，本书已作适当调整与注释，请读者注意甄别。
感谢比利时陆军博物馆、美国胡佛研究所、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陆军照片档案馆提供原始资料与照片支持，以及版权方本德出版社对本书出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另外，译者陆大鹏老师的倾力翻译、注释，也为本书增光不少。
斯科尔茨内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引进此书旨在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详细资料，以资参考，相信读者有能力甄别作者所处时代的偏差和历史局限。同时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本书下次再版时及时修正，更趋完美。
编者
2017年10月
奥托·斯科尔茨内于1975年7月5日至6日夜间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家中去世，享年67岁。这位身高六英尺四英寸的奥地利壮汉从敌友双方得到许多绰号，比如“疤脸斯科尔茨内”“欧洲最危险的男人”“间谍、破坏分子、刺客”“希特勒的特种兵”和“无与伦比的特种兵”等。他于1970年罹患癌症，与病魔斗争5年之后与世长辞。
在西班牙、德国和他的家乡奥地利，人们纷纷向英雄洒泪告别。7月8日上午10点，他的葬礼在马德里一座教堂举行，据说有一千人为他送行。哀悼者中有一位西班牙将军，有长枪党①的军官，还有二战期间曾在苏联前线与德军并肩作战的“蓝色师”②老兵。前来参加葬礼的德国人中有前德国空军冲撞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瓦尔特·达尔上校，他在二战结束时已经获得了与斯科尔茨内相同的荣誉：加挂橡叶饰的骑士十字勋章④。教堂内悬挂西班牙国旗和德国“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协会”献上的一条葬礼饰带。斯科尔茨内生前获得的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勋章被陈列在一块黑色天鹅绒垫子上，供人瞻仰。
斯科尔茨内的遗体火化之后，他的遗孀带着他的骨灰和勋章飞往奥地利。7月16日，在维也纳的杜伯林格公墓，人们为斯科尔茨内举行了第二次葬礼，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家族墓地，据说多达两千人参加了此次葬礼。汉斯一乌尔里希·鲁德尔（作为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他的战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希特勒不得不单独为他设立一个级别的骑士十字勋章：加挂金质橡叶、双剑和钻石饰）致了悼词。乐队演奏《我曾有个战友……》，一位号手吹奏了葬礼号。
在德国南部城镇肯普滕的波斯特旅馆，人们为斯科尔茨内举行了第三次葬礼仪式。这次仪式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是一些老兵联谊会组织，包括HIAG组织（前武装党卫军成员互助协会）、“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军人联盟”、巴伐利亚的“德意志军人与战士联盟”和“德国伞兵协会”。英姿飒爽的斯科尔茨内肖像两侧陈列着鲜花、“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协会”献上的饰带以及很多花圈。献上这些花圈的，是斯科尔茨内曾经所在的猎兵部队、佛兰芒人组成的武装党卫军“朗厄马克”师和西班牙长枪党。斯科尔茨内的女儿瓦尔陶德也参加了这次仪式。鲁德尔和达尔致了悼词。到场的还有希特勒的御用飞行员，已经退役的汉斯·鲍尔①将军、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和党卫军上校瓦尔特．哈策②和HIAG组织的卡尔·蔡夫③。蔡夫在二战结束时的衔级是党卫军少将，并是希姆莱本人的幕僚成员。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被希特勒指定为第三帝国的下一任元首）未能亲自参加仪式，但送来了五十枝玫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花束的颜色是第三帝国的国旗色黑白红，而不是战后联邦德国的黑红金。
斯科尔茨内在回忆录中可能会有些粉饰加工，而且毕竟时日已久，他的记忆可能会出错，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是一位无畏的勇士、一位真正的英雄。他于1957年出版了自传《斯科尔茨内的特别行动》，我也买了一本，后来于1973年10月请他为我的这本题字留念，他的题字中包括了一句引言：“勇者离去，懦夫当道。”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评价：一位已经“离去”的勇者。我没能找到这句引语的具体出处，但一直认为，它与我心目中斯科尔茨内的形象颇为契合。但后来我发现的一些史料让我大吃一惊：1942年，柏林的党卫军与警察第三法庭曾对斯科尔茨内展开调查，罪名是，斯科尔茨内于1941年10月（当时是党卫军摩托化运输补充营的成员，驻扎在柏林－里希特菲尔德）假称患有胆囊炎，拒绝被调往前线。①该指控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撤销，但究竟为什么会有这项指控呢？如果斯科尔茨内的履历不是堪作表率的话，希特勒会选择他去执行极为敏感的营救墨索里尼的任务吗？
本书不是讲述斯科尔茨内故事的第一本著作，我敢说，它也绝不会是最终的盖棺定论。希望将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尚未澄清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我心目中奥托·斯科尔茨内的形象自1969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变：希特勒的无与伦比的特种兵，其最辉煌的业绩就是在六十多年前那个明媚的9月天，在我心爱的意大利的大萨索峰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休·佩奇·泰勒
澳大利亚，墨尔本，2003年5月
奥托·斯科尔茨内是二战中非常著名的德国特种部队指挥官，指挥并参加过营救墨索里尼、抓捕匈牙利摄政王、铁拳行动、米老鼠行动、格里芬计划等诸多二战重要事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如实地将其指挥的最著名的行动一一记述，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书从作者的童年讲起，依次叙述了他的学校生活、参军、战争中的德国和意大利、进军莫斯科、加入特种部队、解救墨索里尼、监狱生涯等。《斯科尔茨内回忆录》不仅展现了著名的德国特种部队的发展史，而且对二战期间德国、意大利、美国的关系及细节均有记述，兼具历史性和可读性。
德国特种部队指挥官奥托·斯科尔茨内，亲述二战期间德国特种兵传奇。《斯科尔茨内回忆录》由青年翻译家陆大鹏倾力翻译，精加注释，完整系统。二战亲历者再现营救墨索里尼、抓捕匈牙利摄政王、铁拳行动、米老鼠行动、格里芬计划等诸多二战事件，疑点、焦点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