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帝王将相的政治表演，不在王朝兴替和革命，努力观察中国作为文明的起伏和变化，搜寻历代普通人的生活，叙述探讨思想的变迁和人文艺术的成就，描摹人物性格特征，总结时代框架，严谨而有趣。

当中国人奋力去寻求真理和追求和平，去施加自己的意愿或与对手斡旋，去生存和发展，去照顾家庭并履行责任时，中国人提出了新的思想，付诸了新的实践。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这整个的中国故事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中国文明的起源、哲学思想的奠基和发展、官僚体制的创立及其影响、大分裂时代的宗教和民族融合、文化科学的成就、繁荣创新的黄金时代、戏曲与表演艺术、边缘地区与地方社会、庶民百姓和知识分子的心态、重新统一与再度焕发生机活力。

两百余幅精美图片、地图，铜版纸四色全彩印刷，最佳的视觉享受，陶器、青铜器、壁画、摩崖石刻、画像石、山水人物画、敦煌经卷、乐器、版画、书籍、建筑、照片……伊沛霞著的《剑桥插图中国史（第2版）》展示一个真实可感的中国。

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明的印象，人们大多摆脱不了教科书的框架，好像中国悠久历史，似乎满眼皆是政治上的帝王将相争权夺利、秦汉隋唐盛衰兴亡，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庶民社会的精神和文化、日常百姓的喜怒哀乐，二十四史鲜少提及甚至付之阙如。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的故事，难道真的只是一部延续几千年，反反复复、枯燥乏味、灰暗冰冷的政治史？

在伊沛霞看来，中国正史的记载和叙述以及中国的政治演变显然无法代表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引人注目的精彩之处：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为此，《剑桥插图中国史（第2版）》以独特的宏观视野，从史前时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到儒学、佛教、道教的兴起，从王朝、帝国到现代中国，探讨中国文明得以形成的诸多基本问题，侧重考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及其对普通人民生活的影响；涵盖艺术、文化、经济、社会、对妇女的态度等各方面，从复杂、动态、多层的中国历史中，捕捉到最具关键性的历史事件与文化现象，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贯穿成一幅前后相续、特色鲜明的历史图景，赋予读者全新的中国历史视野。

刘广京序

中文版自序

英文版自序

再版说明

致谢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

 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公元前771年以前）

第二章 哲学基础

 东周时期（前770—前256）

第三章 官僚制帝国的创立

 秦汉（前256—220）

第四章 佛教、门阀政治与外族统治者

 分裂时代（220—589）

第五章 世界性的大帝国

 唐朝 （618—907）

第六章 重心南移

 宋朝（907—1276）

第七章 外族统治

 辽、金和元朝（907—1368）

第八章 独裁的限度

 明朝（1368—1644）

第九章 满人与帝国主义

 清朝（1644—1900）

第十章 行动起来

 20世纪前期（1900—1949）

第十一章 彻底的重新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6）

第十二章 对外开放

 1976年以来的中国

跋

年表

对图片提供者的感谢

引文注释

延伸阅读书目

译者后记

大国争霸

西周的分封制存在一种先天性的危险，那就是地方诸侯可能变得强大起来，不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世代的交替，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坐大的这种危险就变成了现实。公元前771年，西戎与诸侯联手杀死了周天子。周天子的长子被扶上王位后，为了安全起见，把都城从渭河流域东迁到了现在的洛阳，其位置在黄河以南，处在中部平原的心脏地带。中兴的周王室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它对其封国的控制，中国也进入了一个长期缺乏中央集权的时期。作为天人之间的媒介，周天子还有仪式方面的功能，但在军事方面，即使是他的封国，也比他这个宗主国的力量强大。到公元前335年，地方诸侯开始自立为王，从根本上否认了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公元前256年，周天子最终被废黜。

东周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时代：胜利者将敌人的耳朵割下来献到祖庙；战俘的鲜血被涂在典礼所用的鼓面上；盗贼被砍去双足；国君被刺杀的危险也总是存在。但这同时又是一个认真钻研外交艺术并付诸实践的时代。春秋时期，具有骑士风度或体育精神的行为模式仍左右着各国间的战争。举例来说，一个国家不会在另一个国家哀悼新丧国君期间去攻打它；在战争中，如果一方正在排兵布阵，另一方也不会乘机发动攻势。也许是由于害怕遭到战败国国君祖先神灵的谴责，战胜国尽量不把对方王室的成员屠戮殆尽，至少要留下一个继承者来延续香火。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君有时能使其他诸侯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承认自己是各诸侯国联盟的盟主。其中名声最显著的是齐桓公（前658—前643年在位）。他在贤相管仲的帮助下，通过铸钱、平抑物价、管理盐铁生产，建立起了齐国的经济霸权。他还联合中原各国一起去讨伐长江中游的、处于半蛮夷状态的楚国。在与中原各国订立适当的共同防御盟约的同时，他还组织各国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并迫使楚国签订盟约，同意向周天子朝贡。

由于建立联盟的需要，各诸侯国国君时常让自己的儿女与其他诸侯国的王室通婚。这种通婚使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当时是稀松平常的事。国君时常通过不断纳妾来显示自己的实力与财富，于是就有了许多个同父异母的儿子。在理论上，继承者首先是嫡长子，其次是嫡次子；如果没有嫡子，再考虑由庶子来继承。然而在实际运作时，一国之君或权臣之族可以根据其喜好，来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庶子做继承人。这使得各王子及其母亲诡计百出，以求恩宠。这也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妇女不能持一种公正的、更远大的眼光对待国家的政治。而这种继承权的争夺，为讲述这段历史的《左传》提供了翔实的材料。那些未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子嗣通常被封以偏远地区的采邑和职位，他们在那里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基础，并且依靠武力去抢夺继承权。即使是那些最安分守己并且忠诚于法定继承人的王子，也面临着被诬叛国的危险，他们不得不逃亡他国，以避免杀身之祸。如果可能，他们大多选择与其母、其妻或其姐妹有关的国君，这些庇护国的人经常乐于帮助他们，并对由此可能招致的邻国的挑衅毫不在意。

各国的统治中心都位于有厚厚土墙保护的城市中，这种土墙早在商代以前就在华北出现了。围墙中是王宫及王与其他贵族的宗庙所在。有时城外还有郭，那是为了保护生活在内城墙外的工匠、商人和农民而修建的。在这一时期关于打仗的记载里，到处都是围攻包墙要塞的内容，包括爬城墙、攻城门的场面。随着攻城技术的日益完善，城墙的修筑技术也在稳步提高。大量的文章都描述了围攻技巧等方面的军事艺术和战略，而古代文献对此类记载也是不惜篇幅。

不断的征战刺激着军事技术和各种工艺的进步，这改变了战时的社会关系，并使它日益走向消亡。乘战车的贵族逐渐被骑兵和步兵取代。骑兵术最初是由华夏本土以北的非华夏族群来完善的，那时他们正在不断迁移，过着完全游牧的生活。为了自卫，位于北方的晋国发展起了自己的骑兵，并迅速被华夏其他诸国仿效。养马和牧马也开始成为备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存在了成百上千年。这一时期也引进了训练步兵的战术，经证明它比战车作战更具威力。到公元前300年时，各国已拥有数以万计的精锐步兵，并配备骑兵。一旦用上强有力的新式武器——弩，农民也能成为有战斗力的士兵，他们射出的弩比使用轻弓的骑兵射得更远。而弩的扳机只有熟练的工匠才能造出来。

由于胜利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召唤和装备最大规模的军队、动员最大量的劳动力去修筑防御性城墙的统治者，所以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开始为如何增加其人口和赋税而操心了。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人们排干沼泽，建立了灌溉系统。农奴制逐渐衰落了，因为统治者希望奖励通过农耕而直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统治者热心于贸易，而且开始铸币，钱币迅速成为帛的辅助物，作为交换的单位。冶铁技术的引进也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铁矿得到开发，在一两百年内，铁被广泛用于农具和武器。到战国晚期，大炉主可以雇佣两百多名工人，而铁器商人在那时崭露头角的富贾中名列前茅。

为了加强对人民和土地的控制，统治者也尝试采用新的统治技巧。他们越来越多地委任自己的官员，而不是把权力交付给地位较低的世袭领主。这种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的趋势，为那些处在旧的贵族体制下层的人的晋升创造了机会。这些人彼此竞争，使统治者可以不断获得能干和忠顺的下属，而统治者之间对能人的争取，意味着有雄心的人可以选择为谁服务。

边境上的各国——北边的晋、东边的齐、南边的楚、西边的秦——在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中得天独厚，因为它们可以向外扩张。它们向外拓张之后，转而向内，很快就征服了它们之间的一些中原小国，每个领主都渴望成为大霸主。到公元前300年，只有七个国家幸存下来。显然，只有在一个国家扫除了其他敌对国之时，这场争斗才会结束。

P36-39

最初让我写作本书是为出版一套世界各国的图说历史，面对的是英美的一般读者。它必须很简明，要避免出现太多读者不熟悉的名词和术语，尽可能好地利用图片资料。尽管我以前作为研究唐宋史的专家写过学术性的著作，也为大学里学习中国史的学生编过资料，但我此前从未试图为普通读者撰写关于中国的书。为了让那些随时都会合上书的成年读者兴趣盎然，我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这十多亿人口——比东欧、西欧和北美人口的总和还多——逐渐认为自己拥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认同感，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分裂成一个个相互猜忌的群体？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形声书写系统，以及强大统一政权的长期经验。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的长期性也是很突出的。

多年来，中国史学家集中解释了王朝的兴衰，但在世界上多数其他地方却不是王朝而是整个文明此兴彼衰。人们发现，现代史家可以从当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想或制度，追溯到埃及人、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但没有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这些文明的直系子孙。人口随着连续不断的移民和入侵浪潮而变化，新的宗教则创造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意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这个例外？难道中国从未遭受过同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吗？新民族的涌入从未有这样大的规模吗？新的思想或宗教对于人们的认同感从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吗？或是中国人在别的民族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选择留心连续性？尽管我不会离开中国历史经验的特殊性质，但在本书中，我更强调中国文化在那些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反而注意连续性的趋势。

在写作本书时，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付这些问题而且不会非要有个所以然不可。因为我相信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已试图表明在各个时期，在创造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人如何利用他们继承的遗产，以及他们在拼命寻找意义与和平、强加自己的意愿或与对手竞争、幸存和发达、关怀其家庭及履行其责任的时候，如何提出新思想、进行新实践。依我看，中国的今天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它总是具有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这意味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故事的精华部分。我希望，这个译本的中国读者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外人的兴趣所在。尽管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与中国史学家的相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迥然不同。我期望着能从中国读者对我工作的反馈中获得教益。

正如本书作者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所讲，本书是为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写的，因此它并不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学著作，但是它却是在大量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因此明眼人可以从书中发现，它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读完本书后的感受是：它与我们从小就熟读的历史教科书有许多不同，与我们今天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讲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同。正因为有这些不同，我们才会开卷有益——我是指，对于我们的专业历史学工作者，也会有所启发。

但它毕竟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外国读者如此，对中国读者也是如此：文字凝练，叙述概括，图文并茂，更重要的是，它不大像我们以往的历史书那样，即使是普及性读本，也是社会发展史或政治史的。图书没有鲜活丰富的内容，也就没有了普通大众对它的亲近感。这本书是我们身边生活的源头，是身边发生的一切的过去和现在。我相信，任何一个希望了解本国历史的普通读者，包括青少年朋友，都会喜爱这本书。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也能写出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来。

附带说，书后的一些附录也相当有用，说明作者并没有忘记那些有进一步求知欲的读者。特别是那些书目，几乎是近年来欧美学者在特定领域中的权威著作。如果我们的出版社有心选择一些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作品进行翻译介绍的话，这就是一份很好的、可供选择的书单。

本书的中译本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听到过许多好评。甚至有些台湾的朋友对我说，他们来大陆的时候，买过许多册带回去，作为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参考书。但也是通过作者的序言我才知道，本书的中译本被印刷了很多次，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正因如此，在本书的修订版出版之后，又由理想国决定将其根据新版重新译出。由于原来的译者或居海外，或已不再从事历史学研究，补译和校对的工作主要由研究生毕业于华盛顿大学东亚系的赵婧完成，而作者伊沛霞正是她的老师之一。当然，我也对全书的译文再度进行了斟酌和统一校对。

从最早的译本出版至今，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研究也在不断进步，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多。像附录中的延伸阅读书目中的许多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十四年前写在此处的期望正在逐步实现。此外，由于网络发展和数字读物的增加，这次重译时可以将绝大多数书中的引文复原为原文，虽然数量不多，但每核出一条，仍让我高兴不已。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原书的某些段落在中文译本出版时被删除，虽然这并未使本书减色，但毕竟未能全面展现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这是需要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的。此外，尽管在校对中改正了一些翻译和印刷时的错误，甚至是改正了原书中的一些印刷错误，但肯定译文中还会有不当之处以及其他翻译上的问题，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赵世瑜

2000年8月6日初识

2014年11月7日复识

伊沛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是一本精致且具学术价值的优秀之作。它以非常简练的文字，概括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与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和变化；书中艺术作品和图片的选择与呈现，相当精巧且恰到好处，与文字叙述相得益彰。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耶鲁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汉学研究家）

伊沛霞的《剑桥插图中国史》相当引人注目的是，第一，在世界背景下观察中国历史，从这种世界史的眼光中，对中国固有的一些历史观念提出质疑；第二，这部书常常眼光向下，比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更注意社会生活；第三，凸显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整体的历史叙述中，关注着当下中国的现实，并且相当注意挑选那些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

这本书是我们身边生活的源头，是身边发生的一切的过去和现在。我相信，任何一个希望了解本国历史的普通读者，包括青少年朋友，都会喜爱这本书。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也能写出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来。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