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前天刮了一阵北风，把冬天刮来了。这两天，整天见不到太阳，在这山村里，不是老公鸡的叫唤，就分不清午前和午后。看“牛轮”的往往误了时刻，午晌了还不见敲梆子送牛上山。
天一阴下来，冷风就是作弄人，到处都冷飕飕的。有时天空飘着牛毛一样的雨雾，风大一点给刮跑了，风一静，这些雨丝就在树叶、草堆、牛背落下，积成一层湿湿的茸毛，树枝子上的蜘蛛网成了银色的网罩，远山和树林罩着轻纱似的烟雾，老不见消散。
在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天气，闲着没下地上山的农民，也许是没柴火烧，也许是嫌寂寞，都不肯在冰凉的屋里待，常常来到村边。找个背风地方，捡些枯干的树枝烧起火堆，几个人围拢来取暖、闲谈，消磨他们的冬日。
今天雨雾没有了，太阳却不肯露面，北风在摇曳着树梢，池塘掀起轻轻的涟漪。
现在，笃笃的梆声响了一阵，牛群一个一个地走出村口来了。看牛的人，披件蓑衣，提起装稀粥的竹筒，在牛群后面吆喝着。小牛犊欢天喜地地绕着母牛旁边蹦跳，一下子找它小同伴顶顶头.一下子又跑回来，窜到母牛腹下吃两口奶，然后哞一声跑开去。
平日，这时候，小孩们都提着粪箕跟在牛屁股后面抢着捡牛粪。今天天气冷了些，没见有小孩出来，只有一个四十来岁的人，拿着粪箕慢吞吞地来了，不急不忙地拾着路边还冒热气的牛粪。粪太多了.粪箕装不完。他折下路边的树枝子往牛粪上先插个标，表示有了主，回头来再把它弄到粪堆去。
他把牛粪捡好了，顺便在村边巡游，捡些零星的猪粪。猪粪很有限，捡了半天，半个粪箕都不满。冷风越来越侵袭着他，清鼻涕总是止不住地往外流，心里却挺窝火，想找个地方歇一会散散心。
村头，有好几个人在快干到底了的鱼塘的围堤下，烧着树枝烤火。他们看到捡粪的人远远地来了，有人就说：
“你们猜。那人是谁？”
“闷葫芦嘛。”一个大麻子说。
“不是，不是。”一个小伙子心急口快地抢着说了。
“你们两个打赌好不好。”这人戴着一顶新的鸭舌帽，心事沉重，不耐烦似地插了一句。
“好。如果是韦廷忠就怎样？赌什么？”大麻子不服气急得不等人搭腔就大声嚷道，“廷忠，闷葫——”
大麻子转过头去对捡粪的人喊叫的时候，小伙子捡到一颗豆子大的石子往他衣领放下，他脖子一缩，把话咽住了。
“马仔，你搞什么鬼！”大麻子站起来，抖抖衣服，石子掉下来了。他拿小石子正要给马仔报复，马仔却跑开两步，见他把石头往火里丢了，才又坐回原地方来。麻子严肃地对着马仔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惹起老子生了气，可——”
“算了吧。”戴鸭舌帽的人不耐烦地把别人的话给堵住了。外号叫作“闷葫芦”的韦廷忠来到火堆近边，看了看这几个人，迟迟疑疑地把粪箕放在—勉，挤进大家稍为让出的空位子蹲下，顺手拉过旁边的断砖头往屁股下垫着。这时他更是闷声不响伸两把手掌往火上烤了烤，用手背抹一下鼻子。大麻子望了望他说道：
“你怎么啦？跟这个天似的，又不晴又不雨？”
对方仍旧是不作声。
过一会，那位戴鸭舌帽的马殿邦问：。
“昨晚听婶娘说，你们今早要上山搬茅草，这时候还不去？”
“她爱去，自己去。”廷忠一句话把别人的口都给堵了，不愿拉扯这不愉快的话头。
原来韦延忠他家，割下两三车茅草在山上，照他的意思是打算用挑担挑回来的。老伴却嫌一担一担往回挑太费事，要他去跟旁人借辆牛车来拉两趟就完了。廷忠素性是宁愿自己吃点苦，也不肯向人赊借的人，为这事跟老婆闹不对劲，两口子又顶了嘴，茅草也不去挑了，此刻还窝一肚子闷气。
大麻子同相命的先生似的，端量廷忠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你们两口子老是好两天，坏两天，结婚时没请先生合过命吧？准是一个火命，一个水命，水火相克！”
“你们两个是什么命？”廷忠顶了麻子一句。P1-3
这本书稿的写作过程很长，从开始酝酿时算起，已经是七年前的事了。
那时自己刚刚结束了农村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回来，对于那场阶级斗争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迹，记忆犹新，很想用文字把它们记载下来。正好1952年冬，作协总会组织第二批作家分头下乡下厂和到志愿军中去深入体验生活。我也有幸参加那次活动，回到曾经在那里参加土改斗争的邕宁县华安乡，又同农民群众一起，搞了五个月的互助合作运动。1953年5月初才转到南宁郊区白沙，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一边继续深入生活，一边开始了这本小说的写作。
当时正是南方溽暑的季节，每天就在小小的纸窗下，对着发黄而多烟的煤油灯，顶着炎热和蚊蝇的烦扰，专心致志地和自己幻想中的人物打交道：分配他们工作，安排他们的命运，分给他们以悲喜。9月中旬，因出席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写作遂告中断。会后，工作岗位有了变动，创作假期就此告终，已经写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草稿，也只好搁置下来。
但，这些人物的影子却始终在脑子里活跃，不把他们描绘出来，总好像是欠了一笔债似的，精神上不免有个负担。
今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自己给自己许了愿：要把这未完成的东西继续写出来，作为一份礼物献给十周年大庆。这一愿望得到了组织的支持，得到两个月的假期，来到秀丽而宁静的桂林，先后在雁山和榕湖两个地方，夜以继日地把几年来经常活跃在脑子里的人物，涂抹在一张张的稿纸上。两个月过去了，全书三十个章节，二十余万字的初稿，终于在昨天午夜时分全部结束。
稿子写了出来，对作者来说，有如母亲生下了婴儿，喜悦之情是不待言说的；但，它将带给读者一些什么呢？它能否给文艺的花园增添一点儿色彩？这就不能不使我踌躇起来。
当然，这些人物和故事所以缠着我那么多年。使我那样执拗地非得把它写出来不可，无非是为了想通过韦廷忠这个人物从奴隶变成主人的这一翻身故事，使读者不但看到世世代代受剥削和被迫害的农民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跟地主进行了尖锐而复杂的斗争，终至获得了胜利；同时也看到各级干部怎样通过斗争的实践，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通过这段故事，也想让读者看到，在这新旧交替的时代，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通过与工农群众的同甘共苦，通过斗争和劳动的实践而得到了真理的启示，终于修正了原来的阶级偏见，精神上获得了新生；而少数腐朽以至反动的人物，终于成为时代的垃圾，被时代的潮流和革命的旋风所抛弃。
正如大家已从书上看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是在新中国开国之初。那些事情都曾为大家所熟知。几年来由于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深入，由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关心和培养，书中所描写的一部分人物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发展和提高，大家的精神面貌已今非昔比了。当年在屋边种下的树苗，今天已高出屋顶；当年的婴儿，今天已成了小学生；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是青年，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我现在之所以还给大家讲述这样一些往事，无非是感到：故事虽然是过去了，但它也许还能使读者从中窥见这一时代的步伐和一部分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道路。
但是。文学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者的主观愿望往往是有所距离的，就是说，作家未必能够那样熟练地运用他的艺术技巧，完美地表达他的主观愿望。因而这部小书能否达到上述的心愿，只有待于读者的判断了。
陆地
1959年6月3日记于桂林榕湖
一 本书的因果来历
那时节是新中国两周岁生日之后的一个冬季，我从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宣传科（处）长的专职任上，奉命到新组建的广西省土改工作总团二分团，挂职党总支委员和一中队的党支书、副队长，下派邕宁县十三区参加土改运动。二分团由省委宣传部牵头，会合党中央派来广西搞土改的全国政协、中宣部等中央机关干部和清华、燕京等首都大专院校师生，与广西省直机关干部、南宁师院师生混合编队组建而成。团长是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宏，副团长是北京来的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和著名戏剧家、国歌词作者田汉。除田汉、吴景超外，北京来的土改队员还包括了一大批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名流，有艾青、胡绳、唐明照、李可染、夏同光、张正宇、徐毓楠、赵德清、吴寄寒、王宗一、李又然、刘建庵、江定仙、安娥等。当时的十三区政府设于老口圩，管辖江西、乔板、永安、和安、灵湾、托洲、滩头、忠良、三乐、庙背、杨村、滕村和那扼岭等乡镇村屯。二分团团部驻扎在老口圩对河岸边一座名叫麻子畲的小村庄。村上有间小学校、一个篮球场，校舍和球场空地便于召开大小集会。在将近五个月的土改运动中，我与北京来的工作队员朝夕相处，从陌生疏远，逐渐变得熟悉亲近。尤其是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学生吕森、吴克俭、王大中、金再及、张秀楣、薛传钊等。他们风华正茂、个性鲜明、思维敏锐、视角开阔、语言生动，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天时，地利、人和，新天地使人流连忘返。燕京大三女生薛传钊临回京告别时刻，依依不舍地感慨：“真舍不得离开这块美丽的地方啊！”也许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句由衷之言，竟应合了先前也曾让我激动感慨的艾青家书里的那句诗：“不必给我寄寒衣，此地温暖无冬季！”不同凡响的两声衷曲深刻地触及着我的灵魂，最终竟是点亮我事后要写《美丽的南方》灵感的灯！
再说土改运动过后，当年11月中宣部为促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特意从全国各省以及中央直属各部委办，借调原本对文学创作有素的作家、诗人齐聚北京，给予一年创作假，好让各人拿出作品以领头示范。没想我也名列其中。所以能凑合上这次机遇，自忖是土改时有幸为田汉、艾青赏识，而向中宣部文艺局领导丁玲、林默涵推荐的结果？反正是广西省委奉了调令，指名要我上京的。在京和赵树理、艾青、孙犁、秦兆阳、李季、孙峻青等一批作家诗人一道集中学习政策后，随即分别下工厂、农村、部队，去油田、矿山，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体验基层生活。
难求的创作机遇，让我得到一年时间。1953年初，我成了当今的“前度刘郎”，重回邕宁县十三区，住进华安乡和安村一户邓姓农民兄弟家里，和农民群众一起搞互助合作运动；观察土改后农村社会呈现的新气象；体验农民分得土地后过上欢乐幸福生活的情景。半年过后，移居邕江南岸南宁近郊的白沙村雷姓农家，一边继续深入生活，一边动笔描绘土改运动那段难忘的历历往事。于是夜以继日，平铺直叙，粗枝大叶地让鲜活形象被干巴巴的概念盖过，文字倒写出不少，但情感瓜葛的微妙，故事穿插的细节，都未能编织得天衣无缝，使之成自然绚丽画卷而让人信以为真。光阴荏苒，一年将尽，书稿却未杀青。意欲借此机缘，告辞政坛，重归文苑，舞文弄墨，以酬夙愿。中南局宣传部刘祖春副部长闻讯，径自向中宣部申请，调我去武汉作协当驻会常委，然后下武汉钢铁厂体验生活，期待于我写出一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长篇小说，类如苏联当代名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样的作品。武汉真给广西发来调令，要我到职上任。岂料那年的广西省委宣传部长趁上京开会之机，亲自向中宣部请求：“陆地本系少数民族干部，不宜他调外省。”回头，又为我抚平去意，破例给我从省委宣传部的处长升职为副秘书长，不久又秘书长。这样一来，我个人的意愿只好服从组织的安排，未完成的书稿也只好束之高阁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无论什么长在我心里那都不过是官场舞台跑龙套的角色，倒是年来孕育于怀的小说人物，如同母腹中躁动的胎儿，日夜撩人，难免让我在专职岗位上分心。赶到反右风波之后，中宣部委派葛震来广西替补省委宣传部长一职的空缺。葛一到，见面即说：“临来，周扬同志嘱咐我，广西那儿有个陆地，延安鲁艺的高才，能写小说，多多关照，给条件让他写，发挥其专长。”紧跟大跃进风起，呼吁放文艺卫星，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这对我无异是久旱禾苗遇上甘霖！顺利获准创作假，得以在桂林榕湖饭店闭门命笔。从1959年4月初到6月中旬，终将1953年未完成的初稿，接连修补写成三十章二十三万字的长篇，书名《美丽的南方》，于1960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面世。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作协主席老舍大会发言，总结文学创作成果肯定了《美丽的南方》是一部佳作。可悲的是，当书畅销达十八万册之时，遇上“文革”浩劫，佳作无端成禁书！挨到“文革”过后，1979年天降福音，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给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致祝词，破除了“文革”强加给文艺创作的桎梏，使文艺的春天重回神州大地。至此，广西出版单位才敢从作家出版社租用《美丽的南方》的版权纸型，在印数十八万册的基点上再加印四万五千册，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陆地
2006年8月17日于南宁纬武路160号
《美丽的南方》是一部以广西“土改”斗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是现代著名作家陆地的代表作。小说是一曲发生在那个激情燃烧岁月里的关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礼赞，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变革的一幅宏伟悲壮的历史画卷。其中集合了爱情线、人物线、文化线、斗争线。爱情线中的几对恋人，具备那一代人的真实情感；人物线中的人物定位准确，形象丰满；文化线中增强了本土意识和广西特色；斗争线在敌我斗争的角力上下了功夫，反映在那个特定年代，革命知识分子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表现出的凛然正气，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一首命运交响曲。
陆地于创作的《美丽的南方》的历史背景：1952年，以谢芳春为团长，吴景超、田汉为副团长的省级土改第二工作团进驻广西，团部设在邕宁十三区麻子畲坡（今江西镇锦江麻子畲），随团进驻的有：胡绳、唐明照、李可染、田汉夫人、安娥、艾青、赵德青、张正宇、夏同光、江定仙等一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及时任广西省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陆地。工作团进驻后，与当地农民“三同”，先在心圩、陈东、陈西进行土改试点，随后在石埠的忠良、永安、和安、老口、乐洲、江西的杨美、同仁、同华、同礼以及坛洛、沙井、那洪、亭子等地铺开。多年后，陆地以此段经历作为题材，于1959年创作了《美丽的南方(精)》。小说反映了贫穷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与封建地主斗争，觉悟的提高和成长的过程，塑造了土改工作团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他们在与农民的共同生活中，经受了考验，在斗争的风暴中，思想和感情复杂的变化及思想的改造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