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花地》收入18篇以厦门为故事背景地的小说，是作者蔡伟璇以观察者与思考者的身份，对当下现实生活进行冷静审视，对生活敏锐细致观察的结晶。小说所涉及的生活领域宽阔，所涉及的人物形形色色，文学性与可读性并重。值得一提的是，在厦门随处可见的“凤凰花”这个意象，多次在这些短篇中出现，并且在这些小说中每一次的出现，都不仅是单纯的一个物象，也是作者赋予笔下的故事与人物某种精神特质的一种重要写作手段——深受文学界评论界好评的写作手段。

蔡伟璇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短篇小说集《凤凰花地》收录了作者近几年发表在文学刊物的十几部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反映的生活领域宽广，塑造的人物形象多样，其中包括官员、普通教师、退休干部、村民农妇、社会青年等等。作者总能从人物行踪的蛛丝马迹，发掘出人物性格的内在隐秘，作品常常平中出奇，常中见异。

正文

 开红花的凤凰木

 好人平安

 老妈

 不识真颜

 手镯，手镯

 飘逝

 家风不像风

 我的福丫

 白茉莉，红凤凰

 股王的一天

 老杨

 后来

 你会回来吗

 两笼鹧鸪

 谁是我再婚的选择

 我爱小蝶

 情尽缘未了

 林洋和白小凤的木麻黄

附录

 日常的颓败与信心

 探寻精神世界与现实生存的双重困境

开红花的凤凰木

我家临着宽阔的人行道的店面，原来面目庸常，但在多年前门口植下一株凤凰木。长到如今，这棵凤凰木虽没有虚张声势的伟岸与高大，却也有粗实的主干、遒劲的枝丫和绿云般婆娑的冠盖，并且在每年的四五月，次第开花，最后绿云般的叶子几乎消失殆尽，转成一树灿若云霞的凤凰花，使得这一片小天地，摇身一变，绮丽迷人得像个盛装的新娘。

这个店面，因此，即便不在凤凰花期，看上去也黏带着一些灵气，隐含着某种情调，因而，变得很不凡常，变得不容小觑。因此，就有人来慧眼相中，租下，装修装饰，开出咖啡馆。

我闲时常去咖啡馆里与老板娘一道闲看街景聊点闲天。我的文友们找我来，便习惯地先到这咖啡馆里来打探一下，见不着人，才往后面我家里寻去。后来逐渐地，文友们把这咖啡馆当了聚会的地点，因为在这里好碰头，间或可以奢侈地品杯咖啡，老板娘也不反对大家把这里当文艺沙龙，还热衷于旁观笑容浪漫地盛开在每张文友脸上的场景——不知这是因为老板娘本身潜藏着的文艺细胞使然，还是这对于白天相对清闲的咖啡馆也是一种人气。这其中，最常来的，是当时在我们滨海市信访局上班的邱红以及写诗的许不多和柳絮。

那时我正热血沸腾地在几家报刊写专栏，业余时间里，邱红也跃跃欲试地在报刊专栏上拼命画画。邱红虽不是美术科班出身，未受过正规专业训练，但他的画如山野天然草木，蓬勃无拘，自然清香，这正是许多成名画家所缺乏的，因此刊物愿意用他的画作，常来与他约稿。我想把给报刊专栏写的文章收成一个集子，就邀那时差不多要破茧而出的邱红为我的作品集画插图，他欣然应诺。因此，我们有一阵子，不时凑在一处讨论我的书稿他的插画。

那时的邱红，推得短茬茬的平头，像养护得规规整整的绿草坪，眼睛则像草坪边上用来浇灌草坪的两潭子碧清深邃的水。一笑，一口白灿灿的牙花，激情地盛开在络腮胡茬刮得精光铮亮的类似婴儿肥的圆圆的下巴上，清爽中带一点干干净净的稚气，看了让人身心澄澈，无法藏污纳垢。邱红每来找我讨论插画，我便借了咖啡馆老板娘欧式风格的茶桌椅子，搬到门口的凤凰木下，借天然景物，汲悠然清风，与他泡茶切磋。

那时正值初夏，暖阳和煦，清风徐徐，开始喷红吐丹的凤凰木，既用它绿云般的冠盖，热情洋溢地撑出一把蓊郁轻盈的大伞，为我们遮蔽头上过于强烈的光线，在我们在树下清饮，谈文，论画时，又不时风雅地委派红灼灼的花瓣，飘然落下，悄声细语地加入我们的谈论，缤纷我们的茶桌，旖旎我们一呼一吸的空气。

邱红那时还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我们在树下茶桌上热烈讨论，互启心智，激情碰撞。有些不属于他那年龄段的人物故事，只要我稍一说明，他便明了，很快用简洁的线条和光与影构成的画面，准确地把人物心理的幽微和事件的复杂恰当地表现出来。他每次见我对他的画作呈惊喜之色，就会在一旁喜悦得眼睫毛密集地一眨一眨，每一眨就扬起一片光亮。

凤凰花在我们对一本新书的共同探究中，愈开愈明润。我们活跃的思维和不倦的谈论，仿佛正是滋’荞它的阳光、空气、水和肥料。因此，这一年的凤凰花，红着那种艳闪闪的有灵魂有气质精神抖擞的特别的红。

我们这样怡然的聊天中，间或也会有点不愉快的插曲，就像晴好的气候中夹杂的阴雨天，那是邱红说起单位人事的时候。邱红几次跟我说到比他后进科室的几个同事，通过各种神秘通道，年限一到，即升职，有的如今已官至副处，只有他兢兢业业地原地踏步，给比他晚进科室、升职比他快的人跑腿当孙子。每谈及此，邱红那盛开在胡茬刮得干干净净的圆满下巴上的白灿灿的牙花，就会立即衰萎下去。这时我既为他无能为力难过——我明白在机关里上班，一个没有半点背景，没有一线人脉的人，要受多少气遭受多少屈辱；也为他深感惋惜——公务员格式化的早八晚六，假大空的文山会海，不消几年，就能吞噬掉他身上的所有艺术细胞，让他的画家梦，彻底成为一个梦。不过，对于后一个想法，我多半无语沉默，一个人可以怀揣梦想，却必须现实地活。

正在这时，姚娆来了，她从外市调来我们市文联。

P1-3

一生做好一件事

认识蔡伟璇是在鲁迅文学院，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们在写作上有过多次的探讨和交流。

蔡伟璇给我的印象是直率坦诚、快言快语，对创作抱有执着与热情。她在鲁院创作的四个短篇小说，后来都陆续发表在《北京文学》《山花》等刊物上。这四个短篇代表着她目前对小说的认识与现有的水准，也是她从散文转向小说创作的阶段性收获。在鲁院跟学员们交流时，我曾希望他们要做到：在创作上要自我设置难度，对生活要有自己的见地，尽量不要重复别人，在语言上要有较高的辨识度。

最近她发微信说，准备把最近几年发表在文学刊物的十几个短篇小说结集出版。这些短篇，生活领域宽阔，人物形形色色——权势官员、农村黑势力、公务员、普通教师、文化人、小资女人、退休妇女、村民农妇、社会青年……我想这与她有过几种工作经历与丰富生活阅历有关，也与她敏锐与细致的观察研究有关。

蔡伟璇在鲁院学习期间，经常和我辅导的另外几个学员一起聊天。我们随意交流，漫无边际，其中有对文学不同看法的碰撞，也有超出文学范畴对变革中的复杂社会与现代人的丰富形态的议论与感叹——面对这些，蔡伟璇常常会即兴发表一些“真知灼见”。从这些看法中，能感觉到她比较开阔的阅读与视野，这也可从她发表的小说中得到印证。

几年前她发表在《福建文学》上的小说《两笼鹧鸪》，选取中国乡土社会转型期作为切入点；《股王的一天》中无论是对股票市场的分析还是对炒股人士的心理描写，都十分在行；《开红花的凤凰木》是对当今各行各业的文化人的生存困境的描写；《白茉莉，红凤凰》对人性进行了探究与叩问，也是对官场生态及其人格分裂的剖析；《谁是我再婚的选择》是对道德、道义以及男人的灵与肉的深入分析；《好人平安》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形象的颠覆，并分析其复杂性格产生的制度根源；《老妈》是通过对人物心理和日常琐碎细节的冷静绵密的叙述，把笔触伸向老年妇女的精神领域，对中国人大多靠“孝”来解决养老问题提出大胆的质疑……这些小说，我看到她正在超越一般的写作女性，努力以一个观察者与思考者的角度对当下现实生活有自己冷静的审视。

蔡伟璇是一个注重小说可读性的写作者，在《手镯》中，一只至纯至洁的祖传手镯，历尽现实各种污浊之事后，却有了一个十分意外又合乎情理的结局。在《好人平安》里，一个小人物面对现实境遇，峰回路转，既写出写作者的现实经验和思索，又让读者愿意跟随作者一路不停地阅读。《白茉莉，红凤凰》这篇小说，在对人物事件的浓墨重彩铺陈之后，以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结尾结束。这些小说人物的结局与命运多在戏剧性的高潮之后——这种欧·亨利式的结构方式，这种跌宕起伏的故事性与其相应的可读性，都是她对自己心仪的文学方式的一种认识、理解与选择。

蔡伟璇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凤凰花”，比如《两笼鹧鸪》《白茉莉，红凤凰》《开红花的凤凰木》等，这是她在厦门的生活印迹。凤凰花这个意象每次在她的作品中出现，都不仅是单纯的一个物象，也是她赋予笔下的故事与人物某种精神特质的一种重要写作手段。

对于蔡伟璇来说，写作是一种热爱和坚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在为生活拼尽其力的同时，偷得浮生半日闲——她的这种“偷闲”的写作方式，尽管使其小说产量不高，但她依然秉承慢工出细活的原则，因此，这是值得肯定与鼓励的。

蔡伟璇经常以池莉的“一生做好一件事”来自勉，在工作、家务之余，将自己交给文学，交给这件唯一值得并愿意去做的事。这便使她有了三本散文小说集和这本短篇小说集。

这让我们有理由对蔡伟璇以后的写作抱以真诚的期待。

宁小龄

2014年冬于北京

（序者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

蔡伟璇的小说，主写凡人小事，多为平实叙事。但因她总能从人物行状的蛛丝马迹，发见和剔抉人物性格的内在隐秘，作品常常平中出奇，常中见异。这种具有透视功效的审美感知能力，是她小说写作的杀手锏，也是她借以赢人的拿手戏。

——白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