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几项没有完成的写作计划，《中国文学史》是其中之一。留下一部教学讲义，题为《汉文学史纲要》。他的讲演记录《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文学的演变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实际上也具有文学史的性质。另外，鲁迅在一些短篇文章里，从不同角度谈到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各种问题的看法。本书就是将上述内容汇集在一起编成的。
关于《汉文学史纲要》的书名，需要做些解释。1926年下半年，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为此编写了一份讲义，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似有匹配之意）。此讲义留有完整的手稿和油印本，共十篇，从《自文字至文章》到《司马相如与司马迁》。1927年3月l曰至4月中旬，鲁迅在中山大学再次开设此课（因故中断），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鲁迅全集》时，编者将此讲义改名为《汉文学史纲要》，1981年版《鲁迅全集》沿袭了这一名称。
这里有一个问题：所谓“古代汉文学史”，此处“古代”是指狭义上的古代，即汉以前的时代呢，还是指广义上的古代？所谓“汉”是指汉朝呢，还是指汉族或汉语？郑振铎显然将这一名称理解为“古代汉族（或汉语）的文学史”，他于1958年发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鲁迅先生的《汉文学史纲要》“虽然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却是杰出的。首先，他是文学史上关怀到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的第一个人。他没有像所有以前写中国文学史的人那样，把汉语文学的发展史称为‘中国文学史’。在‘汉文学史’这个名称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在做这样的理解时，把“古代”二字省略掉当然也是可以的。而郑氏正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人之一，所以《汉文学史纲要》的定名很可能出于他的建议。然而鲁迅讲义的内容却正如郑振铎上文所说，“只写了古代到西汉的一部分”，所以很可能“古代汉文学史”只是指古代和汉代的文学史，而并无郑氏后来阐释的那种深意。倘如此，则“古代”二字就不能省略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将本书的名称回改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又有人主张仍用鲁迅最初所定的名称《中国文学史略》，我觉得后一种方法可能更清楚些。况且，1938年版《鲁迅全集》又正是根据鲁迅以此定名的手稿排印的，在版本学的意义上也更合乎规矩。至于我们这里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名，则是遵从目前的惯例，以免引起普通读者理解上的混乱。
作为文学史来看，鲁迅此书是部未完稿，他自己是不满意的。1926年12月19曰致沈兼士信中，鲁迅说到“文学史稿编制太草率”“挂漏滋多”，打算“稍积岁月”，加以“修正”。鲁迅的话当然不只是自谦而己，但在中国人开始撰写文学史不久的20世纪20年代，这部仅编写到西汉武帝时代的简略讲义，仍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中许多看法对后来的文学史编写者也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从清末到“五四”前后，是一个怀疑精神盛行、传统学术受冲击很严重的时期。康有为的“春秋公羊学”说起来是走今文经学的路子，“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之正”，实际上为了达到变法维新的政治目的，不惜随意抹杀经典文本的历史价值。他好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对促进疑古思潮起了很大作用。“五四”前后，在西方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刺激下，对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不信任态度更有进一步上升的态势，顾颉刚把禹当作一条虫，可以算是一个特具形象感的例证，而类似的情况别有若干。在文学史领域，胡适的《国语文学史》（1922年有石印、油印本，后由黎锦熙改订增补，于1927年排印出版，是《白话文学史》的前身），对整个中国文学做一种“二分法”的基本判断一一模仿的古文传统史与创造的白话文学史，认为前者是“死文学”的历史，后者才是“活文学”的历史，从而一笔勾销了大量传诵久远的作品的存在权利。胡适的出发点是为了抬高白话文的价值，建立其文学“正宗”的地位，为此他同样不惜动摇传统学术的基础。
P20－23
胡适《白话文学史》导读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前言
钱穆《中国文学史》课堂笔录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前言
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序
一个作为学者的张岱——《张岱研究》序
《中国文学史品读》序
天才诗人的毛病——《天生我材必有用：黄玉峰说李白》序
从诗走进禅，一路好风光——《诗里特别有禅》序
关于格言——《人生三味》序
《钟文》卷首语
《简明中国文学史》自序
《文学与情感》引言
《世说新语精读》导论
《游金梦》序
《美丽古典》初版序
《美丽古典》重版序
《中国大文学史》序
《文史论荟》序
《陈代诗歌研究》序
《世说新语会评》序
《隋唐文选学研究》序
《徐渭诗歌研究》序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序、后记
《情商中国》序
《朝鲜半岛：地缘环境的挑战与应战》序
《世道人心说西游》序
《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序
《闻道长安似弈棋》前言
《老庄随谈》引言
明中叶江南才士诗——《纵放悲歌》总论
很多人读书喜欢先仔细读一遍序言，我也是。
在这类文字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全书的简要介绍，还能获得关于作者的一些重要信息。读书也是跟作者相识的过程，我们希望在正式对话开始之前，对对方有所了解。开卷惊喜，如逢故交，或气息不对，就此别过，都是常有的事情。
应梁由之兄的建议，我把自己写下的大多数序文收录在这本集子里。
如果简单分类来说，这里面首先有一类是应出版社之约，为学术前辈的名著所写的介绍与评议。鲁迅、胡适、吴梅、钱穆、刘大杰、陈子展，还有我敬爱的老师朱东润先生，这些名字光彩烨烨。他们的著作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深重的印迹，同时也留下争议和问题。我用很认真但并非惶恐仰望的态度来说这些书，来龙去脉，力求清楚，是非得失，力求中肯，希望对年轻的朋友有所帮助。同时我也坦然地说，我说朱先生的事情跟说别的有所不同。
第二类是为朋友的书所作的序。这里面有好几位本来是我的学生，将博士学位论文作为专著来出版。但毕业了，我都视为朋友——古人所谓“分庭抗礼”。这些序文回头读起来有很多感情上的牵连。学生的论文，导师参与程度视情形不同而有深浅，但总是相伴而行，共同经历一个忧喜交杂的过程。汪涌豪、陈广宏有一本关于游侠的书我也写过序，没有找到，当然也未曾费力去找。两位现在都名头不小，涌豪还做了上海什么评论家协会的主席。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读本科时的样子，真是少年才俊，风流倜傥。
而尤其让我慨然长叹的，是重读为胡益民两本书写的序。益民原是安徽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始终是农家子弟的气息，极淳朴，极用功，在学界卓有声誉。我跟益民来住不多，但自觉交情匪浅，所以他让我写序我坦然应之。但两年多前益民去世，我竟一无所知。益民自嘲“吃饭太多，读书太少”，在一篇序中我谓益民：天地渺茫，一身漂泊，得饭吃得读书之乐可也，毋计多少。如今只能说给自己听了。
再有一类是为自己的书所写的序。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就本性而言，我只喜欢读书而不喜欢写书。但总还是不停在写，因为人总是身不由已。这里有人情的缘故，亦有稻粱谋。我于读书本是随兴，无甚规矩，讲课时或漫衍无边，往而不返，所以写东西自然也是驳杂。不止一次，有做出版的朋友说要收罗我写的所有的书，印成文集系列，使我大为吃惊。不过，有人喜欢我写的文字，这个我是知道的。把这些序印在一起，也算是向这样的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这个序跋集的名字叫《走进文学的深处》，只能说是自勉吧，非敢标榜。但文学对于我实有特殊的意义。小时家贫，衣食为难，无所娱乐，但幸好上海这地方不难找到书。那时只有旧书店允许在店堂里读书，大概从小学四年级到“文革”爆发的三四年间，我读遍了上海所有的旧书店。借到书，为了逃脱家务、避免被大人指责，常常是躲在自己家与邻居之间窄小得只容孩童身躯的夹缝里读。在这样的夹缝里，我读雨果，读巴尔扎克，想象巴黎的塞纳河、圣母院、拉丁区，心思飘摇到很远。就是到后来，我还是喜欢在深夜里一个人读书，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鲁迅的《野草》一类。我自己觉得非常能理解庄子《逍遥游》所拟想的场景：种一棵不中绳墨、一无所用的大树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其下。
《走进文学的深处（精）》录骆玉明教授撰写的各类随笔三十多篇，其内容或是陈述个人作品的主旨、创作的经过，或是对同道、朋友著作的点评……对学界中人的恳切情意，对学术的热忱态度，对人生思想的感悟，在字里行间闪现。这些文章，有曾经发表过的，也有首次面世的，文字既华丽典雅，又言简意赅，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独特情思。
文学就其主要特征来看，可以说它是人类情感在语言形式中的呈现。文学本质上是基于感性的，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和生命本真密切关联．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质、创造其自身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
《走进文学的深处（精）》由骆玉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