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亚当·斯密两部传世经典之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中外学界一直对此有许多误解：为什亚当·斯密写了强调同情和利他的《道德情操论》，又会写出假设人都是利己的《国富论》？中国经济学家、经济思想史家晏智杰，积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对历来或当下人们对亚当·斯密观点有误解的地方，据实予以了澄清。《晏智杰解读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娓娓道来，为你拨开迷雾；解读，令亚当·斯密的思想不再艰涩！

亚当·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然而，对于为什么强调同情和利他的《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会写出假设人都是利己的《国富论》，中外学界对此有许多误解。《晏智杰解读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集作者多年研究亚当·斯密之成果，通过深入浅出地讲述亚当·斯密著作的历史背景、基本框架和思路、主要论点和论据，以及历史或现实意义等，对历来或当下人们对亚当·斯密观点有误解的地方，据实予以了澄清。而对一些难点或比较陌生的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的讲解。权威解读，令亚当·斯密的思想不再艰涩。

致读者

引论 亚当·斯密：时代与人生

《道德情操论》导读

 绪论 《道德情操论》的创作与出版

 第一卷 论行为的合宜性

 第二卷 论优点和缺点，或报答和惩罚的对象

 第三卷 论我们判断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基础，兼论责任感

 第四卷 论效用对赞同情感的作用

 第五卷 习惯和风气对有关道德赞同或不赞同情感的影响

 第六卷 论有关美德的品质

 第七卷 论道德哲学的体系

《国富论》导读

 绪论 《国富论》的创作与出版

 专论 《国富论》在中国

 第一篇 第1—4章 分工论、交换论、货币论

 第一篇 第5—7章 价值论、价格论、市场论

 第一篇 第8—11章 收入分配论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积累及使用

 第三篇 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第四篇 批判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第五篇 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关系

 驳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

“亚当·斯密问题”？

结束语 亚当·斯密的遗产及其现实意义

《道德情操论》的创作与出版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初版于1759年，他当时在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1761年增订再版时他仍在该校；1764年初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该书第三版(1767年)、第四版(1774年)和第五版(1781年)与第二版并没有多大区别。第六版于1790年斯密去世前不久问世，这一版包含了大量增补和其他一些重要改动的内容。

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

亚当·斯密1751年应聘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一职。1752年，在哈奇森博士的直接继承者托马斯·克雷吉教授患病离职后，斯密接替克雷吉教授的席位，讲授自然法理学和政治学，随后改为讲授道德哲学。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十三年，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成果的岁月。

关于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的内容和特点，斯密的挚友、爱丁堡大学数学教授(1772年)和道德哲学教授(1785一1820年)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中，转述了斯密的另一位学生和好友、格拉斯哥大学法学教授约翰·米勒所作的说明，这些说明是迄今人们对斯密这段经历所能知晓的最权威和最详细的记述了，这些叙述表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来自他的道德哲学讲义，我们不妨全文引述如下：

“斯密在这所大学先是担任逻辑学教授，不久他就发觉有必要很好地修改他的前任所执行的教学计划，引导学生去研究比经院式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更有趣、更有用的本质问题。因此，在概括论述了人脑的机能，以及尽量详细地介绍了古代逻辑学以满足学生对这种人为推理方法(以前的学者往往把全部精力都用于这方面的研究)的好奇心以后，他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教授修辞学和文学。解释和说明人类各种精神力量的最好方法——形而上学的最有用的部分——来源于用语言来交换我们思想的几种方式的考察，来源于对那些能加强信念和增添风趣的文学创作的各种原理的关注。有了这些艺术，我们所察觉和感觉到的一切事物，我们精神上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清晰地用加以区别和牢记的方式表达和描述出来。同时，对初次接触哲学的青年人来说，再也没有哪一种学问比这更适合于他们去掌握自己的兴趣和感情了。

“非常遗憾的是，斯密在这门学科上的演讲稿在他去世前被毁掉了。第一部分，就结构而言，是非常完善的，全篇显露出斯密强烈的兴趣特征和创新性的天才。由于答应学生做笔记，因此这些讲稿中的许多言论和见解，要么在分散的论文中加以详述，要么在后来问世的全部文集内占有一定的篇幅。但是，可以料到，那些笔记往往被掺杂其问的大量的老生常谈弄得面目全非，已经丧失了原作者所具有的独创性风格和特色。

“大约在当逻辑学教授一年之后，斯密被选任为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他把这门课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神学。在这里，他考察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上帝的特征，并考察了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行的各项原则。第二部分严格地讲是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他后来发表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些学说。在第三部分，他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与正义有关的那部分道德学。这部分道德学可以得出明白而精确的法则，因而能够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论述。

“在这个题目上，他似乎遵循了孟德斯鸠提出的方法。在公法和私法两方面，从野蛮时期一直到文明时代，他竭力追溯法律的逐渐演进过程，指出这些法律在有助于社会运行和促进财富积累方面的影响，以及如何相应地引起法律和政府的改善和演变。他曾打算把他在这方面花了很大力气研究出来的成果公之于众，这个意图，在《道德情操论》的结尾部分也曾提到，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

“在他教课的最后部分，他考察了那些并不建立在正义原则上的、而是以权宜原则为基础的行政法令，并考察了那些以促进国家的富裕、强盛和繁荣为目的的行政法令。他从这种观点出发，考察了与商业、财政、宗教和军事建制有关的各种政治制度。他在这个题目上讲授的内容包含着后来以《国富论》为题出版的著作中的主要思想。

P3-4

当此“亚当·斯密著作热”在中华大地不断升温之时，我有幸应华夏出版社之邀，以此书同大家一起研读亚当·斯密的两部经典之作，希冀对读者有所帮助。《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科学价值早已被实践所证实，它们对今日中国之鉴之意义也日益彰显，因此，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现在研读这两部著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富有教益。

本书力求深入浅出地说明斯密著作的历史背景、基本框架和思路、主要论点和论据，以及历史或现实意义，等等。遇到一些难点或比较陌生的地方，不妨有所停留，多加一些解说。遇到历来或当下我以为对斯密观点发生误解之处，则努力据实予以澄清。我的解说未必见得完全妥当，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亚当·斯密学说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毋庸置疑，只有系统地通读这两部著作，方能比较全面地领会和把握其精神实质。如时间有限，也可按“阅读建议”选读其重点篇章，以得其要领。“两论”之中，哪本先读，哪本后读，倒没有一定之规。本书基本上是按照原著的篇章逐步推进的，故可参照原著目录寻阅相关内容。

亚当·斯密的遗产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亚当·斯密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体系的创立。这一学说体系，彻底否定和批判了重商主义(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总结了当时先进生产方式(工场手工业)的基本经验，吸收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提出了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以公私利益协调论为支柱的市场经济论，和以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为主要诉求的政策主张。这套理论和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并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而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具有先进的生产方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占有看似无限的国内外市场的空间和潜力，是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成功实施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两个基本条件和支柱，也是亚当·斯密学说体系这面旗帜在历经多次经济危机而不倒的根本原因。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基本条件和支柱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终于酿成了空前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宣告了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的破产，同时也结束了斯密经济理论的支配地位，显示了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

亚当·斯密学说对重商主义是一种否定，取亚当·斯密学说而代之的凯恩斯主义，则是否定之否定。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斯密学说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则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国家干预主义。第一个否定是历史的进步，第二个否定也不例外。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并没有到此终止，凯恩斯主义因为不能应对新的挑战而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和批判，以至于最终形成了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融为一体的新的经济学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主张“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都得有、两手都得硬的经济学思潮和体系。

这种历史发展演变的事实提醒我们，切不可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定于一尊，事实上它只是近现代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尽管是极其重要的阶段，但它毕竟不是全部。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发生了这些巨大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市场经济学说的核心却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被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了。这里说的就是斯密关于市场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使公私利益得以协调的制度的观点，这是斯密市场经济理论的“硬核”。至于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形成这一“硬核”，在斯密看来，那是同人类特有的“交换倾向”密不可分的，而这种倾向又同人的本性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本性在斯密看来既非单纯利己，也非单纯利他，而是合理利己和高尚利他的结合。不难理解，如果一种经济制度能够这样紧密地同人的本性结为一体，其生命力当然也就与人同在了。

市场经济的环境和条件一直在变化。市场的范围和容量，经济体的实力，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持币以随时应对交易、投机和谨慎之需的“灵活偏好”，市场价格水平和社会就业水平，等等，无一不处在动态变化之中。动态变化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态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然而，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公私利益协调的机制却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被凯恩斯从过去局限于“微观”层面进而扩大并应用到“宏观”层面了。在凯恩斯看来，长期萧条和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总供求失衡，更准确地说，社会总需求不足，因而摆脱萧条和危机的出路在于提升社会总需求，以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而供求均衡正是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主张，他们没有想到和看到的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微观层次的供求均衡发展到一定限度，居然会造成宏观层次的供求失衡。凯恩斯看到了这一点，从理论上作了论证，并且提出了一套应对之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经济学不是对斯密经济学的否定，反而本质上是对其核心思想及其基本框架的继承和发展。

挣脱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羁绊，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我们所期待的和要求的是什么？我以为，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个公私利益相协调的机制；而难以实现这种协调，总是供给不足和短缺，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之所在。既然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实现公私利益的协调与结合，就是一项必须实现的目标和任务。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制度不是达此目标的有效途径，而市场经济体制则不然，其道理(无论是历史根据还是逻辑理由)早已包含在斯密的市场经济论中，它的真理性也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经济学对于我国进行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本方向的改革开放事业，仍然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一百年不动摇，应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选择，至于具体的政策举措，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的原则应该是，在资源配置上要让市场起决定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要的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这两手都得有同时又都得硬。

第二，亚当·斯密对人类文明所做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他提出的道德情操论。提出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倡导和遵循怎样的道德规范？面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的社会现实，面对传统与时尚等各种思想和倾向并存的混乱局面，斯密以其坚定的立场、敏锐的观察、深邃的思考和鞭辟人里的分析及论证，摈弃了貌似高尚的单纯利他主义传统说教，鞭挞了极端利己主义歪风，树立了构成其道德情操论基础的“合宜美德论”。这种美德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和谐：当事人与旁观者感觉的和谐，个人与集体感觉的和谐，个人情感与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和谐，还有个人自己言论和行为的和谐，等等。与此相适应的美德应当是：和蔼可亲和令人尊敬，正义和仁慈，良心和自尊，等等。这种和谐及美德在斯密看来既是市场经济之需要，又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对公私利益的协调与结合。

至于这种“合宜美德论”的最终根源，在斯密看来还是在于人的本性，即合理利己和高尚利他的结合，两者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一个具有完美德行的人；这种原始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又是在日后生活和成长过程中逐渐养成和不断充实并提高的。毫无疑问，这种基于人的本性又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美德论，既体现了对个人合理要求的尊重，又树立了为国为民的高尚目标，代表着一种既切合实际又保持先进的精神追求，是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所以，自它问世以来，两个半世纪过去了，仍一直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接受和欢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像我国这样刚刚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与现代文明逐渐接轨的国家的民众，一旦接触到斯密的《道德隋操论》，也会深感其同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富论》一样精彩，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进一步说，构成斯密“两论”共同基础的人性论，还体现在他对经济所有权、经济运作方式、收入分配以及道德规范的统一理解之中。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他所揭示的生产、交换和收入分配规律是“自然而然”的，他所揭示的道德规范也是“自然而然”的。所谓的“自然而然”，在斯密那里，就是合乎客观规律，而合乎客观规律必然合乎人性，客观规律性和人性在斯密学说中高度统一起来了。

斯密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富论》，上册，第115页]斯密对资本所有权之神圣不可侵犯的强调，更是无以复加。在他看来，除了劳动以外，资本就是增进财富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了，资本数量、投资的顺序、投资的领域等，直接决定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数量及水平。他认为，劳动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都是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必须加以保护和尊重。唯有土地所有权应该加以否定，因为它是世袭的、垄断的，不是劳动和资本积累的成果，是不自然的、不合乎人性的。同样道理，抢夺与偷窃，不是人的属性；将单纯赠予奉为圭臬的仁慈，尽管高尚但并不现实，只有等价交换才是自然而然的、合乎人性的；另一方面，只有自由竞争、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才是自然而然的、合乎人性的，而垄断，无论是国家垄断(重商主义)还是私人垄断，都是不自然的、不合乎人性的：垄断阻碍生产领域和市场价格的竞争，妨碍技术进步，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发明，不利于竞争性市场价格的形成，还会加大垄断者和广大民众的收入差距，等等，应该尽快予以取消。斯密赞成北美殖民地独立，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生产经营和贸易的垄断与控制，极不利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不合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至于收入分配，在斯密看来，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利息是资本的报酬，利润是企业家的报酬，而且高低多寡，各有其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合乎规律，也合乎人性。唯有土地地租例外，它是依靠对土地世袭垄断而取得的不劳而获，是对劳动生产物的第一个扣除，它以谷物高价为前提，从而与社会其他各个阶级的利益相冲突；它以土地垄断为条件，阻碍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利于技术进步，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利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使商品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相接近，等等。总之，土地垄断和地租同发展经济的客观规律相违背，与利己又利他的人性格格不入。

在道德领域，斯密大力倡导自由平等，不承认任何权威，只认同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合宜”才是美德，在这个标准面前，人人平等，名誉、地位、财富等都被视为身外之物，不足挂齿，不管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富商巨贾、平民百姓，一视同仁。同样，面对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学说，任何行业、任何人，不论地位高低，不管出身贵贱，人人平等，都得接受是否是财富创造者的检验，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标准，也是一个道德尺度。斯密提出这些学说该需要何等勇气！在固守旧传统者看来，这既违背以往的常理又显得残酷无情，然而，斯密学说毕竟符合时代潮流，它被历史和现实所接受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我想说，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坚持和谐共享的道德规范不动摇，坚持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相统一不动摇，应是我们从亚当·斯密著作中汲取的最宝贵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