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主义”的两大表征
梁山大军是由不同的多个山头的武装汇集而成的，粗粗估算一下，就有二龙山、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等多个组织，还有后来加入的将官集团，而即便是晁盖三阮他们，也并不是梁山的最初班底，他们是打破了梁山原大头领王伦的地域垄断，后来而居上的。即使不把汇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暴力和血腥考虑进去，这些来自不同山头和地域的人们，身世、素质各异，观点和立场也千差万别，加之权力分配中必然的不均衡，要让他们万众一心实在是戛戛其难。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儒家一直教导人们去做“喻于义”的君子，而不要做“喻于利”的小人，可是儒家的这种教化是和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统治阶级中的上层精英们已经鲜有人愿意向“下民”表现弃利就义的一面，又怎能指望下层阶级舍生而取义呢？更何况是在本来就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江湖社会。是的，江湖社会的确爱把“义”字摆在很高的位置，动辄就是“不要伤了义气”云云，但江湖中人讲“义”的前提是后面有“利”的支撑，“不要伤了义气”的潜台词是：一旦伤了义气，便会对当事双方造成利益上的损害。正如我前面在《晁盖与宋江》一文中分析的，宋江“担着血海般关系”要给晁盖报信，让其逃脱官府追捕，好像是讲义气到了极点，但那实际上也是一笔有望获得丰厚回报的义气投资。
行走江湖，当然得遵从江湖的规则，要把“义”字挂在显要的位置，但如果做起事来却不知义和利孰轻孰重，那多半是要坏事。梁山的两大头领中，晁盖迷信义气，对赚他上当的两个和尚都毫不相疑，结果枉送了性命；而宋江知道“义”未必管用，常常辅以权变，因此总能成功。然而宋江的成功后面，却也有很大的代价，这就是“山头主义”在梁山的隐然成形。晁盖时代，梁山纯以义气相号召，因为单纯，扩张也不迅速，宋江时代，讲求实用，扩张迅猛，却也种下了“山头主义”的祸根。
梁山上的“山头主义”有两大表征：
首先表现为，好汉们对事业的忠诚转移为对个人的忠诚。大略说来，宋江上梁山后，在这个庞大的组织中间，就有这样几个“山头”：以晁盖为首的，其班底就是昔日一起劫取生辰纲的刘唐和三阮；以卢俊义为首的，可惜其班底似乎只有燕青一人，所以总无法与其他山头争胜，遇事不得不以忍让为先；以鲁智深为首的，其班底是武松等原来二龙山的一批人马，他们声威颇盛，反对招安时一齐上阵，宋江也要顾忌三分；独立派系的，有林冲、朱仝等人；除此之外，像桃花山、黄门山等，因其力量薄弱，无法“自成一军”，于是只好拣最粗的腿抱，似乎都不妨归为宋江一派。
山头主义者往往自成一个小圈子，而在圈子内部，又有各自尊奉的领袖。领袖的地位一般都是自然形成的，要么曾经共过患难，要么当下在权力分配盛宴中有话语权，前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因素，主要立足于一个“情”字，后者则是现实的因素，主要立足于一个“利”字。在“情”和“利”的双重刺激下，山头主义者对这个领袖的忠诚，常常是超过一切的。燕青在宋江大军征讨方腊大获成功后决意退隐，知道他这个决定的人只能是卢俊义，聪明的燕青也只会把他预见到的险恶告诉给卢俊义一人，因为不论世事如何变幻，在燕青看来，故主始终是他最尊敬最信任，也唯独值得他卖命的人。晁盖在曾头市中了毒箭，书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却得三阮、刘唐、白胜五个头领死并将去，救得晁盖上马”，而“燕顺、欧鹏、宋万、杜迁只逃得自家性命”。拼死救晁盖的还是他过去劫生辰纲的原班人马，燕顺等人在他们的“山头”之外，既没有“情”的激劝，又无“利”的诱导，他们怎么可能为晁盖拼命呢？
基本可以判定，“山头主义”是宋江上梁山后才日渐滋长的，那么宋江对山头主义的态度如何呢？从书中所写事实上看，宋江即使讨厌山头主义，而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在默许甚至纵容山头主义在梁山泛滥。这就是梁山上的“山头主义”的第二个表征：领袖对下属的区别对待和使用。虽然梁山群雄都叫宋江“大哥”，宋江对他们也一律呼为“兄弟”，但兄弟还是有亲疏之别的。排座次中的宋江的“苦心孤诣”，前面已经写过，此处不赘，宋江提议招安遭到群雄反对那一幕也很有意思。在反对的人中，武松是第一个跳出来的，说“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是第二个，大叫“招甚鸟安！”而宋江的处置却颇为细腻：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却是仿佛做思想工作般的和风细雨，“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云云。谁都能够看出，与表面的一轻一重相比，宋江内心的情感和偏向却正好相反：他呵斥李逵，表明他真正把李逵当自己山头的人。
在对群雄的使用上，宋江一般都能做到人尽其才，发挥各自的长处，但他同时也考虑到了山头主义存在的客观事实。有心人当能注意，梁山上有个传统，在组织一项行动时，一般都会把在上梁山之前就有较好关系，或者曾效力于同一个山头的人编排在一起，这不仅因为彼此熟悉和默契，更因为这些人共过患难，通常不会在危险面前只顾自己。
P161－164
本书初版于2007年，随后台湾出了繁体字版，是我的第一本小书，屈指已历十年。默诵唐人“流水十年间”的名句，难免会有些感慨。
当年我还在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工作和生活，写作的动力是什么？回头想想，主要还是问题意识的顽强存在。
以《水浒》为例，此书当然是中国人自小熟读的常见读物，但一些问题却容易被轻轻放过：
老天王晁盖的遗嘱、梁山泊的座次排名有何奥秘？扈家庄的扈三娘个性鲜明，何以一入梁山就面目模糊？梁山大军基本就是一个“光棍集团”，他们如何解决性问题？梁山劫富济贫世所艳称，劫富是事实，济贫在哪里？俗称“逼上梁山”，水浒英雄中究竟有几人是真的被逼上了梁山？自称铁打的英雄何以禁不住刑讯逼供，向官府低头的英雄又为什么还能被组织所接纳？李逵等英雄若在现实中只会让人害怕，何以一到纸上就为读者膜拜，其中反映出什么样的大众心理？……
也有人试图做一些分析，但在我看来似乎并未击中要害。如萨孟武那本有名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分析关胜座次说这是缘于民间社会的“关老爷崇拜”，但为什么秦明、呼延灼等人和关胜一样，其座次也高居前列，这又作何解释呢？
我通过本书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个人期待，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可以为水浒消毒、给英雄去魅。是的，《水浒》是中国人的经典，但正因为其影响过于深远，尤其在今日之语境中，一个现代公民的视角也许就更显必要了。2008年，署名“李淼”的先生曾经在《亚洲周刊》为我这组文字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水浒传》虽脍炙人口，金圣叹、张恨水，甚至鲁迅和周作人，都非议过梁山好汉，但都没有本书作者批得如此彻底而冷酷。只有在人类文明达到今天水平的当下，才能实现这样淋漓尽致的论述吧。”前一句我不敢当，后一句则于我心有戚戚焉。
另外，最近偶然看到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吕洪年先生2013年出版的《民间文化杭州论稿》一书，其中有一篇文章批评了我的这本小书，题日《不要用今天的英雄观来否定水浒英雄》。·吕先生的主要观点如题所示，但我实在无法苟同。按吕先生所说，我在本书中阐述的“英雄观”纯是从今人的思想观念出发，不能代表古人，因为古人的英雄观并不如是，其言外之意，《水浒》中的英雄在古代的场景中原本是大受民众欢迎的。揆诸史实，真的如此？翻翻二十四史就明白了，梁山好汉们被当作王师受到箪食壶浆欢迎，不过是今人的一种想象罢了。如果说李逵、武松这一类人在古代的确不乏“粉丝”，但也只是在游民、流民这样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水浒》本来就是游民文化的产物。但在英雄的标准上，游民、流民是否能够代表古人？能不能说为游民、流民喜欢的李逵、武松就是多数古人的偶像呢？
本书借鉴前人的地方，文中都进行了标注。本书篇章最早以专栏文章形式在《文汇报》笔会版刊载，结集出版在后，后来有作者发表了一些和我相似的观点，可能给读者带来了混乱，但我原发在媒体上的文章俱在，一索即知真相。
此书出版不久，当年即有文章进入语文高考试卷作为考题，另网上广为流传的据本书全部内容制作的有声读物《说破英雄惊杀人》，由刘纪彤先生播讲，而作为版权拥有者的我却不知情，委实让人诧异。这也使我有了一个出增订新版的强烈愿望，现在自然是一个时机，借这个机会，我将全书细细重阅了一遍，调整了部分篇目顺序，对原稿前后失去照应、表达不当的地方进行了修正，希望这个最新版本少留些遗憾，更希望它能受到读者的欢迎。
2017年4月于广州
说“英雄”谁是英雄
一本书创作完成，按照惯例，总应该在书前写点什么。
正在为此而踌躇，感觉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几年前自己的一篇旧文，题目就叫：说“英雄”谁是英雄。文不长，先引在下面：
笔者对近代史感兴趣，偶有所感，便拉杂写点什么，最近的一篇题为《说到“英雄”一涕然》（刊《书屋》杂志2004年第5期），是关于被孙中山先生评为“吾党唯一柱石”，终遭袁世凯遣人刺死的陈其美的，我对他的舍身就死和暴戾恣睢的纠缠发了点感慨。文章刊载后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议论，因为他们认为陈其美尽管犯过一些诸如暗杀同志和商务印书馆创办者等错误，但他始终拒绝北洋政府的拉拢，誓死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黑暗势力抗争，以大节而言是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英雄，而我的文章未免有些唐突英雄。
说“英雄”谁是英雄？朋友的非议刺激我禁不住要追问一下。其实这是一篇早就想写的文章，早在张艺谋的《英雄》巨片推出的时候就想写了。把一部商业片弄出点文化的噱头是老谋子特有的本领，《英雄》落幕，一个问题自然而然会浮上观众心头：侠客，秦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按张艺谋的处理，在他心目中，当然是秦王才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尽管张艺谋对此肯定能够轻巧地搬出一套理论，而且多半会得到不少人士的认同，但它至少无法说服像我这样只希望好好生活的庸人，我的一个很没出息的观点是：如果在“英雄”的许诺、指引乃至支配下，升斗小民无法得到现实的福祉，甚至还会为种种虚幻的东西赔进无数血泪，这样的“英雄”不要也罢。回头看陈其美，其一生行事的确有一股“大丈夫不怕死”的气概，但仅仅不怕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陈氏在上海都督（相当于今之市长）的任上，花天酒地，任用私人，更有随意捕人、杀人等种种无法无天之举，对一个历史人物来说，难道这些都是可以轻易放过的小节？我想，对生活在历史现场的上海人来说，他们的市长和谁谁谁誓死抗争并不是多么紧要的问题，只要他亲民爱民肯为市民多做实实在在的好事就够了。也许，有人会辩解说，陈其美当年的种种非正义是为了结果的大义，意思是只要目的纯正，手段如何可以不问。可是这种“结果的大义”究竟在哪里呢？说来说去不过是几个缥缈的符号而已，这实在有几分像牧师，在口讲指画中要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声称即将带他们到天堂里去。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历尽沧桑世变，有诗曰：“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好一个“各苦生民数十年”，他是看到了这种“英雄”的本质的。
英雄崇拜是古今中外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有的现象。卡莱尔在他关于英雄的讲演中就曾断言：“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可是什么样的人物才配称英雄和伟人？中西却判然有别。不仅是伏尔泰说过牛顿比克伦威尔伟大，罗曼·罗兰作《巨人三传》，选的也是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他把这三位伟大的天才称为“英雄”。正如杨绛女士所评论的，罗曼·罗兰所说的英雄，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称道的英雄人物，那种人凭借强力，在虚荣和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往往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罗曼·罗兰所指的英雄，只不过是“人类的忠仆”，只因为具有伟大的品格；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能倾心为公众服务。什么时候，国人的“英雄观”也彻底改变过来呢？
从《水浒》扯到近代史上的陈其美，似乎有些离题了。其实以上文字正透露出我写作“水浒系列”的初衷：校正传统的“英雄观”。而明眼人更能看出，不论是关于陈其美，还是梁山好汉，在“英雄”的判断问题上，我秉持的价值观都是一以贯之的，即看是否把人的天赋权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我的每一篇关于《水浒》的文章，都贯穿着这样一种价值观，我之非议梁山好汉，也是因为他们常常漠视人的天赋权利。
千百年来，漠视人之天赋权利的梁山好汉为什么会受到国人的追捧？在我看来，这和中国总是流行“清官戏”一样，实际上人们未必不知道这些“清官”很难在他的生活中现身，但人总是要有一些梦想的支撑。“清官”和“英雄”，就是人们编织的美好的梦，尽管更多时候这样的梦一个个归于幻灭，但人们还是要一次次编织，以安慰和麻醉自己。
冷静甚至冷酷地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已有很多前贤这样做过了，如周氏兄弟在一些零星的文章中就有所涉及，另外当代的王学泰先生从“游民文化”的视角，也发表过很多独到之见。我的书中借用前贤论述的地方（此外还有钱穆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观点），都尽量标注清楚了，以示不敢掠美。如果说在前贤论述之外，这本小书还有一点特色，那就是在打破人们关于英雄的梦想方面，我这毕竟是专书，所以能用更多的篇幅，比前贤们做得更为彻底。至于前贤们没有论述到的，如梁山座次之谜、梁山女将之特殊地位和作用、英雄与情色之关系等等，我也做了尝试性的分析。另一方面，和当下一些解读《水浒》的大著相较，我也许显得更“保守”一些，因为我写作之初就坚持，一定要紧紧立足于《水浒》的文本，结合宋朝特定的历史背景，不作泛泛的隐射式书写，更不“戏说”。
时代在进步。在过去，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也许多少还会有一点风险，至少会引来一顿臭骂，而现在则迥然不同了。我这组关于水浒的文字，最早是在《文汇报》“笔会版”以专栏形式陆续刊载的，应该说受到了读者广泛的欢迎，网络和纸媒转载如潮，由此似乎足以证明，接受现代文明理念洗礼的人是不可阻挡地越来越多了。 我要特别向两个人致敬。两个人一“古”一“今”，分别是金圣叹和张恨水。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和张恨水先生那本薄薄的《水浒人物论赞》，对我写作此书给了很大的启发。
最后的一点说明也许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我对水浒英雄基本不予认同，但这并不代表我对《水浒》一书的否定。《水浒》既然贡献了这么多异彩纷呈的艺术群像，人们至今不失谈论的兴趣，那它就完全有资格入伟大的著作之林。
《水浒》读者如恒河沙数，历代评论者众多，《逞什么英雄（水浒的隐秘世界）》却是一独特存在。本书是黄波先生多年来《水浒》研究心得的合集，可谓字字珠玑、篇篇奇文。作者坚持立足于《水浒》文本，不作哗众取宠的影射和戏说，放弃空泛的道德批判，秉持现代人文关怀，把水浒英雄置于广阔的中国历史背景中，通过分析梁山人物的行为，说破传统的英雄观，探究千百年来的大众心理和中国文化的潜规则。对于梁山的权力结构、座次之谜、英雄与情色之关系、英雄劫富未曾济贫、逼上梁山者为何只有林冲一人等内容，均给出了让人眼前一亮的阐发。
对于《水浒》中的英雄，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古代的场景中也是大受民众欢迎的。果真如此吗？翻翻二十四史就会明白，所谓“梁山好汉”被当作王师受到欢迎，不过是今人的一种想象罢了。如果说李逵、武松这类人在古代的确不乏“粉丝”，那也只是在游民、流民这样一个极小的圈子里。作者认为，《水浒》是游民文化的产物，在英雄的标准上，游民、流民不能代表古人，不能说被游民、流民所喜欢的李逵、武松就是多数古人的偶像。
金圣叹、张恨水，甚至鲁迅和周作人，都非议过梁山好汉，但都没有《逞什么英雄（水浒的隐秘世界）》批得如此彻底而冷酷。只有人类文明达到当下的水平，才能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作者黄波写作本书的初衷是校正传统的“英雄观”。在对梁山好汉是否是“英雄”的判断上，本书秉持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即看是否把人的天赋权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贯穿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作者之所以对梁山好汉常有非议，也是因为他们常常漠视人的天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