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江著的《戏说统计：文科生的量化方法（精）》将统计分析过程中的点滴积累与心得体会以化繁为简，化平淡为有趣，化有趣为智慧的写作方式，讲述了文科生怎样学习统计，怎样应用统计来做研究、写论文，对于广大谈统计色变的文科生来说将大有裨益，该书也是国内第一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统计原理的作品。

你向往量化方法，又好奇又喜欢，然而担心数学基础不厚；

你畏惧计量分析，然而非学不可，希望找到便捷通达之路。

那么，李连江著的《戏说统计：文科生的量化方法（精）》这本书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它三无三有：无公式推导、无数学演算、无复杂图表；有逻辑思维、有哲理情趣、有典雅文采。

浏览可得知识。

参考能获启示。

研读会长智慧。

车铭洲走一条路，做一件事（代序）

引言 戏说的由来

一、什么是戏说？

二、为什么戏说？

三、怎样戏说？

四、我凭什么戏说？

第一章 量化

 第一节 量化的对象

一、量化的对象是总体的某些个体

二、量化的对象是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

三、量化的对象是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的变化

 第二节 量化过程是测量与记录某些个体某些属性的变化

一、测量的切实度与可靠度

二、测量的四个层级

三、影响实际测量层级的两个因素

四、测量是个系统工程

 第三节 量化分析与科学实验和定性研究的关系

一、统计分析是科学实验的代用品

二、定量研究的基础是定性研究

第二章 数据

 第一节 SPSS及其雇员数据

一、SPSS是什么？

二、雇员数据简介

 第二节 雇员数据详解

一、样本量与变项量

二、实质上相干的变项

三、理论上相关的变项

四、这是什么东西的案例？

 第三节 数据与数据库

一、数据是信息

二、数据库是数据矿

三、怎样读数据库？

四、怎样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数据库？

第三章 单变项分析：由点到线

 第一节 从个别到一般

一、从个体属性到样本统计值

二、从个别到一般？Too simple！

三、从样本统计值到总体参数：惊险的一跃

 第二节 正态分布

一、1.0版正态分布：个体属性的正态分布

二、2.0版正态分布：抽样误差的正态分布

三、3.0版正态分布：概率的指标值的正态分布

 第三节 参悟正态分布

一、世界观：万有不齐天地事，大道之行是中庸

二、概率思维方式：万事皆可能，无物是必然

三、人生智慧：安于平平，追求不平，适可而止

四、正态分布的禅机

第四章 双变项分析：由线到面

 第一节 相关

一、“相关”与“相干”

二、相关有正有负

三、相关有强弱之分，有是否显著之分

 第二节 回归

一、回归分析是追本溯源

二、回归分析是预设因果关系的相关分析

三、回归系数的显著度检验

四、冷静对待回归分析的结果

 第三节 参悟显著度检验

一、显著度检验与无罪推定前提下的法庭审判

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良心决断

第五章 多变项分析：由面到体

 第一节 多元回归分析

一、辨别真伪

二、周全解释

三、权衡轻重

四、标新立异

五、共线性就是同语反复

六、多元回归系数是合力

七、判定系数告诉我们合力的威力

八、小结：多元回归与一果多因

 第二节 因子分析和量表构建

一、什么是因子分析？

二、直言相询与旁敲侧击

三、旋转因子

四、构建量表

五、小结：世界是个丰富多彩的多面体

第六章 对数回归

 第一节 卡方检验

一、实然与应然

二、卡方值显著度检验

 第二节 是非曲直

一、直线的危机

二、“曲线救国”

三、神秘兮兮的“逻辑斯蒂回归”是什么？

 第三节 事后诸葛亮

一、最大似然估计的逻辑

二、最大似然估计是摸着石头过河

三、事实胜于雄辩

四、最大似然估计的路线图

五、最大似然估计与最小二乘回归异曲同工

 第四节 定序对数回归与多项定类对数回归

一、定序对数回归

二、多项定类对数回归

结语 从业余选手到专业玩家

一、量化研究的长处与短处

二、学统计要有游戏心态

附录

 漫谈学英语

 学英语得下真功夫

 用英语写学术论文

 看不懂，是个难能可贵的境界

 在学术界谋生存

 与青年学者谈生涯焦虑

 关于书的五点体会

后记 学者的第二条生命是承传

二、量化的对象是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

社会科学关注的总体往往有数不清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数不清的属性。但是，社会科学实际分析的样本只有有限数量的个体，而且只分析这些个体有限数量的属性。选择这些属性的依据有两个。其一，是否实质上相干；其二，是否理论上相关。科学永远研究变，不关心常。常项，必然实质上不相干；变项，才可能相干。在变项中选择时，是选择可能理论上相关的变项。换言之，量化的直接对象是我们感兴趣的总体中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区分“某些”与“其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实质上相干，二是理论上相关。相干与相关的属性属于“某些”，不相干与不相关的属性属于“其他”。

（一）变项与常项

量化永远只关注某些个体，只测量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个体的属性有无数个，量化研究只测量变化的属性，即变项，不测量恒常不变的属性，即常项。为什么不把所有属性都记录下来呢？原因很简单，一不可能，二不必要。

无论是出于利害，还是纯粹出于学问，我们都是关心变。虽然并非所有变化的属性都值得测量，但社会科学研究测量的属性一定是变项。要解释为什么一个属性因人而异，自然不能以一个人人相同的属性作为原因，常项不能解释变项，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同是中国人，有人个子高，有人个子矮。一群人的身高因人而异，原因肯定不是人人都是中国人。一个变项之变，未必能解释另一个变项之变，但一个常项之不变，肯定不能解释一个变项之变。这些话，听起来像车轱辘话，其实是深刻然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道理，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己。英国哲学家奥斯丁说，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被告知，而是被提醒。方法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醒我们注意思维的漏洞与陷阱，有些陷阱是明显的，比如用常项解释变项，有些不那么明显。例如，同语反复是个思维漏洞，但并不明显，我们在第五章讨论共线性时会细致解释。

关于常项与变项，还有一个提醒。常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常是异常，无常是常。常往往是希望的目标，不是研究对象。希望常，是因为害怕变；提倡常，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可阻挡的变。所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个诉诸虚幻奢望的讨好建议，不是基于事实研究的明智建言。话说回来，因为变是常态，也因为变很难把握，所以保守是明智，求变是进取。大权在握，尤其要谨防轻率地乱变。老子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对这句话，有个解读是：大国像小鱼，治理大国，不要乱搅和，否则就会把小鱼做成鱼酱。1957年的德国大选，竞选连任的阿登纳总理提出的竞选口号是“Keine Experimente！”（不要实验！），就是德语版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社会现象往往看似恒常，其实变动不居。一个现象是否成为兴趣点，取决于预期。预期常，而见变，例如“返祖现象”，足以引起研究兴趣；预期变，而见常，也足以引起研究兴趣。预期有双重基础，一是对实然的认知，二是对应然的期待。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然与应然经常被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另外，“实然”与“应然”的含义，在同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不断变化。对于同一个社会现象，青年时认为“实然，但并非应然”；中年时认为“实然，管他是否应然”；老年时认为“实然即应然”。

在研究中，常与变总是相对的。在一个研究领域中是常项，到另一个领域中是变项。研究中国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不做跨国比较，那么就不需要关心受访人的国籍，受访人都是中国公民，国籍在这项研究中是常项，不因人而异。如果做跨国比较，例如比较中国人与日本人对各自政府的信任，那么国籍就是变项。

（二）实质上相干与理论上相关

重复一句，量化的对象在双重意义上是有限的。其一，量化的对象是研究对象的某些个体，不是所有个体；其二，量化的对象是研究对象的某些个体的某些属性，不是所有属性。每个总体都有数不清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数不清的属性，任何科学研究，都只分析某些个体，只看这些个体的某些属性，不看其他属性。我们关注哪些属性，不关注哪些属性，取决于我们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假设，后两者的基础是定性研究。含含糊糊地提倡“全面认识”或“总体把握”，是忽悠人。例如，我们研究中国人，可是中国人有无数个属性，究竟测量哪些属性取决于我们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课题。对医学研究而言，中国人都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有无数个生物属性。对社会科学而言，中国人都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人，有无数个社会属性。泛泛地说研究中国人，可以做出文学艺术作品，但不可能做出社会科学研究。我自己做过一点农民研究，知道有些人喜欢自称是“三农学者”，研究农业、农村、农民。我不是“三农学者”，也不相信任何人能成为真正的三农学者。三农中的任何一个“农”，都有无数个属性，任何一个中国农民的个体，都有数不清的属性，一个人穷尽一生精力也研究不明白。所以，关于农民的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只关注该学科涵括的那些属性，不可能关注农民的所有属性。我做的一点农民研究，分析单位表面上看是“中国农民”。实际上，我所关心的仅仅是农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方式，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农民。一个学者，如果声称自己能从总体上认识农民，反对从社会科学某个学科的角度研究农民的某些属性，那就不是做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来说，以研究对象命名的学科，例如“人学”、“人才学”、“信访学”，可能是哲学层面的广义学问，但不是社会科学。以研究对象命名某某学问，声称“跨学科”、“多学科”，如果是团队研究，有明确分工，有各方面专家，还有能够打通各学科的学术领袖，那是可信的。一个学者，号称做“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十有八九是做万金油学问。原因很简单，除非是超天才，一个人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力、智慧做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学问，这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现实，不以个人意志和奢望为转移。

P26-29

走一条路，做一件事

车铭洲

作为一个教师，我在南开大学工作五十多年了，先在哲学系，后到政治学系，有幸跟两个系的同仁和学生一块儿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特别是跟研究生们有直接联系，共同学习、读书、研究、研讨、写作、翻译，同学和老师之间的自由交流使理论研究和思想研究这项动脑子的事情变成比较生动和愉快的过程，我觉得非常好。当年的学生如今在工作实践中都成了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成了中坚人物，成了栋梁。今天在这里聚会的真是群星灿烂，在座的各位远远超过了老师。我想，老师最高兴的无非就是学生超过了自己，学生都成材了，都为国家做了很大贡献，这是老师最高兴的事。

除了高兴，我也衷心感谢各位鼎力合作，再版我三十年前写的两本书。这个出版工作，先是在网上找书，做成电子版，最后还麻烦我们出版社的领导、总编，费了大量的精力、体力、财力、物力，做成了这么漂亮的书。这两本书是三十多年前写的，那时的背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写的时候没什么出版意识，就是出于教学需要，加上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写书的事就落到我头上了。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西欧中世纪哲学的，一本是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大家知道，解放后建哲学系，有个设计，就是哲学要有三大支柱，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哲学原理，这是我们的基础，另外两个支柱是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问题不是太大，比较敏感的是外国哲学。外国哲学中又有两段特别敏感，一个是中世纪，一个是现代。中世纪，是欧洲的封建社会，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对有神论者是个敏感问题，对无神论者也是敏感问题。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欧洲中世纪哲学基本上是空白。北大哲学系研究欧洲哲学的实力最强，组织专家翻译原著。出了三本原著选读，第一本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第二本是《十六一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然后是《十八世纪末一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中世纪是空白。当时，主持翻译的是王太庆先生。他给我们讲中世纪哲学，大概只用了一个课时，连说带笑就过去了。他有个规划，要编写中世纪哲学教材，但是没提上日程。

王太庆先生在课上说，编中世纪哲学教材，留待后生，你们年轻的将来做。我没想到这个任务会落在我头上。怎么落到我头上了呢？这是因为偶然性，就是“文化大革命”。我1962年到南开做见习助教，然后当正式助教，就是帮教授做辅导，听课、组织学生搞课堂讨论，学生有什么问题，我回答，回答不了，找老师。当时我们哲学系还没有讲外国哲学的教授，是请河北大学的张先生讲，我的任务是听课，接送张先生。1963年到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叫“四清”运动，教师到下面搞“四清”，我到了农村。“四清”没搞两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工、学农、学军，到干校劳动，我都参加了，没参加教学活动。“文化大革命”，大学不上课了。后来，毛主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们很振奋，但是怎么办呢？后来有条指示，让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跟工农一起编教材。学校同意我们到天津一个工厂，跟工人写作组一起编外国哲学教材。我们去了，一个老工人当组长，组织了几个年轻工人，大概是小学和初中文化，顶多是初中毕业。老师傅问，你们编什么书？我们说，外国哲学。工人师傅说，哲学我们都不清楚，还外国哲学？外国哲学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十六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组长师傅说，我们不知道这些词，怎么编？然后说，你们在这儿，我给你们每周安排两天劳动，其他时间你们看书写教材，写完了，说是跟工人一起写的，就行了。我们说，好。

……

我的第二个体会是，学生造就老师。老师的成就有学生的贡献，不是教师自己本来就那么优秀。必须有优秀的学生，教师才能进步，这是我坚信不疑的。我这个思想，现实的模型就是和尚撞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学里有学生，有教师，谁是钟？谁是和尚？和尚肯定是同学，钟是老师。钟自己不能发声，学生要是不撞，钟就不响。老和尚是个钟，老师是个钟，看着很神秘，就是不响；大敲大响，小敲小响，不敲不响。教师刺激学生，学生就会跟教师研讨，有研讨，就能出成就。老师的智慧是学生敲出来的，学生很优秀，总是敲打教师，教师就进步了。我受过很多学生的启发和教育。写这两本书，我也得到同学很多启发。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写书，我一开始也不会写书，是教书启发了我。为了教好书，教师都要精心准备讲稿，这就是写书。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写，但是有学生听课，我知道我必须写，写一写，就会写了，真写了，就真会写了。

今天聚会，我非常高兴，也说了很多。大家尽了这么大的力量，重新出版我的两本旧作，我很感谢。我们的老师的老师孔夫子说过：“吾老矣，不能用也。”我也老了，没什么用了。各位鼓励我老骥伏枥，那是鼓励的话，我做不到，我对同学们不能有什么新贡献了。但是，我不悲观。有一点我永远会做到，我还有一点永远去不掉的东西，永远留着，不仅留给在座的各位，也留给今天来不了的同学们，这就是我的一片情谊，这个情谊是不了情，是永远不了的师生情谊。我永远把大家的情谊留在心里，永远继续为大家的新成就而喜悦，继续为大家和你们全家的健康而祝愿，这是我自己表达的一点心情。

我先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

（2015年9月20甘在南开大学举办的“师道与哲学暨车铭洲著作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学者的第二条生命是承传

叔本华说：“人世间林林总总的愚蠢行为，最愚蠢最常见者之一是以各种方式把人生的摊子铺得又长又宽。这样做，首先是算定自己将尽得天年，然而真能享足人寿者寥若晨星。即使真能活那么长，人生对实现种种计划来说也太短，因为实现计划所需的时间总是远远超过预期。此外，人间万事，失误不断，障碍重重，能达到目标者寥寥无几，人生计划也不例外。最后，即便终于达到了一切目标，做计划时没有考虑时间会给我们自身带来的种种变化，因而也就没想到我们并不能毕生保持我们的能力，不论是做事的能力，还是享受的能力。结果，我们常常执着地为获得某些东西而努力，终于得到时，它们已经不再适合我们；同样，我们为了做一件事，长年累月做准备，可是岁月在不知不觉中盗走了我们做这件事的能力。正因如此，常见的结果是，千辛万苦，历尽艰险，终于挣到万贯家产，却已经无力享用，白白为他人辛苦一生；多年奋斗，苦心经营，终于爬到高位，然而已经无力就任。这类情况，是好事来得太晚。还有相反的情况，是我们到得太迟：时代风气已变，一代新人长成，毫不赏识我们的成就或作品；或者，别人找到了捷径，比我们早到了一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人生智慧箴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3—134页）。

叔本华的话，总是有理，也总是有片面的理，这段话也不例外。他一生靠父亲辛勤挣来的财富生存，不需要工作谋生，因而没有“雇主”概念，在这一点上不接地气。地气的现实是，很多时候，收摊的时间不是自己决定，而是制度决定。香港的大学教授就是如此。表面上看，香港的大学教授可以申请tenure，也可以得到它，仿佛与美国的大学教授一样，其实二者差异极大。这只“特牛”或“铁牛”，在美国原生地确实又特又铁，是货真价实的“终身教职”。不过，一到香港，就具有了香港特色。香港的大学招聘教授，近几年开始用tenure-track，是为了吸引在美国的人才。其实，这样说是以次充好。香港各大学的tenure，法律术语是substan-tiation，通常译为“实任”，大致相当于“转正”，以示有别于“合同制”和“临时工”。但是，substantiation，不等于保障学术自由的tenure，只意味着“解聘手续比较麻烦”。如果不明就里，见到香港各大学的tenure也译成“终身教职”，是想当然。其实，香港的大学有强制退休年龄。原来的退休年龄都是60岁，科技大学率先把强制退休年龄延到65岁；城市大学随后更改；浸会大学是一贯的名实脱节，区别对待，正教授退休年龄名义不改实质改，也是65岁。作为龙头的香港大学，迟迟不改。中文大学也迟迟不改，据说中大有港大情节，唯港大马首是瞻。又据说港大和中大短期不会改，因为批准延期是个巨大的权力。

香港的大学教授，除了另有财路的，绝大多数希望晚点退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大多申请延期。为了申请延期时手里有米，哪怕精力不济，水平下降，还是老骥加鞭，勉为其难。所为何来？当然不是因为爱学问，至少不全是因为爱学问，重要原因是退休后便再无可靠收入，没有内地同行视为当然的“退休金”。香港的工薪阶级，唯一有退休金（“长俸”）的是政府高官。设“长俸”，是为保廉，避免高官退休后到商界任职。这个制度，大约与香港的殖民地历史有关。制定制度的英国人，来港工作的英国人，视香港为终老之地的，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是极少数。站在他们的立场设计的制度，自然不会优先考虑“终老”问题，实际上，是干脆不考虑。

有强制退休年龄，相当于学术生涯有个明确的终点，利弊都有。对我来说，好像是利大于弊。我的理想是，学者有两条命，一条是创新，一条是承传。中大目前的制度，客观上只承认学者的第一条命，第二条只能在夹缝中苟延残喘。但是，环境越恶劣，生命力似乎越顽强。如果没有强制退休年龄的提醒，没有已经在地平线隐约显现的“学术生涯大限”，我可能仍有很多创新的梦想，至少不会现在就开始考虑承传。承传意味着收摊，收摊，就是趁脑筋还灵活清醒，把自信独到的想法整理出来，尽量不留半成品。我着手收摊，开始并非所愿；收摊过半，居然别有感受。收摊，表面看是收场、退场，其实可以是收获，趁夕阳未落，早点清理已经做了七八成的事，把能做完的做完，能做好的做好。尽管我不求“立言”和“立功”，不信也不求“不朽”，早收摊，早清盘，总是可以避免留下半成品和残次品，客观上有利于人去神存。

……

第二，我郑重感谢十年来鼓励我以另类方式讲解量化方法的老朋友们。首先是老友马骏教授，是他最早建议我把关于统计方法的奇谈怪论写下来。马老师还有个极有诱惑力的说法：写本书，你的退休金就有了。我感谢他的鼓励。作为“退休投资”，此书即使有回报也是杯水车薪。但是，此书带来的精神慰藉，对一个渐近退休的教师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十分感谢杜克大学的牛铭实教授，他在内地创办方法论训练营，提供正规军训练，但他招募我当教员，并热情鼓励我写出游击战术。我郑重感谢张明军院长和郁建兴院长，他们两位给我创造了机会，让我得以与华东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才俊共同探讨量化方法。这几年，我还在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贵州大学兜售过我关于量化方法的“用户视角”，受惠于很多朋友，一下子记不全，按各位朋友姓氏拼音顺序排列的不完整的名单是：贝淡宁、陈那波、陈周旺、程同顺、樊红敏、葛荃、郭定平、黄其松、李振、刘春荣、刘鹏、马奔、任勇、孙涛、吴志成、肖滨、杨开峰、张向东、朱光磊。  第三，我衷心感谢责任编辑刘海光、特约编辑董璇、编辑项玮。三位编辑极为细致地审阅了初稿，发现了不少概念模糊和行文欠妥之处，也揪出了不少错别字和不恰当的标点符号。海光也是拙作《不发表就出局》的责任编辑，他彻底改变了我对编辑的看法。与他合作，我有下面几点真切体会：作者是当局者，编辑是懂行的、高明的、善意的旁观者；编辑可以敦促作者写出点晴之笔，还能帮助作者把点睛之笔写得更有神韵；编辑能看到作者的盲点，也能调动作者克服盲点的潜力。有些作者拒绝编辑的好意，可能是出于疲惫，也可能是出于倦怠，当然也可能是出于自负。海光给我很多建议，我信受奉行，受益匪浅。我也特别感谢韩雪女士不厌其烦地反复修版。

最后，也是最重的，我感谢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教过我统计分析的老师和朋友，这个名单更难想全，但一定包括下列各位：Bruce Dickson，Mary Gallagher，M.Kent Jennings，John J.Kennedy，Pierre Landry，Melanie Manion，Brian Pollins，Lily Tsai，Herbert weisberg；郭正林、洪永泰、李慷、邱泽奇、单伟、史天健、唐文方、徐小禾、詹晶。我要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一位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我统计分析的克劳森（Aage Clausen）教授。我每次讲统计课，每次做计量分析，都会想起他的教诲“Use your head！”可惜克劳森教授已经仙逝，我的感谢只能遥寄给他的在天之灵了。另一位老师是南开大学的车铭洲教授。车老师惠允我用他一篇讲话稿作为本书的序，是具体的扶持；车老师的为人、治学、执教，是我永远的榜样和永久的激励。

我把这本书献给南开大学哲学系1978级全体同学。成为这个友爱团体的一员，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也是最大的幸运。我特别提到的车上乘兄，在他最艰难的岁月，自学成才，救死扶伤，成就了高尚的伟业，活出了高贵的品格。

数学家华罗庚有诗云：“神奇化易是坦道，易化神奇不足提。”李连江教授用他独到眼光、领悟和功力为学子们打造了这条入门社会统计学的“坦道”。“文科生”边听戏说边学统计，一路上还可以品味哲理、智慧和人生趣味。何乐而不为耶？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李国鼎讲座教授

常年在美教授社会统计，我了解文科生对此课的抵触和期待。《戏说统计》犹如Naked Statistics的姐妹篇，去公式，剖理念，讲故事，究实质，深入浅出，不乏妙趣，像枕旁小说，睡前开卷，开心入眠。

——边燕杰，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一本深入浅出的好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亟需的研究指南。

——唐文方，爱荷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用语言哲学的功底、社会科学研究的体验、哲学家的智慧戏说统计，精彩！

——杨凤岗，普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奇书是好书，乃逻辑使然。奇书不随俗套，能成书，足见作者的独特功力和识见，因此是好书。

——李芝兰，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香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总监

李老师这本书，对“文青”是福音。论文采，它比大多数散文随笔好看；论意境，比大多数哲理小品高远。书中比喻生动贴切、说理明白通透、建议务实可行。从今以后，文科生可以一页一页地品味，不知不觉中通晓统计分析。

——耿曙，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老师的著作，向来是处处机锋。这本书名为《戏说统计》，其实是过谦了。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这是本深入浅出的统计学参考书，可以破除文科生对统计学的迷信与恐惧；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其实是一部探究世界运行规律的哲学书，深藏见天地见众生的智慧。

——詹晶，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趣味与哲理同在，实用和语美共存。

——邓燕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戏说统计》是李老师教学的精华，是一本让“门外汉”可以在“正常”状态下，“慢慢来”就能学会统计、让自己感觉“很好”的奇书。

——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教授以其深厚的哲学功底，对英语语言的精通，加之宝贵的教学经验，娓娓道来，将量化方法讲得简洁、通俗、易懂、有趣，真是“及时雨”。

——车莹，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李老师“三自发表”的书籍片断不仅加深了我对统计工具的理解，更对我的教学充满启迪。文科生面对统计再无恐惧与压力。  ——陶郁，西澳大利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中国研究项目负责人

这是一本让智商符合正态分布的普通文科生读得懂、学得会、做得了研究的科学手册；亦是一本让生活在钟形曲线下的普罗大众参得透、用得上、悟得到人生的哲学指南。——马永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

我学过一些专门统计学教材。李老师以风趣诙谐的口吻阐述统计学基本原理。

——杨端程，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