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头士--歌曲背后的故事(1962-1970)》是作者史蒂夫·特纳根据自己之前的作品《一夜狂欢》(此书在全球已售出30万册)创作的,其中主要浏览了1962年到1970年间披头士乐队创作的歌曲,挖掘了歌曲创作背后点点滴滴的有趣故事。
全书按照年代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2年至1966年,第二部分是从1967年至1970年披头士解散。本书深刻有趣地分析了披头士的经典名曲创作背后的故事,同时也反映了主创(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创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另外书中还收录了一百多幅珍贵的披头士成员照片,是一部了解披头士创作心路历程的重要作品,值得披头士粉丝珍藏。
《披头士--歌曲背后的故事(1962-1970)》收录了一百多幅珍贵照片,详细记录了披头士乐队1962年到1970年录制的歌曲以及歌曲背后的故事,展示了披头士创作的心路历程。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2年至1966年披头士初创,第二部分是从1967年至1970年披头士解散。
是谁“年仅17岁”,就让保罗”心花怒放”?真有埃莉诺·里格比其人吗?“潘尼巷”在哪里?“露西在缀满钻石的天空中”的灵感来自何处?从第一首大热歌曲“爱我”和第一张专辑《请让我愉快》开始,史蒂夫·特纳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披头士神话,用妙趣横生的语言,引领读者全方位地了解披头士的每一首歌曲。
回到苏联(BACK IN THE USSR)
披头士和海滩男孩之间一直存在着友善的竞争。1965年到1968年间,双方中任何一支乐队做出的新努力都激励着另一方去达到新的高度。布莱恩·威尔士听到《橡胶灵魂》时说,听到这样一张如此多样化又具有统一性的专辑令他非常兴奋。“它使我非常激动,”他说,“所以决心也尝试做做这个——制作一整张专辑,首首精彩。”他奉献的是专辑《宠物之声》——海滩男孩的最高成就,其中包括歌曲“斯卢普·约翰”、“卡洛琳不要”、“不好吗”和“只有上帝知道”。保罗听到《宠物之声》时也同样感到震撼,对他产生的影响可以在专辑《左轮手枪》和《佩珀军士》中听出。
尽管相互欣赏,但两支乐队社会往来甚少。1965年8月22日,卡尔·威尔逊和迈克·洛夫曾在俄勒冈州波兰特观看过披头士的表演,并在演出结束后到化妆室拜访了他们。1966年4月,约翰和保罗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酒店播放一张《宠物之声》的唱片时,布莱恩·威尔逊也在场。1967年4月,保罗到达洛杉矶时顺便拜访了海滩男孩的工作室,布莱恩·威尔逊当时正在那里制作海滩男孩的歌曲“蔬菜”。
双方持续时间最长的接触是在1968年2月,四名披头士成员和他们的伴侣们到印度瑜伽圣地瑞诗凯诗,在那里接受马赫里希·马赫什·约吉法师的指导,学习超觉冥想。一同上课的还有另外三个职业音乐家——苏格兰歌手多诺万、美国横笛演奏家保罗·霍恩和海滩男孩乐队的迈克·洛夫。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一起讨论、即兴演奏和写歌。
这次接触的成果之一就是保罗创作的歌曲“回到苏联”,一首模仿海滩男孩和查克·贝里的混成曲。这首歌的起因是洛夫在早餐时跟保罗说的一句话。“写一首苏联版本的‘回到美国’会不会很有趣,“洛夫提出建议,他指的是贝1959年的极端爱国主义单曲“回到美国”。贝里在歌中表达了回到美国——这个有着咖啡馆、汽车影院、摩天大楼、汉堡包和自动点唱机的文明国度使他多么的高兴。海滩男孩之前就利用这首歌和贝里的另外一首名为“甜蜜十六岁”的歌创作了他们的歌曲“加州女孩”和“冲浪美国”,在歌中赞美了当地女士的优点和冲浪沙滩。
保罗采纳了洛夫的建议,创作出一首戏仿歌曲,在歌中像贝里颂扬美国那样颂扬了俄罗斯,像沙滩男孩夸奖加州女孩那样夸奖了苏联女人。过去的十年里,许多歌都用孟菲斯、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地名来制造诗的意境,如今在摇滚乐中听到莫斯科是很让人吃惊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创意,就像在谈论加州一样,歌颂格鲁吉亚女孩和如乌克兰这样的地方。”保罗说。为表示对洛夫的谢意,披头士在最后录音中模仿了沙滩男孩的和声。
在1968年11月的一次广播采访中,保罗说“我想象的这首歌是讲一个(俄国)间谍在美国潜伏了很长段时间,已经变得非常美国化了,但是当他回到苏联时,他说‘明天再打开皮箱吧。宝贝,挂电话啦。’等等,但是说话对象却是俄罗斯女人。”
“回到苏联”在美国保守派中引起了骚动,因为那时正处于冷战和越南战争时期,这首歌似乎在为敌人喝彩。已经承认了吸毒后,这些长头发的小伙子们现在又要拥护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催眠术与披头士》的作者、美国反摇滚战士大卫·A·诺贝尔确信,他们正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进程,尽管他也拿不出他们的党员证。“约翰·列侬和披头士是革命环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新闻媒体那里得到了高度评价。”他写道,“尤其是《白色专辑》中‘回到苏联’和‘猪仔们’两首歌。‘回到苏联’中有一句歌词让反共产主义者们无言以对:‘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伙计/回到了苏联。’”
如果更加努力地调查,诺贝尔就会发现苏联官方的说法为:披头士是资本主义堕落的证明。正如纳粹公然宣布爵士乐和抽象画是堕落的一样,共产主义批判摇滚乐,称它是邪恶的,提倡歌颂国家美德的民俗音乐。苏联的年轻人听到披头士音乐时和西方年轻人一样兴奋,但他们不得不靠违法录音、走私进口和美英两国的无线广播才能听到。1988年,伴随着冷战即将成为历史,保罗与官方政府唱片公司梅洛迪亚合作录制了一张符合标准的摇滚专辑,以此来答谢他的苏联歌迷们。2003年5月,他在红场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并在克里姆林宫同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了单独会面,普京告诉保罗,他十几岁的时候听过披头士的音乐。“你们的音乐非常受欢迎,”他告诉保罗。“太受欢迎了。它是一缕新鲜的空气,是了解外部世界的一扇窗户。”
“‘回到苏联’是一首跨越大洋的友谊之歌,”保罗1968年时说。”苏联人民喜欢我们。就算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喜欢我们,孩子们确实喜欢。
亲爱的普鲁登斯(DEAR PRUDENCE)
普鲁登斯即普鲁登斯·法罗(美国女演员米亚·法罗的妹妹),她在印度参加了和披头士相同的课程。这首歌是在恳求她从她那太过长的冥想中走出来,同组里的其他人一起放松一下。
在“亲爱的普鲁登斯”样本的结尾,约翰一边继续弹着吉他一边说:“没人知道,在马赫里希·马赫什·约吉法师的照看下,她迟早会彻底发狂。周围所有人都很担心这个女孩,因为她正在渐渐发疯。所以我们给她唱歌。”后来约翰解释说,普鲁登斯已经有点发疯了,她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冥想三周了,“想要比别人更快地感应上帝。”
美国的横笛演奏家保罗·霍恩说,普鲁登斯是个高度敏感的人,她不听从马赫什的建议,直接一头扎进深度冥想之中,使自己陷入了一种精神紧张症的状态。“她面色灰白,谁都不认识,”他说。“甚至认不出和她一同来上课的亲哥哥。唯一略微认得的人是马赫里希。我们都很担心她,马赫里希给她指定了专职的看护人员。”
普鲁登斯和披头士及其伴侣们住在同一栋楼里。她否认自己疯了,但承认自己对于冥想比披头士们更加狂热。“我从1966年开始冥想,1967年就一直申请报名去上课,所以这对我来说就像梦想成真了一样,”她解释说。“参加这个课程对我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我非常专注于进入尽可能多的冥想之中,这样我就能获得足够的经验来自己授课。我知道我一定太显眼了,因为我总是在上完课和吃完饭后就直接冲回自己的房间进行冥想。它是如此吸引我。约翰、乔治和保罗都想要悠闲地坐在一起弹弹唱唱,度过愉快的时光,我会飞奔回我的房间。他们对于冥想也都非常认真,只是不像我一样狂热。约翰写的这首歌中就在说,‘出来和我们玩儿吧,出来开心一下。’”
最后她出来了,并深入地了解了披头土。马赫里希把她和约翰与乔治放到了一个课后讨论组,认为他们会对她有所帮助。“我们一起谈论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她说。“我们质疑现实,追问自己是谁,未来又将如何。我喜欢他们,我想他们也喜欢我。”
尽管这首歌是在印度期间写的,普鲁登斯也偶尔会听到披头士、迈克·洛夫和多诺万之间各种各样的即兴演奏,但约翰从未给她演奏过这首歌。“是乔治告诉我有这么一首歌,”她回忆说。“就在课程结束,他们将要离开时,他提到他们写了一首关于我的歌。但直到它在专辑中发行,我才听到。我心里美滋滋的。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儿。”
普鲁登斯现在已经结婚,住在佛罗里达州,在那里教授冥想。1983年10月,苏可西与女妖乐队以他们版本的“亲爱的普鲁登斯”取得了英国排行榜第十名的成绩。
P264-268
本书讲述了披头士歌曲背后的故事,我将其定义为由披头士乐队亲自创作和录制歌曲背后的故事。本书研究的是歌曲的创作手法、创作原因、创作地点及灵感来源。
如上所述,本书既没有记载披头士乐队录制歌曲的方法,也没有涉及他们在录音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因为马克·拉维生已经在《披头士录音全集》中阐述得很清楚了。本书也没有深度剖析披头士的音乐。如果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请参照威尔弗里德·梅勒斯教授的《诸神的黄昏》(斯戈摩尔出版社,1973年),或多米尼克·佩德勒的《披头士歌曲创作的秘密》(精选出版社,2003年)。
伊恩·麦克唐纳写的《头脑革命》(第四等级出版社,1994年)也堪称典范。麦克唐纳同本书作者一样,一首歌一首歌地分析,而且,他对六十年代流行音乐有着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深入了解。
这也不是一本阐述披头士“到底在说些什么”的书。尽管我已经列出了许多歌曲的概要并提及了我认为影响创作立场的心理因素,但是阐释的任务还是留给他人来做吧。如果你想知道保罗在说什么,请参照霍华德·德威特的《保罗·麦卡特尼:从利物浦到“顺其自然”》(视野出版社,1992年)等书,或者,如果你想要了解约翰的思想发展轨迹,请读约翰·罗伯森的《约翰·列侬的艺术与音乐》(精选出版社,1990年),或是大卫·斯图尔特·瑞恩的《约翰·列侬的秘密》(科兹米卡出版社,1982年)。
我只是在试着讲述每首歌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一个音乐灵感,例如模仿史摩基·罗宾逊的创作风格;也许是一个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句子,例如激发约翰创作“穿越宇宙”的那句“忧伤的池水,喜悦的浪花”;又或者是一场事故,例如社交名流塔拉·布朗尼的去世,促成了歌曲“生命中的一天”中一段的创作。
这些故事主要来自于披头士自己的讲述。1971年夏天,即《想象》发行前不久,我有幸见到了约翰,并在位于萨维尔街的苹果办公室里对约翰和小野洋子进行了采访。我记得我称赞他说,在经历了一段紧张的治疗后,他所发行的新歌带有浓厚的个人风格。“我的歌曲一直是个性化的,”他回答说。“‘救命!’是这样,‘你得藏起你的爱’是这样,‘我是一个失败者’亦是如此。我一直是这种风格。”直到1992年,我才见到保罗,当时我正在帮助琳达为她的摄影集《琳达·麦卡特尼的六十年代:一个时代的肖像》撰写文本。我曾希望保罗会谈谈他的记忆,但是他决定不参与这个项目,而且也无暇一心一意地去做。然而,他确实指出了一些我收集的故事中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对此我进行了校正。
披头士们自己做的歌曲评论才是最可信的。从1963年开始制作自己的第一本披头士剪贴簿至今,我收集了大量发表的访谈记录,这些为我提供了广泛的写作素材。不全的地方,都在伦敦国家报纸图书馆和国家有声档案室中找到了。有七份珍贵的书面材料,我反复查阅,如果没有它们,我都不知道如何开始。这七份书面材料按照出版顺序,依次是:
1967年11月26日发表在伦敦《观察者》杂志上的艾伦·艾尔德里奇对保罗·麦卡特尼的采访记录,名为“披头士邪恶歌集的大师导读”;亨特·戴维斯1968年创作的《披头士》;
迈克·亨尼西1971年10月2日发表于《唱片镜子》的“列侬: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自然作曲家”(1972年4月,在《流行唱片目录》中再版);1971年简·温乐编写的《列侬回忆》;1980年乔治·哈里森写的《我》;1981年,《花花公子》对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采访,以及巴里·迈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保罗·麦卡特尼:许多年后》。另外,还有两个专门讲述歌曲创作的广播系列节目:1989年在英国广播电台第一频道播出的麦克·瑞德的《麦卡特尼眼中的麦卡特尼》,以及在美国发行的《列侬遗失的磁带》,这是约翰私人珍藏的样本录音,获得小野洋子的许可后,才首次向听众播放。
尽管以上资料提供了详实的信息,但是我还是不了解故事的全部。许多轶闻早已广为人知。我想要采访那些歌曲创作过程中在他们周围的人,或者歌曲塑造的人物原型。我还想寻找那些给予他们灵感的新闻故事,那些他们从中摘词择句的书籍以及激发创作灵感的地方。我甚至想让依然健在的披头士成员们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他们也不了解凯特先生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激发“她正要离家”创作灵感的小女孩身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如果约翰和乔治不将他们的日记、信件和工作笔记公之于众,保罗和林戈也不坐在麦克风前,分享记忆中有关披头士录制的二百零八首歌的点点滴滴,关于这一主题的权威书籍也就无从写起了。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约翰的材料将继续被封存在保险库里,因为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还在世的人,小野洋子认为这些资料过于敏感,不能公之于众。所以说你要是想看健在的披头士成员能够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的话,那个六集的电视剧《披头士精选集》以及附带的所谓披头士“传记”,一定会让你失望的。
这就是编写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或许,它能使我们最近距离地了解披头士是如何施展创作歌曲的魔法的。
史蒂夫·特纳
1998年11月和2005年3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