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蒋廷黻著的这本《中国近代史(1840-1937全本无删节)》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本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中国近代史(1840-1937全本无删节)》,一部对历史充满温情的中国近代史,一部比小说还好看的中国近代史,一部让人读了之后豁然开朗、深刻思考的中国近代史,一部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阅读的中国近代史。
本书既是蒋廷黻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扛鼎之作。摒弃了繁琐的考证和史料的堆砌,蒋廷黻先生以其强大的综合能力将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娓娓道出,既好读,又不失深刻,更能引起人们深邃的思考。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公元1813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人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做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清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竞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
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疾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1852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图湖南。他在长沙遇着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游进攻。他在岳州得着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却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1853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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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到了19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也只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19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19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19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
然而到了19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就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18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19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就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就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40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
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在17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两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19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在19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1878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19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统统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